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明法》与《韩非子·有度》比较?

 “以法治国”盛于今日而源于先秦古籍《管子·明法》篇与《韩非子·有度》篇。前者的措
     
  词为：“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己”；后者的造句为：“故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两者的说法几乎毫无二致。《明法》约500字，《有度》的字数约为《明法》的三倍，而《明法》的500字内容在《有度》篇中差不多都可以找到。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因为《明法》和《有度》有无法割断的内在联系。?
     
  一、《管子》这部书?
     
  要对《明法》与《有度》的“巧合”问题作出解释，须先认识《管子》这部书。?
     
  关于《管子》之人的问题，历代学者差不多都同意《管子》非管仲遗著。如朱熹所言：“《管子》之书杂，以管子功业著者，恐未必著书。”又云：“《管子》非管子仲所著，仲当时任齐国之政，事甚多，稍闲时又有三归三溺，决不是闲工夫著书底人。”(《朱子语录》)朱熹的话实在得很。不过，叶适的话似更有说服力：“《管子》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之书。以其言‘毛嫱西施’‘吴王好剑’，推之当是春秋末年。又‘持满定倾’‘不为人客’等语亦种蠡所遵用也。”(《习学记言》)依叶适的看法，《管子》作于春秋末年，根据是《管子》书中有“毛嫱西施”(见于《管子·小称》篇)、“吴王好剑”(见于《管子·七臣七主》篇)。管仲为春秋初年人，若著书当不能出现春秋末年吴越争霸时的风流人物吴王西施。文种的思想言行流传下来的不多，范蠡确有事物发展到一定条件向其反面转化的观点。但据此能断定的只是《管子》成书应在“春秋末年”之后，而不能断定该书一定成于春秋末年。?
     
  瑞典人高本汉(Karlgren)著有《〈左传〉真伪及其性质》(The Authenticity and Nature of Tso Chuan)一书，以语言变迁诠释“于”字用例，卫聚贤据之而加以研究，断定用作介词与“于”相通，始于战国(《古史研究·春秋之研究》)。《管子》书中往往将“于”字作介词用，如《牧民》篇“错国于不倾之地，积于不涸之食，藏于不竭之府，不令于流于之原，使民于不争之官”、“唯有道者能备患于未形也”、“审于时而察于用”，《七法》篇“不明于则，而欲错仪画制，犹立朝夕于运均之上，摇竿而欲定其末”，又如《明法》篇“不淫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等等，不一而举。可见，《管子》应作于战国时。朱熹也持此说，“其书想只是战国时人收拾仲当时行事言语之类著之”(《朱子语录》)。冯友兰更指出，《管子》所收的文章都是战国时候的“稷下先生”们写的。“稷下的人把它们收集在一起，加以形式上的整理，编辑成为一书，可能如同我们现在某一个大学的学报之类。我们现在称稷下为稷下学宫，有学宫就应该有学报。《管子》就是稷下学宫的‘学报’。因为管仲是齐国最有名的人，所以用他的名字作为这个‘学报’的名字。”(《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至于《管子》的写作年代，冯友兰认为“不能早于稷下学宫的成立，也不能晚于这个学宫的消失。”(同上)
     
  稷下学宫从齐威王立旨“高祖黄帝，迩嗣桓、文”(《陈侯因敦铭》，转引自郭沫若《十批判书》)兴起，至宣王时大盛：“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弟，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至于其消失的时间，并非如冯氏所说“到秦始皇统一以后，这个学宫随着齐国的灭亡而消失了”(《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而应该比这个时间要早一些。公元前286年(齐?B14D王十五年)，齐灭宋，使各国普遍感到不安。公元前284年，燕、赵、秦、韩、魏五国联军在乐毅的率领下在济水以西大败齐军。各国罢兵后，燕国为报先前齐乘燕内乱而入侵之仇，趁势攻下齐的国都临淄，齐?B14D王逃到莒，为楚国派来援齐的将军淖齿所杀。燕军在乐毅的率领下接连攻齐七十城，齐国没有被占领的名城只剩下莒和即墨。莒人拥立隐姓埋名、在莒为人佣作的齐太子法章为襄王，以保莒城；即墨的齐军也推田单为将军，坚守即墨。直到公元前279年燕昭王死后，子惠王新立，齐利用反间计，迫使乐毅出走赵国。田单用历史上有名的火牛阵大破燕军，乘胜收回大片土地。但齐国经过这次战争，损失惨重，国力大为削弱，再也恢复不了强国的地位。在燕军破临淄时，稷下学宫的风流云散也可想而知。虽然《史记·孟荀列传》载“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说明襄王时稷下学宫又恢复，但齐王建九年(公元前255年)“齐人或谗荀卿”(同上)，荀况于是去了楚国，应春申君之邀任兰陵令，此时“田骈之属皆已死”，稷下学宫再也不复往昔名流云集的景况，或许就接近气数了。《管子》书如果不是在稷下学宫“复盛”时初具规模，到这时也应该完成了编辑工作。?
     
  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管子》尚存在着原与今本的区别。原本就是刘向校书前的《管子》，即稷下学宫消失前已定稿的《管子》。今本《管子》即经刘向等编校、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本子。两者的区别在于今本比原本多出了“管子解”五篇(其中《牧民解》已亡失)和轻重十九篇(今已亡失三篇)。“轻重”诸篇经罗根泽、马非百等详细考证，认定作于西汉。“管子解”诸篇列于“轻重”之前，在内容上不限于对正文进行逐句解释，往往借题发挥，抒发己见。以《形势解》为例，与《形势》原文的精神就相当不同，原文有浓厚的道家气息，到解文时这种气息就淡化了，往往显露出儒学的精神。再从形式上来说，“同书为同书作解，又不在一篇之内，这种情况，正从一个侧面反映《管子》非一人一时之作。”(赵守正《管子通解》上)。既然名之为“管子解”，很可能是在原本《管子》产生以后为之作解，到刘向校书时才将它们纳入今本《管子》中。?
     
  二、《明法》在前，《有度》在后?
     
  明了《管子》是怎么一本书之后，我们可以这样说了：《明法》在前，《有度》在后。也就是说，《管子》是“以法治国”的倡导者。理由是：?
     
  (一)韩非见过原本《管子》?
     
  《韩非子·五蠹》：“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愈贫，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王用其力，不听其言；赏其功，必禁无用，故民尽死力以从其上。”?
     
  这里，“商、管之法”与“孙、吴之书”相对，按古人遣词用句的习惯，同时称举的相应是性质相同的一类东西，为避免重复而选用不同的字汇，所以“商、管之法”也就是“商、管之书”。如果说这还只是一种猜测，那么，韩非书中更多次直接地引用《管子》原文，足见韩非见过原本《管子》。?
     
  《韩非子·难三》引《管子·权修》原文：“《管子》曰：‘见其可，说之有证；见其不可，恶之有形。赏罚信于所见，虽所不见，其敢为之乎?见其可，说之无证；见其不可，恶之无形，赏罚不信于所见，而求所不见之外，不可得也。’”?
     
  《韩非子》同篇中还引用了《管子·牧民》的原文：“《管子》曰：‘言于室，满于室；言于堂，满堂，是谓天下王。’”?
     
  《韩非子·难一》篇引用了《管子·小称》中的一段话：“管仲有病，桓公往向之，曰：‘仲父病，不幸卒于大命，将奚以告寡人?’管仲曰：‘微君言，臣故将谒之。愿君去竖刁，除易牙，远公子开方。易牙为君主味，君惟人肉未尝，易牙蒸其子而进之。夫人情莫不爱其子，今弗爱其子，安能爱君?君妒而好内，竖刁自宫以治内。人情莫不爱其身，身且不爱，安能爱君?开方事君十五年，齐魏之间不容数日行，弃其母，久宦不归；其母不爱，安能爱君?臣闻之，务伪不长，盖虚不久。愿君去此三子者也。’管仲卒，而桓公弗行。及桓公死，虫出户不葬。”?
     
  此外，《难一》、《难二》篇中尚有数处内容与《管子》相同者，因同样的内容有的亦散见于《国语·齐语》等史籍，恐怕有人会说：“韩非的素材可能得自《国语》，不见得一定得自《管子》。”故不引。?
     
  (二)《明法》应列于原本《管子》?
     
  如前所述，《管子》书中有列为“管子解”的专题论文五篇，除《明法解》外，其余被解的四篇《牧民》、《形势》、《立政》、《版法》在形式上均属《管子》的“经言”。而“经言”在《管子》中占有独特的地位，许多学者对“经言”持肯定态度，认为其属管仲原著或较忠实地记述了管仲的思想与实践，成书较早，其情形如同《庄子》内篇之于《庄子》。“经言”中的《牧民》、《权修》诸篇也为韩非所称引。《明法》既然在被解者之列，其成文应与“经言”诸篇差不多时候，韩非可能见过。?
     
  再者，“经文”到被“解”的地步，其经过辗转流传久矣无疑，这也可证包括《明法》在内的《管子》书中被解的诸篇成书较早，列于原本《管子》。?
     
  (三)《有度》为对《明法》的阐发?
     
  从《有度》与《明法》的原文进行比较可以看出：?
     
  1?《有度》的文句，其含义比《明法》更明确试以几组文字相比较：?
     
  (1)《明法》：“故有法度者，不可巧以诈伪；有权衡之称者，不可欺以轻重。”?
     
  《有度》：“故审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以君臣之上，则主不可欺以诈伪；审得失有权衡之称者，以听远事，则主不可欺天下之轻重。”?
     
  《有度》明确指出有了法度后，人主就不会被蒙蔽、欺骗。?
     
  (2)《明法》：“以党举官，则民务交而求用矣。”?
     
  《有度》：“若以党举官，则民务交而求用于法。”?
     
  《有度》指出了求用的对象——法。?
     
  (3)《明法》：“然则为人臣者重私而轻公矣。”?
     
  《有度》：“若是则群臣废法而行私重，轻公法矣。”?
     
  “行私重”为“重私行”之误。与《明法》相较，《有度》指出“私”即“私行”，“公”即“公法”。?
     
  (4)《明法》：“故能匿而不可蔽，败而不可饰。”?
     
  《有度》：“能者不能蔽，败者不可饰。”?
     
  《有度》比《明法》多了两个“者”字，意思就明白多了。?
     
  2?《明法》篇的几处漏误在《有度》中被改正。?
     
  (1)《明法》“比周以相为匿，是故忘主死交以进其誉。”?
     
  《有度》“比周以相为也，忘主外交，以进其与，则其下所以为上者薄矣。”?
     
  “相为”即狼狈为奸的意思，法家以国与君为内，非此为外，外交，即私结党羽的意思，若“死交”使不通。而“以进其与”的“与”字即党与、党羽的意思。“以时其誉”的“誉”字有误。?
     
  (2)《明法》：“故交众者誉多。”?
     
  《有度》：“交众，与多。”?
     
  《有度》又将“誉”字正为“与”。?
     
  3?《有度》的文字比《明法》在修辞上更讲究?
     
  (1)《明法》：“是以忠臣死于非罪，而邪臣起于非功。”?
     
  《有度》：“故忠臣危死于非罪，奸邪之臣安利于无功。”?
     
  相形之下，《有度》的“危死”、“安利”比“死”、“起”感情色彩表露得得为强烈。?(2)《明法》：“然则君臣之间明别，明别则易治也。主虽不身下为，而守法为之可也。”?
     
  《有度》：“则君臣之间明辨而易治，故主雠法则可也。”?
     
  《明法》罗嗦、繁杂，《有度》简洁明快，只“雠法”二字便代替了“虽则不身下为，而守法为之”多字。?
     
  4?《有度》中含有《明法》中所没有的阐发性文字?
     
  《明法》：“威不两错，政不二门。”?
     
  《有度》：“威不贷错，制不其门。威制共，则众邪彰矣。”?
     
  5?《有度》比《明法》多出带有三晋学派特色的一些文句。?
     
  如前所述，《有度》约1500字，字数比《明法》多出三倍。除起首一段引齐、楚、魏之事，以阐明“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的观点外，《有度》末尾一段则强调“峻刑所以遏淫外私也，严刑所以遂令惩下也”“法不信，则君行危矣；刑不断，则邪不胜矣”“法不阿贵，绳不绕曲”“刑过不避大夫、赏善不遗匹夫”“厉官威民，退淫殆，止诈伪，莫如刑”“刑重则不敢以贵易贱”等带有三晋学派特色的文句。若如郭沫若等《管子集校·明法》篇所断定的那样，《明法》为韩非后学所为，则韩非的后学何以要删除最能体现他们祖师爷的特征，乃至可作为其标识的文字??
     
  在他的前后，在他所处的那个百家争呜的大时代，曾出过他的前辈或同志如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以及《管子》的作者们——齐法家等。若无“申不害言术而公孙鞅为法”(《韩非子·定法》)，韩非的《定法》何以写定；若无认定“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御贤者”(《慎子·威德》)的慎到，韩非的《难势》从何“难”起，“法”、“术”、“势”三驾马车齐发的“法治”构想何以产生?我们不该在看到“集大成者”韩非之时而无视韩非身后的申、商、慎等。同样，我们也不该因《管子》之书“杂”而贴上“无系统的类书”的封条存入《伪书通考》了事，信手将“以法治国”首倡者的绶带挂到韩非这根“最高的枝条上”，抹煞齐法家或“稷下先生”们的“功德”。这与“实事求是”该是相背的，对不曾以名传世的《管子》的作者们也是不公平的。? 
  金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