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案例专题----离婚后的经济帮助协议的履行

离婚经济帮助协议在履行中情况变化的处理
　　离婚时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给予适当帮助，属于经济帮助性质，而非扶养性质。经济帮助协议执行中，帮助人丧失经济帮助能力的，人民法院可据实判决终止经济帮助。
　　[案情]嘉定区离婚纠纷代理律师
　　原告史明兰与被告邹益明于1997年再婚同居，2008年10月17日补办结婚登记的同时办理离婚登记，并签订离婚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1，男女双方系自愿离婚；2，男女双方无子女抚养纠纷；3，男方每月付给女方生活费300元。自离婚后至2010年底，被告邹益明均按离婚协议履行给付生活费义务。2011年2月23日，被告邹益明因患病入住医院，经诊断：肺胀一痰浊壅肺症；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脑动脉硬化；脂肪肝；胆囊切除术后。邹益明于2011年3月14日出院，出院医嘱：预防感冒，继续药物治疗，门诊随访。目前，原、被告双方的基本情况是：原告66岁，育有三个儿子，均已成家立业；被告79岁，系退休工人，每月领取养老金1602元，年老多病，育有一儿一女，均已成家立业。被告邹益明基于自己年老多病，每月药费开支较大等原因，即停止对史明兰的经济帮助。原告史明兰诉至法院，主张双方扶养关系成立，被告不但应履行生活费给付义务，还应因物价上涨适当增加生活费，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每月给付生活费400元。
　　[裁判]
　　奉节法院审理认为，扶养纠纷系合法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扶养而发生的纠纷。本案原告史明兰与被告邹益明已经离婚，相互之间没有扶养义务，故双方扶养关系已不存在。但按婚姻法的规定，离婚时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帮助。本案原、被告签订的离婚协议中关于被告每月给付原告生活费300元的约定，其性质应视为被告给予原告的经济帮助。经济帮助的前提，应当是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具有经济帮助能力，如果双方条件都不优越，强行让他方给予经济帮助，有悖婚姻立法确立经济帮助制度之初衷。本案被告现已年老多病，生活相当困难，仅有的养老金已不足以满足其正常开销，确已丧失经济帮助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求被告继续履行经济帮助协议，对被告明显不公平。因此，被告请求解除经济帮助协议的理由成立。就原告而言，其三个儿子均已成家立业，他们既有法定的赡养义务，又有履行赡养义务的能力，因而原告不会因为失去被告的经济帮助影响其正常生活。据此，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民法通则》第五条、最高法院《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史明兰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双方均未上诉，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评析]
　　一、夫妻扶养义务与夫妻离婚时经济帮助之区别
　　夫妻扶养义务规定于《婚姻法》第三章家庭关系中，该章第二十条规定：“夫妻有互相扶养的义务。一方不履行抚养义务时，需要扶养的一方，有要求对方给付扶养费的权利”。从《婚姻法》对夫妻扶养义务的立法本意分析，扶养系指夫妻之间的物质上、生活上的帮助和照顾。扶养以存在合法的婚姻关系为前提，以特定的夫妻关系为基础，以夫妻一方实际存在生活困难为扶养内容，扶养之义务既产生于夫妻关系，又反映家庭成员关系。而离婚时的经济帮助，规定于《婚姻法》第四章离婚中，该章第四十二条规定：“离婚时，如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帮助。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从该条规定可见，此种经济帮助以解除男女双方婚姻关系为前提，以双方先前存在婚姻关系为基础，以一方因离婚发生生活困难为帮助内容，属于公民之间的扶助性质。本案原告所称之扶养纠纷即属此类经济帮助或生活扶助，而不具有扶养之性质。
　　二、本案离婚经济帮助协议应否继续履行
　　本案判决的指导思想很明确，即终止经济帮助协议之履行。笔者分析认为，该判决是正确的，基本理由有三：第一，被告邹益明丧失了继续经济帮助的能力。被告作为79岁高龄之人，兼身患五种疾病，治疗和服药开支较大，每月仅有的1000多元退休养老金，其作为城市生活的居民，在物价上涨状态下，仅支付医疗费用和生活费用已显困难，不可能再去帮助原告。第二，如果要求被告继续履行协议，每月支付原告数百元，则明显加重了被告的经济负担和生活压力，既影响疾病治疗，又影响正常生活，这不但对被告暮年老人明显不公平，而且直接违背经济帮助的立法原则，也与国家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法律规定相背离。第三，原告史明兰作为身体健康的60多岁的农村妇女，年龄与身体条件均优于被告；农村居民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一个健康的有劳动能力的农村妇女，可以依靠土地种植而生活自给自足；原告史明兰的三个儿子均已成家立业，赡养老人是子女的法定义务，且均具有赡养老人的能力。因此，原告史明兰不会因为失去被告的经济帮助而影响其正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