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教育开始的地方？——对一位中学老师对学生进行“感恩教育”时的观察

 

　　由于一定的原因，笔者能够非常频繁地接触中学老师、以及中学教育的过程以及运作模式，长期的耳濡目染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即在教学的过程中，在开展德育教育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现象：

 

　　众所周知，现在的学生的人文素质，也就是德育素质有普遍下降的趋势，这种状况在中学中表现不是特别突出，但是在大学中就非常强烈的展现出来 [1]。如果我们仔细观察，我们在中学教育中，仍然可以发现一些，比如说，我就发现我们的中学生在日常的学习习惯、生活习惯表现出一种对什么都“无所谓”的态度，而且不知道去理解父母、同学与老师，只知道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评价他人，好像别人对他/她所做一切都是理所当然，非常应该是的，我们只能赞美他们，不能批评他们等等。针对这些问题，我就决定对学生进行一次“感恩”教育，当时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即几乎所有同学都感恩教育中的情景感动，个个学生都争相上台表达自己的“不是”，今后一定要改正这些缺点，有的学生还激动到立即打电话回家向父母表达歉意等。但是，不久我发现所有这些同学就又“旧病发作”，回到了起点，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后来，我有接着举办了几次相关内容的德育教育活动，就发生上面的同样情况。

 

　　其中原委若何或许值得我们思考！但是，在考察之前必须对有关事项做一简单地说明。

 

　　如果我们首先从字面上分析，“感恩”就是“对别人的恩惠怀有谢意 [2]”，“感恩教育”就是要求受教育者在教育者通过一定的手段和形式达致一种上述的能力或感情——其实，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教育只能是一种情感教育，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反映一个人的能力。现在的社会提倡并鼓励学校承担“感恩教育”的任务，甚至可以说是使命，反映了要么整个社会缺乏一种感恩之心，要么学生本来就应该在这年龄段就应该接受基本的“感恩教育”，但是在我看来，我们目前的情况是两者都存在：正因为受教育者在这一年龄段所接受的“感恩教育”“不合格”，其在成为社会成员后就很少有“感恩”之心，使得现在的年轻人具有一种“戾气”的性格。难道仅仅是学校的责任？当然，当今的学校必须承担很大一部分责任，这里的分析就是主要针对学校的“感恩教育”的状况做一简单的分析和论述，期间“参杂”一些对相关因素的评价。但是，如果我们要认真分析感恩教育的行为，还必须明确“感恩教育”中感恩对象之范围问题——我发现几乎没有人对之予以界定——本文中，首先父母，其次老师，再次同学，这对于一个中学生而言，已经足已，不能要求过高；其实，如果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必然不会以往社会其他人，学生的这种迁移能力还是有的，如果他们连这些都做不到，其他就根本不可能做到。

 

　　最后，需要限定的是，本文论及的范围主要是乡镇中学所进行的“感恩教育”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包括县城中学，但城市中学的这种教育不包括在内，因为笔者还没有获得这方面的充分材料和案例，同时笔者也想以中学老师的视角描述。

 

　　二、传统中国的做法

 

　　揆诸历史，可以发现传统中国根本没有“感恩教育”这一说，但见“启蒙教育”（在这一年龄段），根据台湾学者的考察，这种教育大致以《三字经》、《千字文》、《孝经》等书籍作为教育的主体 [3]，以培养一个人具备儒家道德为皈依，其主旨可以用以下来表达：“人不学，不知义”；“首孝悌，次见闻”；从而达致“父子恩，夫妇从，兄则友，长幼序，友与朋，弟则恭，君则敬，臣则义，此十义，人所同”的教育目的 [4]。但是，从刚才的叙述来看，这就是当时的“感恩教育”，如果我们抛开成见，处于一种客观的立场，我们会发现这种教育是成功的，即儒家道德弥散在了帝国的每一个角落，人们对日常生活的儒家道德达成了相当高的共识。且看其中成功之原委，或许可以为我们带来一定的启示，至少可以检视一些我们做得不够的地方，我们不能将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现在的西方，还是多多留意一下中国的传统，有很多值得我们继承的优秀部分：

 

　　传统中国教育主要有四部分，即家庭教育、私塾教育、社会教育以及明理（心性）教育 [5]。在古代的中国，由于农业经济的静止性、经济形式的单一性以及农夫“粘”在了土地上的特点 [6]，交通条件的简陋，人们的活动范围一般来说大致在三十公里左右 [7]，家庭成员们在一起的时间占据了绝大部分的（无论是在劳作还是在休息），个人私人的时间微乎其微，父母对孩子的教育可以随时耳提面命。又则在当时社会是一个着被费孝通先生称为长老统治、教化权力治理的社会 [8]，家长掌握着对子女的一切，包括生杀予夺的权力，他们对孩子的教育是非常有力的。更由于当时的多子多福的传统，家庭中的孩子不止一个，孩子之间形成一定的“竞争”，一个家庭在一定时期内能掌握的资源是一定的，因此存在着“争宠”于父母的现象，孩子在父母的心目中的地位不如当今社会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那样“高”，使得孩子对父母之“命”，通常会“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至少会在形式上很注重。在此条件下的家庭教育相当成功，达致了培养具有朴素观念儒家道德伦理的孩子。这一阶段是儒家道德教育的启蒙阶段。

 

　　孔子言道，“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如果以另外一种方式来解读，即只要具备一定的家庭条件，父母在通常情况下会送孩子进入学校学习，我相信也可以成立，让孩子进入到学校教育阶段。虽然当时的政府也会举办一些学校，比如说“义学”、“官学”等，但是占据绝对性并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就是当时的私塾教育，有“家塾”、“村塾”等 [9]。在私塾中，学生与老师的关系，可用“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天、地、君、亲、师”来反映，虽然在现实生活中或许不会表现得如是严格，也至少可以说明老师对学生教育中的绝对权威地位，老师之戒尺须臾不离也可以表达老师的绝对处置权。如是，加之私塾老师通常是科举考试不举而又熟读诗书之人，此种氛围下的学生被培养成一个具有基本儒家道德的学子来说（即用儒家道德思考的人）会达致的。这一阶段是儒家道德教育的巩固阶段。

 

　　这些学子们最终会走向社会，无论是通过科举而走向社会，还是到进入到其他职业，由于人的流动性很小，社会处于一种“停滞”的发展状态 [10]，他们只要在国家以一种“以孝治天下”和“无为而治”以及“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氛围下，社会就在对这些成年人进行了深刻的教育。这一阶段是儒家道德教育的深化阶段。而对于那些心有余力的人来说，主要是那些士大夫，他们有一个感悟的阶段，即明理教育；他们久经官场，对于官场中的是是非非，人生的起起落落已了然于胸，更能对传统的忠与孝的道德体会弥深，升华了自身的儒家道德的体悟。

 

　　所有这些对于在整体上维持将一个人培养成具备“忠”与“孝”理念的人来说就是充分条件；但是所有这些在有科举考试制度的运作下使得这种教育深入“骨髓”，而且这种资源源源不断，成为了一个和谐的循环，因为在传统中国，往往是以贵统富 [11]，人们不是常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吗——不仅仅以道德号召之，还以利诱之！也就是说，当时的“感恩教育”是非常成功的，不过在这时的教育更多地表现出了一种“道德类型的教育 [12]”。

 

　　三、现状分析

 

　　放眼今天，我们可以发现：在家庭教育中。今天孩子的父母年龄大致都在40岁左右，他们几乎都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下外出打工，常年不在家，孩子们只能和祖父母在一起。祖父母们的世界和现代化的世界相距甚远，很难（也不可能要求其）对未来的社会做出一个有效的判断，其所知所识就是周围的世界（没有任何贬低意义上使用），而科技日益发达，通过各种途径接触到新现象的孩子们在日常生活中的遇到的问题，不一定会得到有效的解释，因此祖父母要么没有能力教育孩子，要么部分即使有能力教育孩子的祖父母们出于溺爱而疏于管教孩子（因为现在有很多家庭都是独生子女了）；也就是说，现在的孩子在家庭教育这一阶段几乎难以达到传统中国教育的那种效果，反而造就一种“放羊式”的家庭教育。

 

　　在社会教育中，这里的社会已经不是一个“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社会，而是在科举的引领下的高速变化的社会，真可谓日新月异。社会价值也日渐多元化，整个社会新的价值标准还没有确立，我们处于社会转型之中，对于这些将要长大的孩子们还真有种无所措的窘境，比如说，现在，手机成为“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商品，加之手机的功能很多，也很先进，而他们使用手机的功能主要就是游戏、聊天、看小说以及听音乐，也没有一个节制（我就经常看见一些学生非常习惯性地拿出手机玩，而忽略手机的基本功能就是通话，而这对于他们来说并不重要），使得手机对于他们而言是弊大于利。进一步说，他们在这种状况下，他们几乎没有时间和机会去思考与反思，只是按着如何让自己更“快乐”的方向“堕落”下去，而且还浑然不觉。这就相当于从事麻将游戏，在游戏中，时间过得非常的快，而自己浑然不觉；但是麻将游戏对整个社会的负面作用容易被认识，而时常把玩手机的危害性是潜在的，在不经意间发生的。也就是说，社会教育虽然仍然存在，几乎成了“形同虚设”。而且更为主要的是，社会价值本身的多元化，很难对这些在具体的日常生活中的“违反”有有力的谴责和教育 [13]。他们不仅仅在日常生活中处于如上窘境，而且还由于在日常工作的压力中失去思考和反思自己德行的时间和空间，也就是说他们不能对自己进行经常性的“心性教育”。

 

　　对他们而言，就只剩下了学校教育了。我们的中学学校教育能够完成对学生的“感恩”教育吗？从进入中学学校教育前看，还有这些学生在家庭教育中养成了生活和学习习惯的“自由散漫”；从现代社会教育的性质来看，现代社会主要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工商社会，培养人才的教育由以前的道德教育型教育转变为了以“知识技能”为主的教育 [14]，“感恩”的道德教育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从高考的视角来看，由于一句略带夸张，但是又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定事实的话，即中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中国的高考虽然在进入一所大学已经变得不那么难，但是要进入好的学校、名牌学校其实还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这种现实让我们的中学教育几乎也变成了一种考试之技术，我们很多老师很难将素质教育（包括了感恩教育）带入课堂。也就是说，我们的中学教育在处理道德教育（包括感恩教育）与知识技能教育时，后者成为了主体，前者成为了点缀，偶尔的“感恩”教育无法改变他们在中学前所养成的习惯和观念。因此，笔者在本文开头所描绘的现象，即在进行“感恩”教育时，所有的学生突然认识到自己很多的不足，忽略了我们基本的传统文化之道德，“发誓”要改变这种现状，要学会感恩，对自己的父母，老师以及同学等等；但是没过几天，他们全又故态复萌了，好像“一夜回到了解放前”。

 

　　也就是说，当今中国学生的’感恩”教育的重任要放在学校教育，特别是中学教育中实现，在上述的机制下很难有较大的作为，几乎是一种“独木难支”的局面；当然，我也不是说，我们中学教育在感恩教育上已经做到尽善尽美了，不需要改进了，他们出现的问题所需要承担的责任全部有别人承担！

 

　　四、对策

 

　　然而，我们又不能熟视无睹，“坐以待毙”，眼睁睁看着我们的下一代就这样“堕落”下去，即只有知识技术而没有人文素质的人才；此人才如果要危害社，则更为剧烈，我们的“感恩教育”就是减少这种可能性发生的机率，而将可能发生的学生转变为对社会有用的公民。

 

　　我们应当如何出击呢？我们可以求助往吗？根据前面的叙述，照抄全搬是不可能的，现在社会是一个高度流动的社会，资讯传播非常迅速的时代，这是我们行为的最浓重的“国情”，因为你让现在广大农村学生的父母留在家庭以教育孩子的可能性很小；社会多元化已经形成，学生们的“小错”不断往往引不起我们的重视，而且即使注意了，就真的可以把握了吗 [15]，也就是说，当前的社会制约对目前学生的“感恩”教育往往是无能为力的；市场经济下，而且还会更加市场化——我相信这种趋势不会变——所有人的生活节奏会越加迅速，几乎没有人再“日三省吾身”，不是不想，而是没有时间想。

 

　　最终，我们只能期冀学校教育。然我们的目光不能局限于学校教育，而且我们中学教育者不能局限于中学教育，应该将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大学教育放在一起考量或许更有针对力：中国的现代化已经不可能再仅仅具有中国因素的现代化，而是具有中、西因素的现代化 [16]，申言之，现在中国的学生要在社会中立足不仅仅需要具备中国传统的素质，还应该具备西方可以在中国社会扎根的一些技术、文化，特别是现代化的科技。要达致这种状态，首先要分清楚什么时间、阶段学习哪些，不能学习哪些，循序渐进，方能有得，否则就是邯郸学步，东施效颦。

 

　　前已言，中国传统教育更多的是道德型教育（这往往需要一生的时间，不能毕其功于一役，更需要分阶段），现代西方教育主要是知识技术型教育（这往往会在大学时才开始的，但是中学阶段的基础也是必须的，主要是物理、化学、数学等）。现在我们来观察中国的教育机制：依据中国现行的教育体系，主要有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和高等教育（其实，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高等教育就是大学本、专科教育）。在我看来，小学教育主要就是一种启蒙教育，即识字教育，在识字的过程中接触到一些基础的文化；中学教育就已经超越了识字阶段，进入到学习各门学科，要求具备基本的素养阶段，以为大学中的技术教育打下基础，但是我们能在中学教育中完成大量的技术教育和西方文化教育吗，在这时或许应该“中学为体”，西学为补充，甚至点缀（学习到最为基础的数理化知识）；进入大学时，我们的学子们大约18岁，就要以技术教育为主，同时强化人文教育（包括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在毕业时，他们要以技术作为谋生的手段，而道德教育更多的表现为自己心性的体悟了，不可能在一个多元的社会同一要求了，但是如果有前面的教育（主要指道德教育）是扎实的，有效的，我们还会担心他们工作以后的道德问题吗？

 

　　从上，我们可以发现，由于大学（本、专）教育主要是一种技术教育，同时要担负一定人文教育的强化，已经任重而道远；作为中学教育和小学教育或许主要的任务就是完成传统文化的教育，不仅仅提高他们的文字素养还要提高他们的道德素养。但是所有这些都不能一次完成，最好能“润无细无声”，同时要有持续性而不是点缀性，让中学成为了纯粹技术教育的预科班。然而，根据我的观察，小学在启蒙教育上，在传统文化上做得不成功，他们仅仅完成了识字，而没有完成启蒙，这些又必须放在中学教育完成，其实是一种文化的“补课”（当然，如果我们在中学没有完成这一任务，就会在大学中“补课”，不仅仅是小学的，还有大学的；如果在大学没有完成，就完成人文教育，包括“感恩”教育就几乎不可能了，或许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窘境）。如果求诸往的话，在启蒙教育和道德教育上，传统中国运作得非常顺畅与和谐。笔者最近将中国的《三字经》、《百家姓》与《千字文》以及《孝经》、《四书》等启蒙教育书阅读一遍，发现这些儒家启蒙典籍对于培养一个具有基本道德，养成“感恩”理念很有帮助（不过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以《三字经》为例，其不仅仅让我们认识1145个字，还包括了如何读传统文化典籍，以及阅读的先后顺序，更是将中国历史的概况做了大纲式的介绍，更有古人如何发奋读书的故事，而且读起来还朗朗上口，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背下来；如果以此长期教授，学生受益不仅仅是文字能力的提高，而且也是身心修养的提高，至少在我的心理已经达致了与以前不一样的体悟。况且，《三字经》、《百家姓》与《千字文》在传统教育中大约是1年的时间，其共2500多字，而根据现在小学的体制，大约也是这种状况；当然在中学阶段，我们必须将这些补起来，而且还必须增进至少《论语》——其在文字上也非常简单，完全适合中学生学习。

 

　　如果以此为基准，能够作为一种制度运作，假以时日一定会有不少收获，甚至可能蔚为大观；但绝不是恢复以前，传统文化的回归其实也是文明的创新 [17]——此时的“君”虽然称之为再来，但是仅仅是形式上的，在内容上已经有了很多变化。

 

　　五、结语

 

　　然，说了这么多，其实都是针对老师的，我们老师必须自己先要具备“感恩”之心，人文道德素养，这样才能感染学生，否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孔子有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因为在中学教育、小学教育阶段，他们是一张“白纸”，我们在上面怎么写，他们就是什么！当然，这种对老师的要求也是“苛刻”的，要达致目标，老师必须付出很大的努力和艰辛，因为根据我自己的教育体验，我们在传统经典教育上都是不足的。我们又拿什么来鼓励、激励老师去完成这“教学计划”以外的工作呢，这将是一个有意义的话题，其涉及到如何实施上述论述的问题。不过，不是这里的主题，以后有机会在谈！

 

　　如果不能改变这种状态，我们的大学教育会一直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下去；如果我们想减少今天中国天天发生的新、奇之事——我们不是一直感慨，年年怪事有，今天特别多嘛——就从中学教育重视吧。

 

　　或许中国的大学教育才有所进步，还不要说有希望！

【作者简介】
蒋志如：四川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宪政制度、司法制度与诉讼法理论。

【注释】
[1]针对中国大学生的人文素质的缺乏已经严重影响到中国高技术人才的培养，这直接关系到中国在今后的国家竞争力，引起了中国高等教育界的高度重视，在2006年以此为主题举办了第一届中国文化论坛。具体内容请参阅甘阳陈来苏力主编：《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
[2]王则堂等编：《新编字典》，新疆亲少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128页。
[3]张伟仁：《清代的法学教育》，载于贺卫方编：《中国的法律教育之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2－153页，以及153页的注释7。
[4]请参阅刘宏毅：《“三字经”讲记》，海南出版社2007年版。
[5]同上，第11页。
[6]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7]苏力：《道路通向城市》，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4页。
[8]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4－68页。
[9]张伟仁：《清代的法学教育》，载于贺卫方编：《中国的法律教育之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1页。
[10]参阅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郭大力等译，上册，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65页。
[11]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8－30页。
[12]刘宏毅：《“三字经”讲记》，海南出版社2007年版，第11页。
[13]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4－127页。
[14]刘宏毅：《“三字经”讲记》，海南出版社2007年版，第11页。
[15]参阅苏力：《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5－57页。
[16]可以参阅费孝通：《江村经济》，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0页。
[17]参阅甘阳：《如何避免“自宫式”的现代化？》，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3772，载学术中国网；最后访问时间2007年1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