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因未明，过错难逃医院仍需担责

发布日期：2026-10-09 作者：刘荣广律师

死因未明，过错难逃医院仍需担责
云南天外天律师事务所刘荣广律师
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中，患者死亡后是否尸检，往往决定死因能否查明，进而决定过错与死亡后果之间因果关系的认定。本案的特殊之处，正在于患者死亡后未行尸检，先行委托的鉴定机构更以“死因不明”为由拒绝受理。面对这一不利局面，我们作为死者家属的代理律师，将主攻方向转向诊疗过程本身：通过病历审查、字迹鉴定与医疗损害鉴定的组合运用，最终锁定医方“未尽转诊告知义务、抢救不力、病历书写不规范”三重过错。两级法院在因果难以查明的困局下，仍判决医方承担30%赔偿责任，患方获赔10万余元。这一结果，为“无尸检不等于无过错、死因不明不等于不能追责”提供了生动的实践样本。
一、案情回放：喉疾旧患，命殒基层卫生院患者李某某早年因交通事故致颈部、鼻部受伤，先后在A医院行气管切开术、喉气管损伤修复术，后转B医院治疗，并因病情复发多次住院，遗留“喉肿物切除术后、术后气管狭窄、肺部感染”等基础疾病。2月21日，李某某因病情加重入住C卫生院，诊断为喉肿物切除术后、术后气管狭窄、肺部感染、慢性胃炎，入院后予抗炎、护胃、扩张支气管、祛痰等保守治疗。
2月25日11时30分，李某某突发气促、痰阻，全身大汗淋漓，口唇面色青紫，呼之不应，这是典型的气道梗阻危急征象。卫生院立即抢救并拨打120，A医院急救人员12时30分到场参与，但12时40分，李某某仍抢救无效死亡。经医保报销后，患者实际支出住院费用299.52元。
年逾七旬的父亲痛失爱子，女儿痛失慈父。悲恸之余，家属委托我们代理维权，起诉索赔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102万余元。
二、多重鉴定：死因不明下的过错锁定（一）初次鉴定受阻。案件进入诉讼后，经双方协商，一审法院选定A司法鉴定中心鉴定。6月15日，该鉴定中心函告：因李某某死亡后未进行尸体解剖，无法就死亡原因及医疗损害进行鉴定，不予受理。死因不明，成为横亘在患方面前最大的障碍。
（二）调整策略，双线并进。我们没有就此止步，与医方协商重新选定B司法鉴定中心，同时申请三项鉴定：其一，对入院申请单、住院患者不得外出离院知情告知书上“李某”的签名进行笔迹鉴定；其二，对输液及特殊用药记录单是否存在涂改进行鉴定；其三，进行医疗损害鉴定。后两项针对诊疗行为本身，意在表明：即便死因不明，医方过错仍可被独立查明。
（三）鉴定意见锁死过错。B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两份鉴定意见书，为本案奠定胜负基础。关于诊疗过错，意见书明确指出：C卫生院诊疗过程中存在过错——一方面，依其医疗服务能力，该院不具备环切吻合术及内镜下气管支架置入术的能力，应当建议患者转至具有相应能力的上级医院进一步诊疗，但入院病情告知书中未见相应告知及转院建议；2月24日主任查房时虽建议患者转院，亦未见患者签字确认，构成过错。另一方面，2月25日11时30分患者已出现气促、痰阻等气道梗阻征象，应立即吸痰解除梗阻，但院方迟至11时40分开通第二条静脉通道时才实施吸痰，抢救不力，构成过错。尽管因未尸检、死因无法明确，鉴定意见对因果关系“无法判断”，但医方过错已被白纸黑字固定。
三、病历审查：从字迹与涂改中寻找破绽本案的另一条战线，是对病历真实性的逐页审查。依据《病历书写基本规范》（卫医政发〔2010〕11号），病历应当按照规定的内容书写，并由相应医务人员签名。我们在病历中发现多处疑点：2月22日的部分医嘱单缺乏医师及执行护士签名；病情告知书等材料上医师签名处仅有未取得医师资格证的“李某”签名，其资质存疑；更为关键的是，经笔迹鉴定，输液及特殊用药记录单时间栏“09:50”系由“10:00”涂改重描而来——抢救记录被“提前”了十分钟，病历被动过手脚的痕迹暴露无遗。
病历是医疗纠纷诉讼中最原始的“现场”。《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二十五条要求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按规定填写并妥善保管病历资料。本案中，病历涂改虽未直接触发《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二十二条伪造、篡改病历资料推定过错的规定，但该瑕疵与鉴定意见相互印证，最终成为一审法院认定医方“未按规范填写病历材料”、构成第三项过错的重要依据。至于李某的身份问题，法院经审查认为其系住院医师，在主治医师指导下开展医疗活动符合法律规定，未予认定违规；但病历规范层面的过错已然成立。
四、一审攻防：三重过错与责任比例之争庭审中，双方攻防集中于两个问题：医方是否存在过错？责任比例如何划分？我们主张：医方明知自身不具备相应医疗能力却不履行转诊建议义务，面对气道梗阻的危急征象处置迟缓、抢救不力，病历又存在涂改，三方面过错叠加，足以使其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医方抗辩称：其多次联系家属要求尸检，家属拒绝，因果关系无法认定系患方原因所致；转院建议系患者拒绝；病历瑕疵不构成过错。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医方在诊疗活动中确存在三方面过错；但李某某死亡后未行尸检，过错与死亡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无法确认，且该不利后果系因患方不同意尸检造成；综合医方的过错程度、李某某自身所患疾病及病历材料，酌定医方按30%比例承担赔偿责任。经核算，患方各项经济损失合计345202.22元，其中死亡赔偿金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为256840元（12842元/年×20年），被扶养人生活费29517元，医方应赔偿103561元，鉴定费亦按比例分担。
坦白地说，这一结果并未达到患方的预期：死亡赔偿金未能按城镇标准计算，精神损害抚慰金、丧葬交通费及误工费未获支持，责任比例亦远低于我们主张的100%。但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在死因无法查明、因果关系无法司法确认的不利局面下，能够通过过错认定撬动实体赔偿，已属来之不易的阶段性成果。
五、二审坚守：穷尽救济，虽败犹荣一审判决后，我们代理患方提起上诉，围绕六个方面全面出击：其一，一审认定李某某生育三个子女有误，实际仅生育一个女儿；其二，家属并非拒绝尸检，而是同意解剖并等待医方安排，系医方拖延错过尸检时机；其三，死者生前长期随女儿在城镇生活，死亡赔偿金应按城镇标准计算；其四，病历书写不规范、李某无医师资格，一审遗漏认定；其五，丧葬交通费、误工费及精神抚慰金应予支持；其六，医方过错足以支撑100%赔偿责任。
二审法院经审理，将一审“李某某生育三个子女”更正为“李仕云生育三个子女”，纠正了事实笔误；但对于城镇标准、责任比例等核心主张，二审认为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死者生前居住生活在城镇或收入来源于城镇，且一审责任划分符合法律规定和查明事实，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结果虽未能改变，但一审阶段为患方争取到的30%赔偿责任最终生效，医方的三重过错、病历涂改等关键事实亦经两级法院确认。对于家属而言，亲人之死终于“有据可查、有人负责”。
六、律师点评与维权启示复盘此案，我们有以下几点体会，愿与遭遇医疗纠纷的患者家属分享。
其一，病历是医疗纠纷诉讼的第一战场。从委托之日起即应尽快复印、封存全部病历，逐页核对签名、时间与涂改痕迹。本案正是从输液记录单上一个被涂改的数字入手，撬开了过错认定的大门。
其二，尸检是一把“双刃剑”。家属面对尸检建议务必审慎：拒绝尸检，可能因死因不明致因果关系无法认定，大幅压缩赔偿空间；同意尸检，则可能查明死因、锁定因果。本案的教训正在于此——若尸检及时进行，以医方存在的多重过错，责任比例有望显著提高，赔偿结果可能截然不同。
其三，鉴定机构的选择与鉴定事项的设定至关重要。本案初次鉴定因未尸检被退回后，我们通过协商更换机构，将字迹鉴定与医疗损害鉴定并行推进，才使过错认定成为可能。专业的鉴定策略，有时比诉讼本身更能决定案件走向。
其四，应当理性看待赔偿预期。在死因不明的案件中，法院多综合过错程度、患者自身疾病等因素酌定赔偿比例，全额赔偿的争取需要更充分的证据支撑。医疗纠纷的代理，拼的从来不是情绪，而是证据的完整与专业的坚持。
医学是有风险的学问，但风险不应由患者独自承担。当诊疗过错遭遇死因不明，专业代理与扎实取证，仍是患者家属手中最有力的武器。愿本案的经验，能为更多在维权路上迷茫的患方家庭带来方向与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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