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海权问题的历史反思
发布日期：2003-06-18 文章来源： 互联网
海上军事斗争在近代中国的重要地位
1840年，英国舰队从海上敲开了中国国门，由此拉开中国近代史的序幕。20年后，英法联军再次用坚船利炮突破中国的海上藩篱，然后驱兵北京城。1884年，法国舰队肆行于东南沿海，福建水师惨遭败绩。10年后的甲午战争，更是上演了一幕历史大悲剧，中国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几年后，八国联军的炮舰又迫成《辛丑条约》。此后的中国，更是国门洞开，有海无防；外国军舰在中国的领海和内河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地。
据不完全统计，自鸦片战争后的百余年间，西方列强从海上入侵中国达84次，入侵舰艇达1860多艘次，入侵兵力达47万人。中国由一个完全独立的封建主权国家逐步沦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黑暗深渊。回顾不幸的近代历史，我们不难看到：外敌的不断入侵、特别是来自海上的外敌不断的入侵，成为中华民族历史灾难的直接根源。从一定意义上说，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列强侵略中国的历史，更是一部列强从海上侵略中国并频频得手的历史。
中国近代在海洋方向的奋力抗争
鸦片战争后，一些有识之士对海洋方向的严重危机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并陆续提出了应对之策。林则徐堪称为清朝高级官员中睁眼向洋看世界的第一人。他特别重视学习和引进西方军事技术及装备，大胆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方略。思想家魏源接受林则徐的委托，编撰出一百卷的伟大著作《海国图志》；提出了建设海军海防的一系列主张，开中国近代海防思想之先河，成为杰出的海防思想启蒙家。魏源指出，抵御强敌入侵的上策是要“严修武备”，尤其要严修海上武备，因为入侵之敌主要来自海上。他指出：“夷之长技，一战舰，二火炮，三养兵练兵之法”，主张必须老老实实向西方国家学习；并再三强调：“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四夷者，外夷制之”。
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中国再次落败。清朝有更多的高层人士看到了英法联军海军舰队的巨大优势，于是创建强大海军以御外侮，被列入清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由于中国缺乏工业及其造舰制炮的技术和人才，咸丰皇帝决定向西方购买一支舰队。于是便有了一支挂洋旗的“阿思本舰队”，朝野舆论一片哗然；清政府不得不遣散了这支不伦不类的舰队。在此次付出昂贵的“学费”之后，中国人充分领略了海权在握的西方列强的狼子野心。
19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的“洋务运动”在封建顽固守旧势力的重重环视下，紧锣密鼓地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一大批军工企业应运而生。1866年，在左宗棠再三请求下，清政府终于在这一年批准创办了福州船政局。这是中国近代海军海防事业的第一个也是极其宝贵的造舰育才大基地。但清朝高层内部的思想并未能真正统一，因此海军海防事业不得不在泥泞路上艰难跋涉。
1874年，日本出兵侵犯台湾。此事虽以和谈告终而未开启中日战端，却在中国朝野引起强烈震动并在清廷内部引发了一场“海防大讨论”。其中，李鸿章的《筹议海防折》最令人瞩目，充分陈述了海军海防问题在当时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此后，李鸿章又急切进言呼吁购买铁甲巨舰。但腐败的清政府却不以为然，没有大办海军。1884年8月，中法马江一役，福建水师全军覆灭。战端甫定，光绪皇帝就颁布了“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的上谕。随即海军衙门宣告成立，海军成为国家经制军种之一，近代中国海军海防事业进入了一个发展时期。1888年秋，阵容强大的北洋海军正式组建成军。这是近代中国海军海防事业发展的顶点。
中国近代海军发展迟滞的原因
中日甲午战争，是一场典型的“海军制胜”战争。隔海相望的地理态势，加之启战的日方围绕制海权所制定的作战计划，都决定了海军舰队在这场战争中至关重要的地位。战争结果是中国又一次惨遭彻底的败局。
在战争中，北洋舰队可谓是“兵强马壮”，官兵作战英勇。但不幸的是，它却初受挫于丰岛、再遭创于黄海、最终全军覆灭于威海卫军港，从而彻底铸成中国的败局。中国建立了一支在亚洲乃至世界都令人刮目相看的海军舰队，为什么还是逃脱不了失败的悲惨命运呢？一言以蔽之，中国发展近代海军，从来就不是海权意识的产物，从来就没有与发展海权相联系。
孙中山先生曾对此问题作了精辟的总结。1912年12月，中华民国第一任海军总司令黄钟瑛病逝。有感于当时仍然严峻的海防形势，孙中山先生在其亲笔题写的挽联中发出了“伤心问东亚海权”的时代浩叹。的确，孙中山先生精准地看到中国屡遭外敌欺凌的症结所在——海权。中国无海权则国家无兴盛，甲午战争为之提供了最令人信服也最惨痛的历史教训。
历史进入19世纪以后，世界各国，尤其是沿海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都无可选择地与海洋联系在一起，国家的兴衰荣辱也无可选择地与海军联系在一起。为贸易而向海外拓殖，为拓殖而拼命发展海军；海洋和海军实际上已成为西方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国家战略问题。拥有漫长海岸线的中国，发展近代海军并未能真正看清楚这一不可抗拒的时代大潮，始终局限于对西方列强炮舰政策的一种本能反应，仅仅是一种企图重新关上国门的较低层面的军事防御对策。因此，中国发展海军的整个过程始终呈现出一种“海患紧则海军兴、海患缓则海军弛”的被动、消极和短视的状态。因此在1888年北洋舰队组建成军之后，清政府认为海军已经发展到“用之自守尚有余”，便停止了海军发展步伐，甚至将有限的经费挪用于修缮皇家园林。低层面的思维，使中国近代海军的发展陷入三个无法解脱的矛盾之中。
矛盾之一：中国发展近代海军缺乏经济之“源”。从18世纪到鸦片战争的百年间，清政府的年财政收入大致徘徊在不足四千万两白银的水平上，其中仅田赋一项就占到75—80%之高。百年经济发展的停滞实际上已等于负增长，加之鸦片贸易造成了巨额逆差，使清政府长期处于财政拮据、入不敷出的窘境。因此在鸦片战争期间，钦差大臣林则徐等人所进行的海防振兴事业，极少得到清政府在经费上的支持，全靠自行筹集款项。其来源一是历年洋商捐资的留成；二是动员商人临时捐资；三是向广东省大小官员和民间摊派。林则徐当时深感“筹措经费，实为首务”；其实，他当时的举措仅是很小规模的，但已感到经费上的头痛了。
及至李鸿章具体主持海军发展的年代，矛盾就更尖锐了。此时，西方列强在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完成之后，蒸汽机被普遍采用，海军装备朝着大型铁甲舰方向发展，其经费也与日俱增。1861年，中国购买“阿思本舰队”只需花费白银150万两；而20年后仅购买一艘7300吨级的铁甲舰，其费用就高达182.4万两。清政府向德国订造“定远”、“镇远”和“济远”三舰共需银400万两。这笔经费就是临时多方筹措的。由于经费有限，清政府不得不集中力量先行发展北洋海军。由此可见，一个封建落后国家，在当时是很难搞好海军建设和发展的。
矛盾之二：中国发展近代海军没有政治之“本”。实际上，在大力发展近代海军的强烈军事需求的刺激下，“洋务运动”已逐渐引进了大机器工业，采用了新的科学技术，培养了近代海军所必备的专门人才，使工业、科技、教育都加快了近代化的前进步伐。但封建王朝没能认清形势而抓住时机，进而顺其自然因势利导，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封建王朝在政治上的腐朽和落伍。当不改变生产关系已不能满足生产力发展之需要时，清王朝宁愿限制生产力的发展也不许其越出封建生产关系雷池之一步。它千方百计地“禁海”，限制对外贸易，重农抑商，顽固抵制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竭力维护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在这种情形下，中国虽一度“强兵”在先，但听任“富国”滞后，终不能达到真正的“强兵”；于是，中国海军衰败，海上藩篱尽失，国家日益沉沦，其“自强”、“求富”的整个近代化事业亦终成泡影。
矛盾之三：中国发展近代海军仅仅用之于“防”。清政府在发展海军时全然没有高瞻远瞩的国家发展战略，从来就未从国家需要控制和利用海洋的高度，去作发展海军的通盘筹划。这必然制约着海军的军事战略，因为服务于闭关自守的国家政治目标时，海军只被用于守卫海防，保住疆土；而不需要争夺海权，不需要具备远洋进攻的能力和信心，也不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战略战术。
中国近代海军的起步并不迟于日本，当时完全具有与日本同等的在亚洲崛起的历史机遇。可惜的是，中国的封建统治者没有海权意识，没有为争夺海权而发展海军的意识，而是企图将一个产生并服务于资本主义的近代新军种纳入封建主义的陈腐轨道，企图用代表和体现着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力的坚船利炮去维护濒临死亡的封建主义生产关系。不论19世纪下半叶中日两国的执政者们对海权的重大战略价值是否有共同的认知，但他们在海军战略方面的实践，已最终充分证实和检验出海权的重大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海权这一把无情的时代利剑，决定了近代中日两国截然不同的历史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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