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国新贸易保护主义和法国大罢工看国际劳资关系治理
2009年1月28-2月1日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又在瑞士小镇达沃斯开幕了。温家宝总理关于中国信心和世界责任的演讲爆棚，批评美国的消费模式和金融监管，提出5点建议：建立多边贸易体制，建立国家金融新秩序和国际金融救助机制，加强根据金融监管，保护发展中国家利益，加强全球问题合作。卡塔尔、瑞士和新加坡三个小国共同提出全球治理方案。呼吁全球合作成为主流声音，但是经济学家则担心危机导致的贸易保护主义将严重影响新兴经济体。1月29日美国众议院新通过的8千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包含贸易保护主义条款，即规定计划中的所有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必须购买美国的钢材等原材料和设备。钢材出口美国占40%的加拿大首先反对，欧盟贸易代表也表示强烈反弹。而1月30日法国多个城市爆发250万人的大罢工，公务员、教师、国企工人、私企员工共同抗议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只救企业，要求增加工资、提高居民购买力。
与发展中国家呼吁全球合作相反，世界领袖美国唱起贸易保护主义的反调；与各国民众支持政府刺激企业的政策相反，素有社会主义传统的法国工人却认为化解危机须从社会公平做起。个中原因，需要深思。这就提出一个问题：世界自由贸易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劳工是否具有不同的利益？答案无疑是肯定的。
本次全球经济危机源于美国次贷危机，直接原因是美国部分住房贷款人不能按期偿还贷款。进一步的原因是金融业疯狂追求高额利润而降低风险控制水平，所以人们要批评美国金融监管不足、金融资本贪婪和人民过度消费。但实质上，全球经济危机的真正原因是房地产等资产价格过高、劳动者工资收入相对太低，是全球范围内的劳资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的一次显示。须知，次贷危机是由金融机构为那些收入没有保障的低收入群体提供房贷而无法按时还款所导致的。问题是，金融机构为什么要违背常识去放贷呢？政府为什么放松监管呢？消费者为什么敢超前消费呢？原因可能有四：其一，政府鼓励房地产快速发展，希望居者有其屋，以提高全民福利和经济总量；其二，房地产业自身为不断追求市场占有率和利润，而不断增加生产和提高价格，并促使金融机构提供信贷支持；其三，金融机构自身也在追求高利润和快速发展，需要开拓新的客户群，即使存在风险；其四，美国人民超前消费是基于经济发展的信心，并认为只有不断增加市场需求才能吸纳生产供给，从而维持经济的高速运转；其五，购买房屋是一项投资而非消费，用来自住的个人投资者本身希望房屋保值、增值，而企业、富裕的个人投资者或投机者更愿追求高额利润，所以共同推动房价越走越高。以上四个方面的决策都是基于一个共同的判断：经济将一直保持高速的繁荣性增长，那些低收入群体将有望在经济发展中增加收入，提高购买力。但是，如果低收入劳动者群体收入增长的幅度大大低于房地产价格的增幅，以致他们根本无法按时偿还高额贷款，这就必然导致整个产业链条断裂。我们知道，发达国家大城市的房地产价格一直居高不下。这也成为中国房地产业主张高房价的国际依据。应当看到，高房价对于那些占有一国80%财富的20%的少部分富人是能够承受的。但是，这部分人不可能无限制地购买房子。房地产业要继续拓宽市场，必须也只有面向中低收入群体。尽管每个已经购买房屋的人都希望房价走高，但是，如果按照惯性仍然维持甚至提高已经很高的房价，结果必然是滞销、住房信贷不良。这其实是市场中的既得利益者与未来利益获得者之间的公平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国、英国乃至我国，都出现过一方面是大量商品房空置，一方面是房价仍然居高不下，普通劳动者很难承受的局面。表面上，压垮金融机构这个“骆驼”的是低收入劳动者群体这棵“稻草”，实质上，这次全球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是畸高的资产价格和畸低的劳动力价格——工资所导致的经济严重失衡！是全球范围内劳资关系矛盾的又一次集中体现。
因此，各国解决全球经济危机的根本出路可能是给过高的资产价格降温，使其维持在一个合理的、公平的市场利润水平，而不是让企业家、投机者一夜暴富，这或许是世界社会主义的前兆。在此意义上看，如果各国目前经济刺激计划真如经济学家和政府领导人所担心的那样难以奏效，则法国工人的意见反而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目前度过危机的首要措施可能不是如各国现在这样以大幅增加工业投资为主，也许由各国政府共同引导企业降低现有资产价格，消化现有商品存量，能够使停滞的经济运转起来。美国国会对于政府数千亿美元刺激经济计划的争论和法国百万大罢工，都说明各国国内对目前的政府救市计划存在争议，后者并非无懈可击的最优或次优选择。美国8千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所展现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和法国大罢工，其实共同表明了一个基本问题：发达国家对于全球自由贸易进一步发展的目标是保护和提高本国人民的就业和福利，而不是企业家的利润、外国的出口利益和外国劳动者的就业水平。
笔者一向认为，世界自由贸易与各国劳工的福利水平即劳动法水平并非完全的正相关关系，而是一对矛盾。资本的流动青睐于劳动力成本低的国家，所以贸易和投资繁荣的地区并非是劳动者福利高的地区。十九世纪以前的世界自由贸易是西方资本主义大幅扩张时期，输出的主要是产品，而输入或掠夺的则是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而20世纪以来的世界自由贸易则是发达国家企业投资外流，国内进口大幅增加。当20世纪70年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全民福利水平大幅提高以后，国内购买力旺盛，超前消费模式形成。而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利润大为降低，于是纷纷前往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国家，形成跨国公司，并大量进口外国产品。久而久之，发达国家的劳动者的高工资、高福利必然难以为继，因为工资刚性使得工资福利水平难以降低，结果只能是企业外流，国内出现大量自愿性失业。而这恰恰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在发展中国家大量引进外资和出口产品之时，他们的工人忍受外国资本家的残酷剥削，但是换来的是原来没有的工资收入，国家获得了税收，本国企业则获得了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因此，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所得，正是发达国家的人民所失，而世界劳工的所失，正是世界资本家的所得。所以，目前发达国家的劳工反对全球自由贸易的呼声一直没有停止过，在每年世界贸易组织的会场外都有各国劳工的抗议活动。
当然，我们应当客观地看待这一世界范围内的劳资关系矛盾。任何国家，没有企业和资本的投资，不可能产生劳工。农业和小商品生产主要产生自我雇佣者而非劳工。因此，劳资关系本质上就是现代工商业生产关系。既然如此，劳资双方就是互相依存的利益攸关者，谁也离不开谁。问题是，劳资之间如何分配企业利润？在一个国家这个问题可以很好解决，但是在世界范围内，显然目前还不可能解决。因为各国的发展程度不同，各国劳工的利益诉求自然难以统一。而企业自然是希望劳动力成本越低越好。所以，国际企业界有足够的共识要求各国政府开放市场，而国际劳工组织显然则难以形成有效的行动。因此，各国政府目前采取的经济刺激计划显然是首先有利于企业界的，而不是着眼于劳工阶层。客观地说，这是因为企业更能代表现代生产方式和生产力。同时，从世界范围看，21世纪的世界自由贸易显然对于发展中国家及其企业、劳工最为有利，而对发达国家及其劳工，与19世纪相比，当然不利因素要多些。正所谓30年河东30年河西，这是世界经济均衡发展的必然过程。当企业和资本按照惯性不停地向劳动力更低的国家寻求超额利润时，只要存在这样的利润空间，这种发展将不会停止。即使世界要越来越多地承受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等问题。资本主义最终必然要使各国达到接近平均的富裕水平，在此期间，它必然降低发达国家劳工的工资水平，而提高发展中国家劳工的工资水平，直至两者大致平均。此时，全球企业和资本的利润，也就达到了平均利润。至于以后再如何发展，则必然是有新的偶然因素打破了这种平均，造成新的巨大差异，从而使发展延续下去。可能的因素就是环境和气候问题所反映的自然资源枯竭和新自然环境形成，环境保护技术、气候和空间研究将是21世纪后半期世界经济的新的增长点和新的就业领域。
因此，在世界资本主义的滚滚车轮下，国际劳工组织和发达国家惟有教导发达国家的劳工放低身段，重新变得勤俭、吃苦耐劳，才能维持本国经济的正常运转和消费的持续。当然，从各国自身的利益出发，发达国家必然要优先保护自己人民的利益，保护本国企业和广大劳工阶层的利益。因此，贸易保护主义必将盛行。应当看到，新的贸易保护主义主要是为了保护发达国家劳工的既得利益，同时可能因此影响到发展中国家提高劳工福利水平，以削减发达国家企业外流和进口外国企业廉价产品的外在诱因。这自然会降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因此，未来的世界贸易体制必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就劳工、环境问题进行讨价还价的过程。这也预示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将更多地追求人文和环境品质，逐渐脱离资本原始积累的血腥、罪恶和非人性。这与中国2007年提出的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不谋而合。无独有偶，美国总统奥巴马新近也提出把环保技术和新能源作为今后的研究重点。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这场全球经济危机提醒中国，国民经济不能过度依赖出口，不能过度仿效外国高昂的资产价格；同时，全球化经济互相依赖，中国需要增加国际对话，在全球经济秩序中积极发挥作用。就中国而言，经济危机在2008年上半年已经波及中国，而到下半年影响更加严重。危机的表现是出口下降，工业产品市场需求减少，工业和出口加工企业开工不足或者倒闭，就业岗位减少，大学生、农村剩余劳动力面临失业威胁。但是，应当看到，中国的危机与美国不同，是次生性的，是由于经济过度依赖对美出口。因此，这次危机对于中国其实蕴含很大的历史机遇，就是使中国多年来反复提及的改变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终于有可能付诸实施。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涉及的主要方面之一是劳动力就业问题，即大学生和农民的就业。中国的劳动力就业问题具有独特性。一是中国教育体制和大学扩招问题，一是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
先说大学生就业和教育体制。我们的教育体制，根本上还是以考大学、培养公务员为主要导向。从一个国家人才培养和使用的层次性来看，从一国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来看，这显然是不符合实际需要的。培养那么多大学生，需要国家、家庭和个人支付很高的财力和机会成本，还要提供相当的就业岗位。而一个社会对公务员和其他管理类高级人才的需求总是少数。同时，这样的教育体制把没有考上大学的人视为劣等生，根本不重视善加培养和使用，结果是使社会的中等、初等专业技术人才缺乏，产品粗制滥造，缺乏技术含量和精工细作。所以，中央现在强调教育体制改革，温家宝总理提出，大学生首先要学会生存。这就是说，中国的教育体制必须是劳动力市场导向型的。不仅是人才培养包括初、中、高等人才的层次和数量结构要考虑到市场需求，而且教育内容或课程设计也应当更多地面向市场需求，不论是基础科学还是应用科学教育，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教育，都应当适时把握当前和未来的热点和重点问题。从扩大年轻人就业的长远角度看，初、中、高等教育应当把培养专业技术、服务业和管理人才放在并驾齐驱的地位，前两者要占到三分之二，管理人才应当少而精。因此，大学应当停止升格和扩招，国家应当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并从高中阶段进行通才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分流。对于目前的大学毕业生，国家除了提供国家机关、国有事业单位、企业等传统就业岗位，还应当拓展到社团组织和城乡基层社区组织，鼓励创业。对于确实无法就业的，国家应当提供失业救济，并根据市场需求进行针对性的就业培训。
再说农民工就业和农村政策。应当说，目前的农民工失业返乡问题，尚没有威胁到农民工的生存，因为他们还有土地收入和房屋。因此，农民的就业问题，主要是农民待遇的改善问题，而非生存问题。这与城市中的大学生就业问题不可同日而语。解决的思路也就截然不同。主要应当是通过发展新型农业、加快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来吸纳农民工就业。我国长期实行城乡分离、工农业分离的二元经济模式。目前来看，这个模式似乎拯救了中国经济，大量的农村廉价劳动力和廉价农产品为中国工商业提供了长足的发展动力。但毋庸置疑，将农村土地和人口硬性分割于城市，使其成为城市发展的铺路石，对于农民的切身利益则明显有失公平。2009年1月，中央政府发布1号文件，大幅提高农产品保护收购价格，促进农民就业，保护农民的切身利益，以期更好地解决新中国60年来实行的工农业价格剪刀差所造成的城乡利益分配不公的制度性问题。应当说，这个政策是好的，思路也是对的。
对于农民工就业更重要的解决措施，是要加快农村的城镇化和城乡经济一体化。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了30年，原来要求农村、农民无条件支援城市和工人“幸福生活”的农村低福利、廉价农产品和城乡分离的户籍管理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了，因为这既不公平，又将中国经济的整体规模主要局限于少量的大中城市。中国众多的农民有个必然的、不可遏止的愿望和要求，就是成为现代生产方式中的城市工人。这正是中国下一步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城乡一体化。这就涉及到我国对农业和农民的定位，对此必须清醒、科学。虽然中国农村无论土地还是人口，在整体经济结构中都是比例最高的。但是，从世界上看，农业产品的附加值，相对于城市的工业产品，总是很低的。因此，单纯依靠农业提高国民经济总量，客观上看是不可能的。即便是拥有大量耕地的美国农业，也不是经济的重心，还需要国家补贴。只能说，农业虽然是基础产业，但主要是提供食品，而食品消费和生产，远不是经济的主要方面。因此，农业是个低附加值的、次要的、食品基础产业。而劳动力就业是和现代工商业经济密不可分的。因此，农民要就业、增收、致富，绝对不能单纯依靠农业，更不能长期把大量农民封闭在农村和人均占有率极低的农业土地上，而必须实行农业产业化、土地集约化，这就需要将一部分农业工业化，延长产业链，生产高附加值的农产品；将一部分农村建成农场或城镇。因为农民数量众多，现有城市根本不可能大部分容纳，只能容纳很小的一部分。大量的农民，必须在小城镇或大城市的卫星城中居住和工作。同时，中国的新农村建设可能不同于日、韩，后者毕竟人口、土地规模很小。如果不能改变农村交通封闭、公共设施落后、商业和文化贫瘠的状况，即使再漂亮的新农村住房，也无法吸引大量农民安居乐业。2009年1月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小组的调查报告称，返乡农民工普遍感到“打工没前途，回乡没意思。”这说明农民渴望拥有自己的城市居住和工作。2008年12月，中央政府决定实行农村土地改革，增大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在一定程度的市场化流转，以增强农村土地集约经营的程度，部分城市已经试点城乡户籍改革，允许农民到城市落户居住。说明中国的农村政策正在逐步转向，有利于农民的农场化就业和到城市落户就业。总之，中国城乡一体化就是主要在农村地区因地制宜建设小城镇和中小城市，使城市居民也可以承包经营农业土地和到农村购房居住，农民也可以到城市落户和工作。而一旦启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则新城市和城镇的道路、房屋等基础设施建设、各种服务业必然大量吸引投资，吸纳大量的农民和城市工人就业。而中国农村城市化建设所形成的大量的原材料、工业制成品和技术进口需求和农产品出口同样会刺激世界经济再度繁荣。因此，农民的就业问题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把总钥匙。所谓“三农”问题，就是农业的现代化问题，是农村和农民进入现代生产关系和劳动关系的问题。
因此，毫不夸张地说，9亿中国农民和农业、农村问题的解决是世界范围内又一次重大的经济发展机遇，将惠及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乃至最不发达国家。当然，中国农民工福利水平的提高，可以增加中国企业赢利的机会，但会降低其利润水平。同时，也可以增加发达国家、其他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劳动者的工作机会和企业利润，但不会提高其工资和利润水平。
总之，当前国际劳资关系既关系到世界自由贸易中的劳资收入分配公平问题，更关系到企业生存、劳动者就业和国家社会稳定等经济和政治问题。今年2月3日，我国人力资源和劳动保障部、全国总工会和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三方共同出台有关文件，首次同时运用三方力量解决企业生存和劳动者就业等问题。这是非常理智的、科学的做法，是对国际劳动法的一次大胆借鉴。值得充分肯定。相信各国政府和人民能够有智慧化解这场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各种严峻困难。（阚敬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