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问题的哲学思考
世纪之交的人类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诸多挑战中，全球问题最为尖锐，也因此最令人瞩目。是否能正确地认识和解决全球问题，将直接关系到21世纪人类的命运。众所周知，全球问题并非特指某一个问题，而是代表一类具有共同特点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内容上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在规模上具有全球性；各种问题之间有内在的联系，相互缠结，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系统；问题本身超越社会制度的差异和意识形态的分歧，关系到全人类的根本利益；最后，这些问题无论在影响力度还是性质上都极富挑战性与威胁性，直接涉及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当今，国际社会异常关注的南北关系、战争与和平、生态失衡、环境污染、粮食危机、资源短缺、人口爆炸、难民、毒品、爱滋病、国际人权与民族主义、国际恐怖主义、宇宙开发与海洋利用等等，都属于全球问题。
方兴未艾的全球问题影响到国际社会的安全与稳定，影响到世界人民的生存与发展，影响到人类现代文明建设的进程与前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今天，无论是处理国际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科技等关系，还是解决国内的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进步等事务，都难以摆脱全球问题的困扰。然而，由于全球一体化、信息化的洪流来势过猛，全球问题的冲击波过大，所以总的来看，当代人类的回应还颇显欠缺。加强对策研究，制定出范围更广、力度更大的应对措施，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这些工作无疑非常重要，但前提是提高对全球问题的认识。换言之，只有在对人类已经认同和习惯的一切行为规范、价值准则、理论政策、思维模式进行全面反思的基础上，从文化内涵与理论高度上把握全球问题的真谛，才能面对全球问题的挑战，把人类现代文明建设推向一个新阶段。
一、全球问题与新发展观
发展问题与全球问题联系最为密切，因此，全球问题的哲学思考首先要求对传统的发展观进行反思。
二战以后，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都忙于经济的恢复和国家的重建，于是发展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共同问题，战后20年也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无庸讳言，该时期国际社会所理解的发展就是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对于挣脱战争灾难、重建家园的世界人民来讲无疑是十分急迫而必要的。但是，正当人们陶醉于经济增长的奇迹时，环境、资源、人口及全球贫困的压力却接踵而至。于是人们在冷静思索后不得不痛苦地承认，增长存在着误区，增长绝不等同于发展，人们必须尽快屏弃增长的狂热，去实现持续的发展。
1.增长的误区
单纯而片面的经济增长存在三个明显的误区。
首先，增长忽视了资源与人口的限制。工业文明的增长观是一种狂妄的、未加限制的增长观，它根本不考虑资源对增长的制约。这种增长观被一种盲目的乐观所统摄，认为物质财富的增长是无限的。然而事实却告诉我们，地球本身是一个体积有限的星球，地球上的资源也存在着枯竭的危险。因此，在一个有限的星球内去企求无限的增长，其矛盾显然是无法调和的。罗马俱乐部第一个报告的重要意义之一，就在于它首次明确揭示了地球的有限性与增长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使狂热增长的世界在震惊之余不得不认真对待这一告诫。
工业文明的增长观不仅怠慢了资源而且忽视了人口。由于物资财富的增长，尤其是这种增长速度一度高于人口增长速度，所以人口对增长的约束作用被掩盖了。今天，世界人口已达57亿，而粮食等基本消费品的增长却难以与人口增长同步，更不要说超过，于是人口与增长的相关性更为突出。当然，世界人口应当稳定在多少，可以稳定在多少，这是一个颇有争议、也亟待深入研究的问题。但不管怎样，有一点是明确的，即对于一个空间与资源都有限的星球来说，一方面人口的无限增长纯粹是幻想，另一方面，人口的过量增长又会导致与经济的增长争夺空间、争夺资源的尖锐矛盾，从而限制经济增长。因此，无论从哪方面讲，人口问题都是增长难以回避的制约因素。
其次，增长造成了灾难性的生态后果。在工业文明中，物质财富的增长是以改造和征服自然为突出特征的。自然空前地人化，改变着它本来的面目。正是在向大自然的胜利进军中，物质财富大大增长，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平空前提高。然而人类对大自然的胜利，同时又是以惨重的生态后果为代价的。人们在享受日新月异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不得不呼吸有害的气体，食用有毒的水、蔬菜、粮食，忍受工业废渣和生活垃圾的侵害，承受噪音的无情干扰。伴随工业化而来的不仅是环境的污染，还有土壤的退化、森林的毁损、物种的灭绝。同时，人口的膨胀也加剧着生态的恶化。仅仅为了满足过量人口的基本生活需要，就不得不过度耕种，过度放牧，过度捕捞，过度砍伐。从而使已经贫瘠的土地更加贫瘠，已经退化的草原更加退化，已经濒危的物种更加濒危，已经毁损的森林进一步遭到毁损，已经紧张的淡水更加紧张。
再次，增长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工业文明的增长观是一种不健全的、畸形的增长观，它把经济的发展，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看作是增长的唯一尺度，至于分配是否合理，就业是否充分，社会是否公平，则弃之不顾。这种增长观导致了两个尖锐的社会问题：
第一，就一国范围而言，由于忽视社会发展目标，所以在不少国家出现了“高增长，低发展”或者“有增长，无发展”的现象。贫富分化严重，经济结构失调，社会矛盾激化。
第二，就国际范围而言，由于忽视了全球协调发展，南北差距扩大，矛盾加深。发达国家利用自己的资金和技术优势，凭借在现有国际秩序中的特权地位，最佳地利用和组织着全世界的生产要素，从而实现着自身的经济发展。而经济实力非常悬殊的发展中国家，在现有国际秩序未得到改变的情况下，往往成为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牺牲品。
2.可持续发展观
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负效应使人们区分了增长与发展，这是走出传统发展观误区的第一步。随着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发展的概念不断得到拓宽和深化。于是，一个崭新的概念——“可持续发展”问世，并经1992年里约热内卢召开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的认同，成为各国解决环境、人口、资源、贫困等问题，提高生活质量，寻求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指导原则。
自80年代初可持续发展概念提出以来，它被从不同角度加以界定，定义达10余种。尽管如此，但至少以下六个方面可以看作是可持续发展观的基本要素。
生态持续。认为可持续发展是“保护和加强环境系统的生产和更新能力”。
经济发展。认为可持续发展是“在保护自然资源的质量和其所提供服务的前提下，使经济发展的净利益增加到最大限度”。
社会进步。认为可持续发展是“在不超出支持地球的生态系统的承载力的情况下改善人类生活质量”，而改善人类生活质量则必然意味着人们平等、自由、健康地生活。
清洁生产。认为可持续发展是转向更清洁、更有效的技术，尽可能接近“零排放”或“密闭式”工艺方法，尽可能减少能源和其它自然资源的消耗。
代际公平。可持续发展承认并恪守新的伦理准则，即由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每一代人在实现自身的需求时，都不要损害后代人满足需求的条件。
文化重塑。可持续发展就是要把人类从唯物质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中解脱出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显而易见，上述六要素展示了可持续发展的自然、经济、社会、科技、文化特性及伦理观，它集中体现了不同于传统发展观的四大特点。
第一，合理开发资源。增长是否存在极限的辩论使人们认识到，尽管人类的发展与进步是一个无限的进程，但人类创造物质财富的活动却是有限度的，它要受地球上客观存在着的资源的制约。因此，在实现发展的历史征途上，人类必须慎重对待资源问题，冷静而科学地制定合理开发、利用资源的战略，切不可被狂热增长的欲望左右。如果仍然无视资源对经济增长的限制，急功近利，忘乎所以，那么不仅难以实现持续发展的目标，而且会把人类经济增长的车轮驶向泥潭。
第二，讲究生态效益。现代发展离不开生态原则。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把发展与生态环境紧密相连，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寻求发展，在发展的基础上改善生态环境，这是当代的大趋势，违背不得。生态失衡、环境污染已对人类的生存造成致命的威胁。因此，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特征是最突出的特征；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要求是最急迫、最深刻的要求。只注重经济效益而不注重生态效益的发展绝不是人类所企盼的发展，因为这种发展不仅损害当代人的利益，而且破坏后代人的生活条件，从而将把人类送入坟墓。
第三，注重社会平等。发展是为了给人们创造更好的生存条件，让整个人类分享物质财富和社会进步所带来的好处。如果日益增加的物质财富仅为少数国家、少数阶层和集团享用，大多数国家和大多数民众所得极少，甚至成为经济增长的牺牲品，那么，就谈不上发展。因此，无论从国际还是国内而言，在增加物质财富的同时，都必须进行社会改革，以实现公平分配和广泛的社会平等。在这方面，国际社会的努力应集中于建立公正的经济和政治新秩序，并制定某些向第三世界倾斜的特殊政策，以尽快改变其贫困状态，为世界的良性发展奠定基础；各民族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应果断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坚决进行产业结构、管理体制、就业政策以及广泛领域的社会改革，反对腐败，抑制特权，最大限度减少社会动荡，实现社会平等。唯有如此，才能获得真正的发展。
第四，倡导精神追求。可持续发展不但要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和实现社会公平，而且要鼓励和倡导人们完成文化重塑的历史任务，为人类的精神生活开辟一个新天地。工业文明以及片面的增长观、自然观，使人类在过度的物质追求中感到压抑、迷茫、痛苦。现代发展应该帮助人类从这种境遇中挣脱出来，恢复精神生活在人类全部生活中应有的地位，否则，它仍然不能与单纯的经济增长区别开来。因此，注重精神生活，树立新的价值，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从而也是保障整个人类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增长与发展、传统发展观与可持续发展观有明显区别，但两者的区别绝非要不要经济增长，而是如何实现经济增长和坚持发展的全面性。任何不加分析，简单反对经济增长的观点，都是对可持续发展观的歪曲。
二、全球问题与新经济观
经济观是对全球问题进行哲学思考时必然涉及的另一重要领域。这里所说的经济观，包括对生产、价值、需求、消费等众所周知的经济概念的基本认识。如果在这些基本概念上因循守旧，那么实施可持续发展和解决全球问题只能是纸上谈兵。
1.传统经济观
传统经济观（也是迄今为止的主流经济观）认为，生产是由一定生产关系联系起来的人们，通过改造自然而创造物质资料的活动与过程。这一认识仅把自然作为生产的对象、征服的对象，忽视了自然的独立地位和在现代再生产中的特殊作用，忽视了生产的基本前提和约束性条件——保护生态环境。
受传统生产观的影响，传统价值观和产值观也存在严重弊端。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抽象人类劳动，这一概念本身无可非议。问题在于是否所有的抽象劳动对社会和消费者都有益，事实作出了否定回答，而传统价值观却忽视了这一重要事实，于是导致那些对社会和消费者有害的抽象劳动得到认可。与此相关，作为一种计算企业、地区、特别是国家经济产出变化的国际通用理论工具——产值，也不加区分地把一切内含价值的产品统统纳入自身的计算范围。至于这些产品是有用还是无用，是合格还是不合格，是有助于生态环境保护与人民健康还是无助于生态环境保护与人民健康则不闻不问。
2.新经济观
传统经济观指导下的人类经济活动，必然造成资源的紧张与生态的恶化，并误导人们踏入片面追求物质享受和高消费的歧途，从而进一步加剧全球问题。正是基于这一事实，新经济观才脱颖而出。
在新经济观看来，现代社会再生产是物质资料再生产、人口再生产、生态再生产和精神产品再生产的统一体。在这个统一体中，包括着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两大系统，生态系统具有毋庸置疑的独立地位，是经济系统的基础。道理很清楚，如果没有阳光、空气和水分，人类根本无法生存。如果没有耕地、森林、海洋、矿产、生物，也就无所谓什么物质资料的生产。因此，人类进行生产活动时，必须充分注意生态再生产的重要性，自觉地把物质资料再生产、人口再生产和精神产品再生产与生态再生产统筹考虑，努力做到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平衡，真正实现社会再生产的良性发展。
新经济观向国际社会公认的“价值”与“产值”概念发出了挑战。按照新经济观的见解，其一，价值存在“有益”与“有害”之分。换言之，并非所有的人类抽象劳动都应当被社会承认与接受，那些对生态和社会产生有害影响的产品中所包含的价值，理应遭到拒斥与否定；其二，产值存在“有效”与“无效”之别。产值以价值作为量度，既然价值存在有益与无益之分，产值自然可以一分为二。一切破坏生态平衡，污染自然环境，损害人民健康，毒化社会风气的产品所标识的产值，应当列入无效产值；真正具备衡量社会经济发展变化资格的只能是有效产值；其三，自然资源具有价值。自然资源虽非人们直接加工制造，但会通过人们的辅助性劳动而追加价值。自然资源也会损耗，应以折旧方式计入价值；其四，自然资源与产值息息相关。确切些说，自然资源的损耗和生态环境的恶化是产值中的负值，在计算总产值时应减去。人们从事环境保护和开发自然景观所付出的劳动计入产值。显然，新经济观对价值与产值的新分析与新解释，将有助于我们在生产活动中更加注重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克服经济发展的虚假性，建立起更加科学的考察和衡量经济活动的指标与体系。
作为新经济观的一部分，新需求观强调被人类淡漠已久的生态需求。生态需求本是人的内在需求之一，但由于空气、水、粮食以及整个生存环境长期都是洁净的，况且这些物质大都不需要付出劳动就为每一个人享用，所以生态需求的独立地位迟迟未被提出。今天，情况已大为不同。一方面，污染已侵入到人类的基本生活物质，人们的生命与健康受到现实威胁；另一方面，随着物质文化生活的日益丰富，对美好自然景观的需求也日渐强烈。所以，生态需求变得急迫起来。联合国在15国进行的民意测验的结果表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不发达国家，87％的民众把减少环境污染看得比提高物质生活水平更重要。事情本应如此。很难设想，人类物质生活愈来愈富足，文化生活愈来愈丰富，但却每天呼吸着污染的空气，饮用着污染的水，吃着污染的食品，生活在污染的空间，这绝对违背人类的生存目的。
在消费问题上，新经济观明确反对不顾经济、社会、生态后果的盲目消费与奢侈消费。它认为现代消费的悲剧就在于，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许多新产品的问世是以增加资源压力、污染生态环境、影响民众身体健康为代价的。同时，产品的低成本又具有虚假性，而正是这种假象助长了浪费和对物品回收利用的轻视。新消费观绝非反对社会消费水平的提高，更不赞同商品的单调化。它提倡节俭，提倡有益于资源保护、环境保护和身体健康的有节制的消费，注重物质消费与精神生活的协调，希望人类能走出消费的误区，获得真正的消费自由。
综上所述，新经济观的核心是突出生态环境保护与生态再生产，强调自然资源价值和生态效益，注重生态需求，倡导有益于资源与环境保护的生态消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说新经济观就是生态经济观。
三、全球问题与全球意识
全球问题所表现的普遍性、整体性、内在联系的深刻性，要求我们用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认识当代世界，这种思维方式就是全球意识。全球意识要求我们，在承认国际社会存在共同利益，人类文化现象具有共同性的基础上，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分歧，克服民族国家和集团利益的限制，以全球的视野去考察、认识社会生活和历史现象。全球意识的立足点有两个：其一，承认人类有共同利益；其二，承认文化有共同性。这两个立足点既是全球意识的核心内容，又是把握全球意识的中心环节。下面，我们就围绕这两个立足点进行阐述。
1.人类共同利益是产生全球意识的客观前提
自从有了阶级并产生出维护阶级利益的国家以来，阶级利益、民族利益就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占了统治地位。但是，超越阶级和民族利益的人类共同利益是一直存在着的，只是在不同历史时期表现得清晰程度、范围大小、数量多少不同而已。例如，国际法就是着眼于人类共同利益的一种法律，它通过确立国际社会各个成员间相互关系的公共准则，来谋求和保持必要的和平、协调、公正。这种相对平稳、有序的国际环境符合所有民族的需要，有利于世界各国的发展。今天，人类的社会生活已紧密到如此程度，以至一国的经济、政治改革，哪怕是一项经济政策，一个政治声明，都会引起国际社会的连锁反应。全球问题把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利益提到更加尖锐、更加鲜明的地步，无论你主观上是否愿意承认，客观的事实却是，不管哪个国家、哪个民族，都不能摆脱全球问题的影响与制约，任何国家和民族若无视全球问题中所内含的人类共同利益的存在，不仅会损害自身，而且要殃及整个人类。
2.人类文化的共同性是全球意识的内在依据
人类的文化现象有共性与个性之分。迄今的人类历史都有着深深的阶级烙印和民族烙印，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超越社会制度差异和民族国家界限的社会生活及其发展规律是始终存在的。这在经济领域表现得最为明显。首先，科学技术本身无阶级性、民族性可言。经济的起飞和繁荣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已被公认为第一生产力。因此，经济落后国家要向经济发达国家学习科学技术，这已成为一个基本常识。其次是管理技术、管理制度方面的沟通。代表现代化大生产的先进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技术并不因社会制度不同而失去其普遍适用性，所以应大胆引进，积极借鉴。
随着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反省和突破，对人类经济生活共性的认识和承认进一步深入到经济运行机制和发展规律上面来。这表现为，其一，承认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其二，承认市场和价值规律在内作用，把市场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这一历史性转变极大地推动了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推向世界市场，从而使社会主义经济与世界经济日益同步。其三，承认市场经济的一系列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运行机制和经济手段不再为资本主义所独有，而变成“共性”的或“中性”的东西，完全可以运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且是经济发展不能忽视的因素。
在政治领域，对超越社会制度差异和民族国家界限的社会现象及其规律的承认远不如经济领域，从而使转变政治思维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毫无疑问，政治是有阶级性的，所以在政治领域，阶级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并没有过时。但必须同时懂得，政治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基本领域，它的产生、发展、活动又有共同规律可循。换言之，政治不仅要求人们从阶级政治的角度去对待、把握，还要求人们从政治现象的整体去对待、把握。这样，我们看到的就不仅是阶级政治中的特殊表现及规律，而且会在对立现象的背后，捕捉、抽象出人类政治生活的共性，从而增强政治活动的自觉性，减少不必要的政治失误和挫折。
人类政治制度的发展具有共性。这里，政治制度是指统治阶级采取何种方式组织政权，以最大限度地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虽然政制也存在一个服务对象问题，但就其本身而言是中性的，可以为不同国体采用。明确了这一点，就不难懂得共和制、代议制、选举制、制衡机制、文官制度等绝非资产阶级国家的专利，而是人类政制长期演化、选择的结果。文明发展到今天，专制的、个人的统治形式显然正在被历史淘汰，共和制已成为人类政制的主导形式。与此相关，作为一种间接民主制，代议制遍及全球，而选举制又是代议制的必然伴侣，它们的存在都内含着事物发展的规律，不重视不行。权力制衡是政制运行的基本机制。权力具有腐蚀性，不加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专制，这是政治发展史上的一个公认的事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权力制衡具有普遍性。文官制度是人事管理的大趋势，它体现了很多人事管理的规律性内容。社会主义国家虽然采用了不同于西方文官制度的称呼，但按职责对公职人员进行科学分类和现代化管理，把竞争机制引入人事管理，用法律明确规定公职人员的地位、职责和义务，这些人事管理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是不容违背的。
政治民主化是政治现象具有共同性的又一证明。政治民主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也是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随着人类的进步，民主只能日益发展。应当承认，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不是更专制而是更民主了，这是文明发展的客观力量使然。社会主义国家同样经历着政治民主化的过程，人民的主体意识日益觉醒，参与愿望日益强烈，要求更多、更直接的了解、管理和解决国家大事的权力。显然，如果不从政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和世界政治的角度去理解、对待民主化，就不可能更自觉地推进这一历史进程。
在狭义的精神文化领域，也不乏令人深思的体现出共性的社会现象。正像不发达国家可以跨过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但不能逾越商品经济一样，它也不能逾越精神文化的特定发展阶段，开展启蒙教育就是一例。只有自觉地加强人们的自由意识、平等意识、民主意识、权力意识、竞争意识，才能挣脱封建主义的文化枷锁，为积极的政治参与和自主活动创造文化前提。同样道理，面对文化的人道主义潮流，我们必须扭转谈人色变的病态，把人的需求、人的价值、主体的意识和作用摆到应有的重要位置。应该懂得，许多思想文化大师，尽管其学说、观点带有不言而喻的阶级倾向，但绝不可因此而忽略他们的理论在人类思想史上的地位。要研究并珍视他们给全人类，而不是仅给某个特定阶级留下的深刻思索。
综上所述，人类文化的共性是一个无法抹煞的事实，任何不带有色眼睛的人都不能不予以承认。当然，承认人类文化的共性绝不意味着要否认文化的个性，文化的阶级性与民族性也是不容忽视的客观存在。正像人类共同利益与阶级的民族的利益往往交织在一起一样，文化的共性与个性也时常相互缠结，表现为共性现象中的阶级内容和民族色彩。这就需要我们立足于全人类的高度思考问题，全面、客观地认识和把握两者的关系，避免偏颇。
然而遗憾的是，在当代世界仍然严重存在着两种偏离正确认识的倾向。一种是把文化的共性绝对化、理想化，忽视不同社会制度对文化发展的制约，忽视不同民族赋予文化的具体特点和形式；另一种恰恰相反，片面强调不同社会制度下文化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特殊性，片面强调国情的特殊性和某些具体民族特点，否认或至少是忽视文化的共性。撇开政治目的不论，这两种倾向都表现出思维的单向性、非辩证性。一般说来，发达国家容易把自身的经验、作法、理论视作文化的共性，而不发达国家则囿于自身的历史传统和社会条件，表现为更注重文化的个性。但问题的关键却是要切实弄清人类文化的一般发展规律，只要是共性，是规律，就必然会在人类的社会实践中为自己开辟胜利的道路。这也就是说，无论是自我标榜还是自我保护，都只能接受实践的裁决。事情只能如此，在没有真正弄清文化现象的共性及其发展规律的条件下，狂妄的自我标榜会导致文化强制和文化侵略；而狭隘的自我保护则可能走上排外主义的道路，以民族特殊性为借口，反对或消极抵制一切已为人类文化的进步所证实了的事物、理论与原则。
四、全球问题与环境意识
在全球问题中，涉及到人与自然关系的环境问题格外令人关切，环境意识正是适应人们认识和解决环境问题的需要而走上当代历史舞台的。所谓环境意识，就是在主张人与自然全面依赖和和谐的前提下，从最优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原则出发，去认识和处理当代人类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的一种思维方式。它包括三方面内容。
1.人类必须充分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全面性，学会尊重自然。
人与自然关系的全面性首先表现为人生于自然，但又创造自然。其次表现为自然哺育了人，但又受制于人。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人与自然的关系已空前地普遍化、深刻化。人不再是自然的奴隶，而自然也不甘当人的玩偶。人与自然相互规定，相互制约，任何试图挣脱自然，严重破坏自然伟大平衡的行为都必将受到自然的抵制和惩罚。同样，任何幻想取消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保持纯粹自然状态的念头也将被文明进步的步伐所粉碎。在尊重自然的前提下，人类无疑会在利用和欣赏自然方面取得新的历史性进展。
2.人类必须改变以自然为对手的逻辑，自觉约束自己干预自然的行为。
现代科学技术赋予人类干预、支配自然的强大手段和能力。当人们不能正确对待这一手段和能力时，就会把单纯地征服自然作为目的、作为乐趣、作为自我满足的途径，从而导致对自然的无情攫取，漫不经心的破坏。全球性生态、环境、资源危机，正是人类以自然为对手，无节制地干预自然，片面征服自然的恶果。所以，尊重生态规律，按照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原则审察、取舍人类干预自然的行为已成为历史的选择与结论。
当然，人类自觉约束干预自然的行为，并不是降低自己的主体地位，向任性的自然低头。恰恰相反，人类从片面征服走向全面协调，从大胆干预走向理智限制，充分体现了认识的深化，从而表明了人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方面，获得了更多的自由。
3.人类必须把保护环境、再生自然视作最重要的责任。
人与自然的全面依赖、相互和谐，内含着一种保护生态环境的神圣责任。全球性生态环境危机把人类推向生存的困境，人与自然的矛盾已尖锐到可能葬送地球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保护生态环境已远远超出改善人们生活状况的一般意义，而上升到伦理的高度。伦理的要求是有理性的人类对自身提出的最高要求，也是最有内在约束力的要求。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当人们摆脱单纯的功利考虑，而对伦理义务和道德责任表示深切的关注时，首先人类会理智地节制自己的物质要求，控制经济发展，从而减缓生态环境危机；其次，人类会慎重、周密地思考每一个干预自然的行动，努力避免对自然新的伤害；再次，人类将自觉地投入现实的保护生态环境、再生自然的活动。总之，只有当人们的意识上升到伦理的自觉时，保护生态环境，寻找人与自然的协调，才会成为指导行为的绝对命令，从而表明这种意识已融化为人的道德责任。
五、全球问题与求同存异、共处竞争意识
如果说全球意识要求我们树立一种观察、处理当代事物的整体观、系统观；环境意识突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解决两者尖锐矛盾，求得两者和谐进化的新思路；那么，求同存异、共处竞争意识则着重强调了人与人的关系，回答了在人类新文明面前，生活在不同社会制度、有着不同价值取向的现代人如何协调、交往、生存与发展的问题。显然，这是一个更为棘手的领域，但也是正确认识和处理全球问题时无法逾越的一个领域。
所谓求同存异、共处竞争意识，就是在承认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取向、经济模式、文化传统、民族特性都具有多样性的基础上，力主不同的民族、国家、政治集团和社会组织相互尊重、彼此对话，用和平与文明的方式处理相互间的分歧，并在坦率的交往和长期的共存中，进行竞争与较量的一种思维方式。求同存异、共处竞争意识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理解和把握。
1.改变对抗性政治思维
首先，全球性相互依赖要求人们承认世界的统一性、联系性。这也就是说，要求人们看到在社会政治生活领域不仅有对抗，有较量，还有共同的利害。因此，对抗与较量必须以不损害共同利益的实现为限度。如果无视世界联系的深刻性和利益的共同性，热衷于对抗，那么势必置人类于不能自拔的境地。其次，文明的进步昭示着人们屏弃激烈的对抗，代之以和平的竞争。激烈的对抗会给无辜百姓带来更多的痛苦与灾难，而这是与人道主义的历史潮流相违背的。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讲，当代的政治对抗正逐渐摆脱兵戈相见的旧轨，变成持久的综合较量。这种较量的结果当然不会简单地以政治纲领、革命口号为转移，最终将取决于综合国力，取决于现实生活中伦理的和价值的感召力。
2.学会妥协、让步
自然界内在的协调是其自身长期演化的结果，而人类社会的协调则要靠人的自觉活动。妥协属于协调，同时又是人有意识实现协调的一种方式。通过相互的沟通、谅解、让步，不同政治主张和价值追求的社会集团或达成某种共识，或暂时搁置分歧，从而保障了社会的相对有序状态。当然，斗争、甚至激烈的冲突总在不断打破相对的和谐，但是如果一个社会总处于斗争、对抗状态，这个社会的发展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正是因为有着协调与妥协，社会才得以从每一次激烈冲突造成的巨大震荡中恢复过来，迈向新的发展的征途。在现代文明阶段，由于世界各国相互联系更为紧密，所以妥协与协调有了更重要的地位。不善于妥协，不注重协调，我们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就难以继续。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我们树立求同存异、共处竞争意识显然十分重要。
3.发展自身，而不是消灭对手
着眼于自身的发展是一种明智的选择。你要发展，别人也要发展，所以当今国际社会就有了发展的竞赛。谁发展得快，发展得好，谁的政治吸引力就大，在政治较量中就处于主动。在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世界主题的新历史时期，不懂得发展自己，却寄希望于搞垮对手；不首先抓好自己的事情，却迷恋于阻挠对手的发展，这种陈旧的意识和战略，只能导致自身的萎缩、停滞不前。
立足于发展自身而不是消灭对手，世界各国就容易找到更多的共识，整个国际环境就较为缓和、平稳。当然，在谋求发展的过程中，由于现有的经济水平、文化条件、历史背景和民族传统的不同，以及在当代国际社会中地位的差异，各国也会发生矛盾，有时甚至是很尖锐的冲突。但是，发展的大前提决定矛盾的解决只能是协调、妥协方式。因为公开而激烈的政治对抗，将为各国的发展设置障碍。
原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7年第5期
蔡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