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湘洪们为何总跑在监管之前
令公众疑虑的是,到目前为止,整个事件依旧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杨湘洪为什么要“滞留不归”,是贪污腐败、生活作风还是身体“有恙”?当地党纪监察部门以及其同事上级,之前是否觉察到其思想异动及反常举止的蛛丝马迹?杨湘洪事件之后,当地有关部门采取了哪些举措,来防止类似事件的再度发生。是仅仅停留于收缴官员护照的修补层面,还是彻底反思对官员廉正建设的治标之策?
杨湘洪跑了,而他绝不是吃螃蟹的第一个。有新闻罗列了近年来外逃官员的清单,一连串官员名字,带走的天文数字巨款、令人触目惊心的犯罪事实,都让整个社会感受到公共监管秩序失范的痛楚。外逃官员脱身如此容易,与有关职能监管部门的麻木迟缓,构成了鲜明的对比,让我们必须反思制度监管到底在哪些环节出了问题。与一些外逃官员情节不同的是,杨湘洪是在尚未暴露之际就选择出走。他以决然的主动姿态来放弃一切职务,选择与国家亲人决裂,似乎完全掌握了博弈格局的主动权。
杨湘洪们为何总跑在制度监管之前?一方面暴露出传统的自上而下监督模式,在目前利益纠葛盘根错节、层层保护伞相互勾连的腐败现象中,先天信息不对称、监管权限与被监管权力失衡、“内部人管理”存在利益诱导及逆向选择等一系列难题。另一方面,包括舆论监督、民众举报投诉的通畅渠道并未建立,使得民权主导的公共监管体系难以推进。与相对封闭成型的权力腐败循环而言,社会却呈现分散化的制约软肋,政府的同体监督与社会的异体监督无法资源整合,开放透明的民主监督不能与日益严重的腐败花样同步,权力制约的配套举措迟迟停留于理论而无法落地,导致了杨湘洪们可以轻易地逃离。
杨湘洪们为何总跑在制度监管之前?其中的反问就是制度监管不能总落在杨湘洪们之后,必须形成以舆论监督、民权保障、人大问责等多维一体的完善监管体系,方能避免杨湘洪们不断得逞于一时。(毕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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