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皇帝的问题——时代的命题？

亚北
  
  在黄仁宇著《万历十五年》（三联书店1997年版）中，有如下一段话：
  
  “1583年春，适逢三年一度的会试。按照传统，皇帝以自己的名义亲自主持殿试，策文的题目长达500字。他询问这些与试举人，为什么他越想励精图治，但后果却是官僚的更加腐化和法令的更加松懈？这原因，是在于他缺乏仁民爱物的精神，还是在于他的优柔寡断？”（P23）
  
  这就是万历皇帝的问题。用这个问题质问中国近现代史甚至当今的局势，仍不乏意义。
  皇帝想从自身方面寻找原因，这说明皇帝并不缺乏仁民爱物的精神。万历皇帝确实优柔寡断，但他的优柔寡断也并不完全由自身性格所致。按黄仁宇的分析，皇帝的权力，并不像我们通常所想象的那样，是绝对的，皇帝更多地是出自一种制度的需要，是一种象征，甚至于是一种装饰或摆设，国家真正的主人是成熟的文官体制。当然，皇帝也还是有所实用的，其任务就是在官员们的“争端无法解决时作出强制性的仲裁”（P90）。黄的分析说明万历皇帝的优柔寡断还在于他的力所不逮。
  对中国古代政制做如此分析并不仅限于黄仁宇，还可见于其他，比如钱穆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写道；
  
  “中国自秦汉以下，依法制言，是王权相权骈立并峙的……像路易十四所谓‘朕即国家’之说，在中国传统意见下，决难认许。”（P25）
  
  但这种分析即便正确，也还不能直接解决万历的问题。或许应有所补充，即皇帝的励精图治破坏了社会中业已存在的双重平衡：
  1、官僚体制内部的利益分配平衡。这种平衡是一种腐化的平衡，其利益的源泉主要为在皇帝钦定的税之外由官僚们制定的“费”（常例、火候等）。当然，官僚们事实上也可以得到法定的厚禄（这里不存在社会财力的问题，由费转为税不损社会财力），但这一方面与官员的道德形象相抵触（唯低禄才可见道德），另一方面，费转为税也有损皇帝的道德权威，且不论法定的厚禄是否可以遏制官员的贪婪这一额外风险。在此，皇帝的道德权威是与官僚的腐化相辅相成的。历史上的农民革命由反皇帝到反贪官的发展是佐证。
  2、社会上下层的期望平衡。社会上层——官僚体制运作的重点在于防范下层的暴动及其他细小民族的犯事；社会下层——百姓虽然寄希望于清官治国，但从来都不拒绝自己家族中的贪官给自己谋的福利，反过来看，官僚体制内官员的腐化符合甚至出自某种社会期望。野史中，由十年寒窗而致飞黄腾达的故事比比皆是，由十年寒窗而做清官的故事少有所闻；同样，没有哪一个贪官在历史剧像秦桧那样面目可憎，像和珅那样的贪官在现代剧中居然还面目可爱，这些可作旁证。在此而有社会上下层的期望平衡：官僚体制的腐化只要在其临界值内，如果说不是整个社会所期望的，也是整个社会默许的。
  我不是治史的，以上的分析不免猜测，也未必是对万历皇帝的问题的有效回答。要有效地回答万历的问题，肯定需要各科学子的共同努力，尤其需要法学家们的共同努力，因为万历的问题“本质上”是法律问题（在现代语境中尤其如此）。通观《万历十五年》，万历问题在当时之所以不得解决，系因“本质上”是法律的问题却处在一种道德语境中：
  
  “我们的司法制度极为简单，缺乏判决争端的根据。即使是技术上的问题送交御前请求决定，也要翻译成道德问题，以至善或极恶的名义作出断语。”（P84）
  
  纯粹技术上的问题在社会治理中是很少存在的，因为问题是由谁提出的、为什么提出、怎样提出的、是否潜含答案等很难不与道德关联。如果缺乏某种中介，纯粹技术上的问题转化成道德问题在道德化的语境中实属必然。今天看来，这种中介正是法律，唯法律联系着技术与道德这两极。
  从法律的角度看万历皇帝的问题，该问题尤其具有历史穿透性。比如，贺卫方倡导“具体的法治”，其实法治都是具体的，但为什么“具体的法治”不能运行于现实还需要倡导？原因可能在于我们或多或少还处在一种道德化的语境中，法律是道德或与道德相关的他物的从属。
  万历皇帝的问题的重要性不仅在于问题本身，还在于问题提出的方式。我不知道其时的与试举人们是如何回答该问题的，也不太清楚现在的学子会怎样回答该问题，但若能比较研究这两种历史情境中的回答，无疑有助于洞察历史之嬗变。
  那么，当时与试举人们的命题作文会不会成为当今时代的命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