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躲猫猫”事件的标本意义

　　说到底，人们之所以把目光投向监管场所，是因为事件所关涉的利益是公民的基本权利。

　　发生在监所内的非正常死亡事件，“躲猫猫”虽非第一起，却得到了空前广泛的关注。纵观此类事件，之所以备受关注，均得益于其独特之处：

　　场所特殊。或是未决羁押的看守所，或是刑罚执行的监管场所，或是其他拘束自由的矫正或劳教场所，丧失自由的人与看护者都处于一种不对等的权力关系中。而且，管理与被管理之间不具有开放性，容易监督失控。

　　所公布死因有不可思议之处，至少与大众通常认知不一致，与民众极为普通的常识性判断差别甚大。

　　信息公布者都是责任方，是当事者，都与事件有着利益冲突，不符合利益冲突回避法则。

　　事件的鉴定结论都不具有权威性。要么是根据同监舍的嫌疑人出具的证言，要么是似是而非的闪烁其词的模糊用语。

　　监管场所有检察机关的驻所检察人员或巡回检察人员，监督的方式已经从单纯的事后监督向同步监督过渡，在预防环节上甚至达到了事前监督。但在云南警方通报时，我们的法律监督者却没有先行表达自己的声音，也没有提供独立的鉴定或判断结论，只有警方的自查以及自行通报，这种不符合正当程序的调查机制无疑更让事件增添了许多模糊性。

　　按常识，自认或自证其罪远比否认更为可信，因为，一个理性的人一般不会陈述对自己不利的事实。由此，一味地否认和澄清，如果在他所提供的证据无法获得确信的前提下，是无法被认可的。

　　但查清事实远非我们想象般容易。事件发生具有不可逆转性、不可复制性。因而敏感事件的发生更需要实行一种符合正当程序的调查机制和沟通机制，通过调查本身的正当性来获得结论判断上的公信力。

　　网络民意不可小觑，正是网络的推波助澜，才加速了“躲猫猫”事件真相还原于天下。但同时也要警惕网民意愿情绪化。网民所关注的往往是道德层面问题，而司法专业性很强，要紧紧围绕证据调查和法律适用来展开。

　　网民参与调查应只是非常态的无奈之举。

　　民意只是启动诉讼程序的考量因素，网民的监督只能是司法机关严格履行职责的助推器，而不能视作程序本身。因为，一个常识性的问题是，常态机制一旦失灵，网络民意很容易异化为纯粹情绪宣泄甚至可能被人操控。

　　针对监所发生的问题，司法部对全国监狱看管场所开展安全专项检查、最高人民检察院也对全国检察监所开展监督工作专项检查。

　　集中整治虽有效但也有限。问题是动态的，治乱只是权宜之计，治本决非依靠“毕其功于一役”，要变突击检查为日常工作，变专项检查为长效机制，着眼于制度与机制建设才能收标本兼治之效。

　　立足于刑事司法制度的科学性，解决方案可以归纳为三句话：程序透明、技术中立、法律监督。

　　程序透明从宏观方面上讲，涉及到人民司法为人民的问题。民众参与司法是刑事司法发展的世界性趋势，我国的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都贯之以“人民”，但“人民”如何从纸面和口头落到实践需要更多具体的制度设计。

　　比如当前对犯罪的调查是不公开不透明的，调查的经过与程序在保密状态下进行。“正义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来实现”，任何不公正、不正当、不透明的执法活动，都会使正义的实现蒙上阴影。对应于民众权利意识的勃兴，如果处于缺乏民众监督或体系外监督的情况下，责任方单纯的自我申明无法取信于民。

　　再比如披露案件信息制度化。媒体业的发达必然会导致新闻监督无孔不入。相关单位必须适时向媒体和公众提供信息，澄清事实真相，尽量避免误传、谣传；对某一案件作出解释、表明立场和看法，不能总是等到事态扩大化之后再作补救性的解释———此时公众不信任的墙已经铸成，隔阂将难以弥补。

　　技术中立指要从技术上保障原始证据材料的客观性。如果履行检察监督职责的检察人员可以同步备份监控资料，在事件发生后以独立存储的备份数据予以证明，相信会减少民众对原始证据材料被编辑、篡改或删除的怀疑。

　　法律监督是指作为监督者的检察人员要同步监督、在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介入调查。当前“权力制约权力”和“权利制约权力”已深入人心，让民众的权利和法律监督的权力最大限度地发挥效能，就能最大限度地消除诸如“躲猫猫”事件所引发的负面社会效应。

　　法治体现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没有法治的国家难于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强国。

　　我们完全有理由预言：一个个法律事件必将持续不断地推动中国法治的进程，这也是我们关注典型法律事件的意义之所在。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公诉一处处长  王新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