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我国法律教育现状与成因及弊端（上）

摘要：法律教 育 改革是 我 国法学界 探讨 的一 大热点 问题。而改革的前提务件必然是先找到我国法律教育存在 的问题及成因，并能认识其弊端。我国的法律教育存在着许多问题 ，其中一个积重难返 的问题就是法律教 育不统一 ，如法律教育的构成、类型与性质的 多样化、法律人 才培养的多层次化 、法律教 育办学机构的 多渠道化 、法律教 育办学形式的多样化 。导致 法律教育如此混杂 的原 因是 多方面的，如法律教育的 目标不明确 、法律教 育与法律职业的长期分 离、缺乏兴办法律教育机构的基本资质要求以及经济利益的驱动等因素。法律教 育的不统一，其弊端是严重的，具有不利于我国法制的统一与尊严、有损我国司法的体面与尊严、影响了法律人才的培养质量、浪费了国家有限的教育资源等危害。
 
关键词 ：法律教育 混杂性 成因 弊端
 
　　我国的法律教育肩负着为国家培养法律人才的神圣使命因而“一国法律教育的得失，有关于国家法治的前途” 。诚然，我国的法律教育对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以及法治社会的实现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国的法律教育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其中一个积重难返的问题是法律教育的不统一。本文将从多视角分析我国法律教育不统一的现状、成因及其弊端，以期为探讨我国法律教育改革的方向提供可能的背景。
　　一、我国法律教育混杂的现状分析
　　(一)我国法律教育混杂发展的源流分析。
　　我国真正的近代意义上的法律教育始于清末，而从清末以来的我国法律教育是通过不断移植各种外来法律文化的结果，以致于我国的法律教育从一开始就呈现出混合性与多样性的特色。 l9世纪后半叶，我国最早举办的几所近代大学法律系科(如1895年设立的天津中西学堂 、1898年设立的京师大学堂等)，主要是以英美或欧洲大陆国家的法律教育为蓝本的。l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我国的法学教育主要以学习与模仿日本为主。如 1905年，清政府建立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所法学教育专门机构——直隶法政学堂，到1909年，全国共有法政学堂47所。这样 ，清末的法律教育就出现了大学堂(可以说是综合性大学)的政法科与专门的法政学堂同时并举的办学机构。而这种在大学之外广设法政学堂的体制就是模仿日本法律教育体制的产物，法政学堂无论是课程设置、教材还是师资均深受日本的影响，从而使我国的法律教育更具有大陆法系的特色。⑧
　　民国时期，在北京政府期间(191l—l928)，法学一直是最热门的专业。法政学校以突飞猛进的速度继续得以发展；在法政学校之外，综合性大学的法科也是最热门的专业；此外，自1910年清政府垄断法律教育的局面改变之后，民间法政学校和教会大学等私人法律教育机构也得到了迅速的扩展，如 191年，仅江苏一省就兴办了l5所法政学校。当时具有代表性的私立法学教育机构主要有 191 1年创立的朝阳大学及 1915年创立的东吴大学比较法律学院，且这两所私立大学的教学风格与特点不完全一样，其中东吴大学比较法律学院主要采取的是美国式的法律教育方式，而朝阳大学主要采取的是欧洲大陆的法律教育方式，注重法典的学习。法政学校之所以发展如此迅速，这与北京政府对法律职业资格的规定有密切关系。据北京政府1915的法律规定，司法官、律师成为了一种需要考试的职业领域，但是，它又规定法政学校三年制的毕业生、法政学校的教师执业三年以上的律师可以免试。这一规定，一方面使法律教育与法律职业得以结合，这是其进步的一面，但同时它又使受过法律教育的人享有不经考试而出任候补法官或充当律师的特权这种免试特权就等于使法政学校本身即拥有法律职业资格的许可权。这是当时法政学校得以快速发展的直接原因。除此之外，法政学校得以泛滥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即当时兴办法政学校的规定仅有课程设置的要求，而没有对师资、图书及校舍等作出最低标准的要求。这就为少数借兴办法律教育之名以谋取利益之实之人提供了商机。另外，当时的办学形式也呈现多样化的特色，由过去的公立法学教育机构转变为公立与私立的法学教育机构相并存的格局。蔡元培先生曾经对这种专门学校与综合大学并立兴办法学教育的体制表示过异议，认为“两科毕业之学生服务于社会，恒有互相龃龉之点” ，并提出设立单科法律大学的改革建议(后未被采纳)。
　　介于法律教育的泛滥 ，国民政府于 1929年颁布了《大学组织法》与《专科学校组织法》，规定法律教育机构限于大学法学系(院)和独立学院两种，不得设立法律专门学校或法政大学已经设立的，限期停办。 因而自清末形成的大学法学院(系和法政学校并存的局面得以取消。这一举措，无疑有利于节约教育资源与统一法律教育的最低标准。此后，随着一系列与法律职业和法律教育相关的法律的出台(如《考试法》、《法院组织法》)，司法官的考试成为一项固定的、全国性的制度，从而使法律教育与法律职业得以结合起来，法律教育机构与法律教育体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然而，由于当时对法律教育的宗旨及法律人才的培养标准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位，以致所培养的法律人才参差不齐，且“官场之贪污，政治之勾结，许多造乱之源，常归咎于‘文法”’④，因而后来出现了对法律教育进行了长达十多年的人为过火限制的不合理现象。
　　总之，自清末至新中国成立，我国法律教育从办学层次(大学法学院系与法政学校并存)、具体的办学形式(公立与私立并立)到培养模式(美国式与大陆或日本式)，均呈现出多元化的特色。
　　新中国成立以后，受左倾思想的影响，我国对旧的法学教育体制不分好坏一律加以了清除。与此同时，新中国的法律教育开始“以苏为师”，照抄照搬苏联的模式，并创办了一批专门的法律院校，而且综合性院校也建立了法律系，因而又出现了并存的局面。文革期间，由于法制被严重破坏，法律教育几乎全部被取消。从70年代末开始，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实施以及法制建设的不断恢复与加强，法学教育重新得以建立与发展。大学法学教育的模式与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教育模式有些类似(如招收的对象为高中毕业生，教学内容兼具人文教育与法律教育，教学方法主要为讲授法等)，为我国培养了大批的法律人才。但是，我国现今法律教育最为积重难返的问题是法律教育的不统一，具体体现在法律教育的构成、类型与性质的多样化、法律人才培养的多层次化、法律教育办学机构的多渠道化、法律教育办学形式的多样化。
　　(二)我国法律教育不统一的现状分析。
　　首先，法律教育的构成、类型与性质呈现多样化。目前我国的法学教育是由普通高等法学教育、成人教育、职业培训、职业教育、自学考试和继续教育等同时并举的多种法律教育构成的从法律教育的类型与性质来看，既有学历教育，又有非学历教育；既有学科教育，又有专业教育；既有脱产，又有半脱产和业余教育；既有正规教育又有非正规的教育。
　　其次，我国法律人才的培养层次呈现出多样性。这又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是从法律人才培养的纵向层次来看，我国不仅有法学本科、硕士与博士三个基本层次的学历与学位教育而且还有法律中专与大专的教育；二是从法律人才培养的横向层次上来看，呈现出多头并举、犬牙交错的状况。如在高等法律教育本科阶段，又增设有辅修、双学位、第二学位教育；成人法学教育中包括短期培训、岗位培训、职业培训、专业证书教育、专业继续教育、成人法律专科、“专升本”和“高起本”教育；研究生教育中除法学硕士与法学博士之外，从 19％年开始又新设了法律硕士教育(其中又有非法律专业本科毕业攻读的法律硕士与法律专业本科毕业攻读的法律硕士之分)，另外，还有研究生课程班教育。
　　再次，法律教育的办学机构呈现多样化特色。这也可以从两个层面来分析。一是从横向层次即从兴办法律教育机构的种类来看，既有高等教育机构又有非教育机构，还有行业主管部门与高等院校联合办学的形式。二是从纵向层次来看，上述三种类别兴办法律教育的机构各自又是政出多门的。如我国高等教育机构中兴办法律教育者是多元化的。既有教育部主管的重点综合性大学，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又有司法部所属的法学教育系统，如中国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等五所政法院校；还有行业主管部门与地方所属的高等院校的法学院、系；还有地方政法管理干部学院以及各种各样的民办大学中的法律院、系。据不完全统计，现在全国普通高等法学院校、系已有300多所。我国兴办法律教育的非教育机构的类别也在不断增多。如各级党校设立的法律院系或法律专业、司法机构设立的各级法官学院与检察官学院。行业主管部门与高等院校联合办学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如高等院校法学院与法院、检察院或公安部门联合办的各层次的法律教育。2002年司法部委托清华大学远程教育学院在司法行政系统启动了法律专业”专升本”远程函授教育工作就属于此类型。
　　第四，法律教育的办学形式与招生形式的多样化。其中普通高等法律本科教育主要采取的是全日制的脱产教育；研究生教育主要采取的是全日制的全脱产教育、半脱产教育与业余教育等形式。成人教育的办学形式更是五花八门，主要有普通高校中举办的法律函授、夜大、自考教育、远程教育等形式，独立设置的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政法干校和法官、检察官、律师、公证培训机构以及广播电大、业大与职大等。招生形式同样体现了多元化的特色，除有“计划内招生”之外，还有各种形式的“计划外招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