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孝子杀母案

今年1月，一多年照顾瘫痪母亲的新莞人杨云(化名)，因承受不了失业与经济困难双重打击，在绝望中持菜刀砍向自己的母亲，然后自杀。经发现与抢救后，杨云母子二人目前均已伤愈。（东莞日报4月2日报道）

简单的案卷记录，无法呈现出被告人作案时情绪的哀愁、动机的悲戚；弑母的人伦悲剧之后，原本的孝心、被告人与被害人的亲情更可谓覆水难收，提及苦泪两行。然而作为法律人，我们必须跳出个案理性看待；但作为社会个体，我们又如何去面对被告人羁押、被害人无人照料的司法次生问题？法律所维护的群体正义与个案悲情此刻形成了矛盾，变成纠结之源。


然而，悲情不可逾越法条。从法的指引作用而言，逾越法条不诉的背后，必然导致错误示范下的复制、模仿甚至歪曲，今日孝子在经济压力下可以杀母，那明日自然可以弑父，那遗弃无能力抚养的小孩更不应被追究责任，这显然荒谬；从法的强制作用和评价作用而言，逾越法条处分，将弱化法的强制性和教育性，产生不客观的衡量和评判，最终不利于惩戒犯罪行为，最终反致社会成员安全感缺失。


回归案件本身，被告人故意杀人罪的定性是准确的，但其具有犯罪中止、自首的法定从轻、减轻情节，而且尚未发生严重的危害结果，因此对其可以降格适用3年以下有期徒刑甚至缓刑。然而细观此案，被告人并不符合对其不诉的条件：其一、其犯罪行为不能定性显著轻微、更不能说“不认为是犯罪”；其二、该案不属于“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并具有公诉必要性；其三、该案也不符合刑诉法第十五条关于不诉的其他条件。进而言之，听证意见即便统一要求不诉，也并不能成为法律上对其不诉的理由。


抛开案情，公众不妨将对被告人的同情转为对被害人的捐助、扶持，以及呼吁社会对类似情况进行人文关怀。而对被告人的法律惩戒，我们可以等、可以盼，但是绝不可用同情助其逾越法律的边界。尚且，若被告人被判处缓刑，在其不违反相关规定的情况下，依旧能够享有自由并能够继续履行对被害人的照料义务。由此，我们不应将情与法一味绑架，否则势必模糊本应清晰的法眼，造成更多的迷茫。
广州张德明律师认为，任何人的生命均不同随意被剥夺，连安乐死在我国均不被允许，何况被杀者还是自己的亲人，否则定会受到法律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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