医疗事故纠纷案一审代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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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事故纠纷案一审代理词
山西鑫华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本案原告当事人的委托，指派我为本案原告王建伟（曾用名王永红，下同）的代理人。通过庭前的调查和庭上的质证、辩论，使我对本案有了清楚的认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二十七条“律师担任诉讼法律事务代理人或者非诉讼法律事务代理人的，应当在受委托的权限内，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的规定，现就本案的事实、被告临汾地区人民医院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发表如下意见，希望合议庭能够予以采纳： 一、原告王建伟在被告临汾地区人民医院外科手术是事实，手术中曾输血是事实，手术后被感染丙肝病毒也是事实 原告王建伟诉称：“1994年10月8日，原告在建筑工地施工时，不慎从二层楼房上摔下，急往临汾地区人民医院骨科就诊。当时医院诊断为“右股骨上三分之一粉碎骨折”，同时查明原告没有肝炎、结核病史，家族中也没有传染病及与遗传病有关的病史。同日下午被告对原告实施手术治疗。进行手术时，对原告输血600毫升，该血由被告的血库提供。” 1、告王建伟在被告临汾地区人民医院外科手术是事实 原告王建伟所在单位临汾市第三建筑安装工程公司第六工程处证明“一九九四年十月初，我处四队队长王建伟（曾用名王永红）在地区广播电视局住宅楼施工中不幸从六米高处摔下，事情发生后，工地上的现场人员及时把他送到了临汾地区人民医院。经检查伤病为大腿骨折，其他一切正常，需马上做手术。经过同意后，由地区医院骨科主治大夫程志功进行手术。” 在庭审中，被告出示的《临汾地区人民医院住院病人手术预定书》术前“病情检查”记录显示：“一般情况可，神智清楚，痛苦面容，右股骨上段肿胀明显，活动受限，局部畸形。” “诊断”显示：“右股骨上段骨折。” “家属或机关意见”显示：“同意手术，段林” “与病人关系”显示：“兄”。 因此，原告王建伟在被告临汾地区人民医院外科手术是事实。 临汾地区人民医院《血库配血单》显示：在1994年10月8日，为王建伟配制“手术用血”600ML。 其中有“瓶号786”，“献血人：李元，300ML”， 其中有“瓶号787”，“献血人：李无，300ML”。 并且，在《血库配血单》上有：“申请人”、“检验人”、“抽血人”三位医生亲笔签名。 因此，原告王建伟在被告临汾地区人民医院输血是事实。 原告自1999年起因病情恶化，曾先后在临汾地区人民医院、界首市人民医院、太原市人民医院、郑州空军医院检查治疗，均被确诊为丙型肝炎。2000年4月9日界首市人民医院的超声申请诊断报告单上明确记载着“HCV4－5年”的临床诊断结果。 因此，原告王建伟被感染丙肝病毒也是事实。 (1)被告医院有病历在，人民法院可以请被告查一下，原告的伤痕和他们说的“王永红”的手术是否一致。 难道在那一年、那一天的那一刻有两个王永红在同一部位，被同一个程志功医生手术？ (2) 在庭审中，被告出示的《临汾地区人民医院住院病人手术预定书》“家属或机关意见”显示：“同意手术，段林”“与病人关系”显示：“兄”。现在，这个为原告王建伟签名的家属“段林”还在。 难道在那一年、那一天的那一刻有两个王永红并且都是有一个名字叫“段林”的姐夫签名后做手术？ (3)2000年9月18日，界首市公安局卫民派出所证明：王建伟，（别名）王永红，男，1969年5月26日，汉族，农业户口。 难道在那一年、那一天的那一刻还有另外一个不是界首市藉贯的王永红在同一部位，被同一个程志功医生手术？ 被告临汾地区人民医院不承认客观事实，在证据面前不低头的做法实不可取。
被告在庭审中出示了一个临汾地区卫生局发放的《献血员检测证》，试图以此证明：当时给王建伟输的血没有问题。 代理人认为，被告的这个证明目的实在无法达到。 第一，被告是如何得到这个《献血员检测证》？被告没有说明。根据《献血员检测证》说明第3条规定“此证要随身携带，不得转借他人。”可见“转借他人”的这个证是无效的。再说，被告多年没有和这个持证人联系，又不知道持证人的行踪，被告是怎么样得到这个《献血员检测证》的？其中有隐情！ 第二、这个《献血员检测证》的姓名是“李武”。 临汾地区人民医院《血库配血单》显示：在1994年10月8日，为王建伟配制“手术用血”600ML。其中有“瓶号786”，“献血人：李元，300ML”，其中有“瓶号787”，“献血人：李无，300ML”。 并没有“李武”其人为原告王建伟献血！ 被告空口无凭硬要把“李元”、“李无”与“李武”说成是同一个人，说成是“仅是一时笔误，两者实际为同一人”实在是没有事实依据，实在是自欺欺人。 第三、被告临汾地区人民医院没有卫生部规定的《采供血机构执业许可证》，没有实施输血应当备查的原始记录，采血记录，献血员体检记录，献血员所献血液的检验合格的记载等等。 众所周知，输血直接关系人身健康。我国法律、法规对此也做了相应的严格规定。《供血者健康检查标准》第1条规定：“为确保医疗和应急用血的质量，保证供血者的身体健康和受血者的安全，供血者每次采血前须进行体格检查”。 根据此规定，被告应对献血员的献血情况做详细记载，并保存献血员所献血液是否合格的原始记录。但是，被告没有这样做。被告在采集此份血液时，未按卫生部的明文规定对献血者作必须进行的项目检查，而仅凭献血者《献血员检测证》，就认定其符合献血条件并进行采血，此种行为是严重违反操作规程的违规行为，留下了危害患者身体健康的严重后果。现被告并不能证明此份血液不带有丙肝病毒，故被告应对所产生的后果承担民事责任。 本案这种情况应采取什么样的归责原则及举证责任如何承担？从表面上看，本案似乎应采取一般过错归责原则来确定被告有无责任。但按一般过错归责原则，原告需要举证证明的，不仅要证明被告的采集行为违规，而且还要证明该份血液确带有所感染的丙肝病毒，这在实际上是根本不可能的：一方面，输血后并未马上引起不良后果，现场实物根本不可能予以暂时封存保留，以备检验；另一方面，输血后，从患者血液中根本就查不出所输血液，所输血液与患者本身的血液已经融合一起。所以，按一般过错归责原则要受害人承担举证责任，对原告即受害者是极不公平的，法律上不能将对受害者不公平的救济方法强加给受害者。 三、本案案由：人身损害赔偿是正确的 患者术后输血感染有关病毒，并不属医务人员对患者进行诊疗护理过程中的过失所直接造成。医院所备血液，通常是通过采集程序事先采集的，血液是否合格，是采集人员的责任范围；即使是临时采集，也是采集人员应请求采集后供医务人员对患者使用。再者，血液采集后一般需要制成血液制品后供诊疗中使用，医务人员是通过用血申请程序向血库或有关管理者调用、领取，医务人员只负责审查领取的血液制品是否符合所需血型、规格等，并不对血液制品本身进行化验、检查。所以，因血液本身带有某种病毒，造成患者输血后感染该种病毒，是采集中的过失所造成，而不是医务人员对患者进行诊疗护理过程中的过失所直接造成，此不属《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上所称之“医疗事故”，当然就不应适用该《办法》所规定的处理原则和程序进行处理。 综上所述，原告在被告处因输血而感染的丙肝病毒事实清楚，由此所造成的人身、精神损害显而易见，其所承受的各种痛苦自不言表。对此事件，被告一直不能证明自身在采血、输血过程中没有过错，因此应该推定其输血行为与原告所感染的丙肝有因果关系，对所造成的损害后果理应承担赔偿责任。 以上意见，请合议庭合议时予以采纳。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