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术并发症”不等于医院免责

发布日期：2026-10-09 作者：刘荣广律师

“手术并发症”不等于医院免责
云南天外天律师事务所刘荣广律师
一、案件摘要
本案系黄某某与A医院、B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由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在州医学会已作出“不属于医疗事故、属于手术并发症”的不利鉴定结论情况下，患方代理律师另辟蹊径，通过医疗损害司法鉴定成功翻盘，最终在鉴定意见仅认定医方“次要责任”的情况下，推动一审判令医院承担80%的赔偿责任，二审予以维持，实现了患方权益的最大化保护。
二、案情回顾
患者黄某某因“左侧腹股沟疝”入住A医院外二科，同日接受“腹腔镜下左侧腹股沟疝补片修补术”。主刀医生为B医院普外科主任崔明，系受A医院邀请前来会诊手术。
术后，黄某某出现左侧阴囊残留疝积液并感染、左侧附睾炎等并发症，先后辗转于A医院与军区医院之间多次住院治疗，累计住院141天，出院后医院建议休息累计734天，身心遭受严重损害。
州医学会作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认定本案不属于医疗事故，属于手术并发症。这一结论对患方极为不利，几乎等同于宣告医院无需担责。然而，代理律师并未止步于此。经申请，司法鉴定中心出具法医临床鉴定意见书，认定A医院在诊疗过程中存在术前病情告知不全、与患者沟通不足、并发症预见及并发症出现处理不足等过错，与患者术后“疝囊感染、左侧阴囊包块”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一定因果关系。这一司法鉴定意见成为本案翻盘的关键。
三、代理困境与策略选择
接受委托后，代理律师面临的首要困境是医学会已作出“不构成医疗事故”的鉴定结论。在很多医疗纠纷案件中，患者误以为只要不构成医疗事故，医院就无需承担任何责任，因而放弃维权。但实际上，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与医疗损害赔偿属于不同的法律轨道。根据《民法典》第1218条的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是否构成医疗事故并非医院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必要前提。这一法律认知成为制定代理策略的基石。
为此，代理律师果断决定不迷信医疗事故鉴定结论，而是向法院申请委托司法鉴定机构进行医疗损害鉴定，重点审查医疗机构在诊疗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过错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果然明确指出医方四项过错：术前告知不全、沟通不足、并发症预见不足、并发症处理不足。这四项过错直接击中了医院诊疗行为的软肋，为后续主张赔偿奠定了坚实的证据基础。
四、争议焦点与法律论证
（一）医方过错与因果关系的认定。A医院抗辩认为，患者术后出现的症状属于手术并发症，是腹腔镜疝修补术本身固有的医疗风险，医院不应担责。代理律师指出，“手术并发症”并非医院的免责金牌——并发症是否可预见、是否可避免、出现后是否及时妥善处理，才是判断医院是否存在过错的关键。鉴定意见恰恰证明医院在并发症预见和处理两个环节均存在不足。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七条，医务人员未尽到与当时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法院采纳了这一意见。
（二）责任比例的突破——从“次要责任”到80%。本案最值得称道的成果，是在司法鉴定意见仅认定医方“次要责任”的情况下，一审判令医院承担80%的赔偿责任，远超通常“次要责任”（20%-40%）的范围。代理律师着重论证：医方过错覆盖术前、术中、术后全流程，术前告知不全直接剥夺了患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并发症处理不及时导致损害扩大，且患者本身并无过错。一审法院最终采纳上述意见，认定患者无过错，判令医院承担80%责任。二审中，A医院虽抗辩比例过高，但因其未提起上诉，二审基于“不告不理”原则维持了80%的认定。这充分说明：责任比例并非完全由鉴定意见决定，法官仍享有自由裁量权，律师的充分论证可以有效影响法官心证。
（三）会诊手术的责任主体。主刀医生崔明系军区医院普外科主任，受A医院邀请前来手术。患方上诉主张军区医院应承担连带责任。但二审法院认为，崔明系受A医院邀请，程序合法，行为发生在A医院内，应由A医院承担责任，军区医院不担责。这一认定符合医疗会诊制度的法律性质——邀请会诊的，邀请方医疗机构是诊疗行为的责任主体。
（四）误工费与精神损害抚慰金。关于误工费，黄某某主张应按制造业平均工资计算、误工天数计算至二审开庭之日，但法院认为734天有医院休息证明为据，工资应按实际平均收入计算，未采纳上诉主张。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3万元的请求，因黄某某未提交伤残等级鉴定，未能证明损害达到严重程度，一审、二审均未支持。这一结果提示：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则上需以构成伤残为前提，诉讼中应同步申请伤残鉴定。
五、判决结果与胜负手分析
回顾全案，本案能在不利局面下实现逆转，关键有三：第一，司法鉴定是翻盘的核心武器。在医学会鉴定“不构成医疗事故”的情况下，正是通过医疗损害司法鉴定，将医院过错具体化、证据化，为法院认定医疗损害责任提供了专业支撑。第二，80%的责任比例是本案最大亮点。在鉴定意见仅认定“次要责任”的情况下，通过充分论证医院全流程系统性过错、患者自身无过错等理由，成功说服法官突破鉴定意见的责任比例建议。第三，医院未上诉是结果稳固的重要保障，二审维持原判进一步巩固了胜诉成果。
六、办案启示与总结
通过本案代理实践，可总结出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代理的几点重要启示：
其一，要打破“医疗事故鉴定迷信”。很多患者一听到“不构成医疗事故”就放弃维权，实际上《民法典》实施后，医疗损害责任的归责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是否构成医疗事故并非赔偿前提。患者完全可以通过医疗损害司法鉴定主张权利。
其二，过错点要抓准、论证要具体。本案鉴定意见将医方过错具体化为四个方面，每一项都有对应事实和医学依据，使法官能够清晰认识医院问题所在，而非停留在“手术有风险”的笼统抗辩上。
其三，责任比例的裁量空间值得充分挖掘。鉴定意见中的责任比例只是参考，律师应从过错程度、原因力大小、患者自身因素等多角度充分论证，争取更高的赔偿比例。
其四，赔偿项目的主张要合理、举证要充分。误工费、护理费等必须以扎实证据为基础。本案误工天数734天获支持，正是因为有医院出具的休息证明；反之精神损害抚慰金未获支持，则是因为缺少伤残等级鉴定。
其五，外院专家会诊手术的责任主体要准确锁定。邀请外院专家来本院手术的，邀请方医院是诊疗行为的责任主体。起诉时应将邀请方医院列为被告，避免因被告主体不适格导致诉讼拖延。
综上所述，本案是一起典型的“从不利到有利”的医疗损害责任纠纷胜诉案例。它告诉我们：在医疗纠纷案件中，即使面临医学会鉴定的不利结论，只要选对路径、抓准过错、充分论证、用足证据，患方仍有很大的维权空间。作为患方代理律师，我们的职责就是在法律框架内，最大限度地维护患者的合法权益，让过错的医疗机构承担应有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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