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指南机制

量刑协商的双方都需要一个最低限度共识的标准——量刑指南。正如美国的辩诉交易一样，理论上的假设前提是“交易双方都能精准地校准交易条件，以反映事实、证据强度以及定罪可能性的细微差别”。[6]量刑指南成为辩诉交易的制度基础。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同样需要一个量刑指南。司法实践对于常见罪名的量刑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惯例和规则，例如盗窃案件的量刑主要是根据盗窃数额大小计算相应的刑罚；贩卖毒品案件的量刑主要根据贩卖毒品的数量计算相应的刑罚；危险驾驶案件主要根据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来计算相应的刑期。美国辩诉交易的发源地马萨诸塞州，毒品案件的量刑也在实践中形成一种惯例，刑期主要取决于毒品的重量：14克（1.5盎司）3年，28克5年，100克10年，200克15年。[12]荷兰检察机关也有类似的量刑指南，即具体求刑准则（ DevelopmentNational Guidelines Criminal Prosecution），因其荷文缩写为Polaris，与英文“北极星”名称相同，故又称为“北极星准则”，供检察官起诉求刑之参考。[37]针对每一个案件设置量刑点，比如盗窃自行车有10点，盗窃汽车有20点，人身伤害有7点，有其他如累犯、使用武器等会增加量刑点，有犯罪预备等情节会减少量刑点。这些量刑点转换成刑罚，比如一个点相当于22欧元的罚金，或者1天的监禁等。[27] 　　近年来，我国进行了量刑规范化改革，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出台了《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和《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二）》，对23种常见罪名规定了量刑指南。但是存在以下问题：一是上述量刑指导意见都是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之前的，没有将认罪认罚从宽作为独立的预防刑情节考虑；二是幅度过大，过于粗放。三是这种指导意见的制定主要是法院的“独角戏”，检察机关和律师没有深度参与。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背景下，应当及时对量刑指导意见进行修订，主要修订的要点：一是将认罪认罚作为独立的预防刑情节，使之成为调节宣告刑的重要因素。二是形成与“分类精准”模式相适应的“分类精准量刑指南体系”，基准刑、起点刑的设置应当采取精准程度与案件轻重难易程度相对应分类模式。三是针对单位犯罪的认罪认罚，应当企业合规计划纳入量刑因素。[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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