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想二十世纪上半叶之中国政治领导人

 

　　自从鸦片战争以来，直至1901年的八国联军侵华结束的70年间，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国人最终达成一条共识，即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传统社会的治理机制已经捉襟见肘，新的治理手段必须找到（对此的论述可以参阅：萧功秦：《儒家文化的困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以此为目的，中国人必须不断地向西方学习，即使到现在，这种状态仍在持续，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就是一批又一批的留学生的出现，数量庞大，仅仅以到日本学习的人为例，“粗略估计，从1898－1911年间，至少有2.5万名学生跨越东海到日本”（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李仲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8页）；而且，如果以整个二十世纪为观察对象，则远远超过这一数目。

 

　　但是，令我们惊奇的是，在二十世纪里，治理中国的实际领导人并没有在他们之中产生；反之，其产生的背景几乎——如果将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与上述留学生进行比较的话——都是“清一色”的对“西学”没有深刻认识之国人。其中原委若何——比如说，孙中山为什么虽然在中国近代史上地位崇高，却从未成为中国的实际领导人，为什么有人说孙中山不是中国人？（参阅李敖：《孙中山研究》，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6年版）——以及对我们有什么启示，或许这是我们应当思考的地方；需要说明的是，笔者这里的考察仅仅从知识的视角观察，即从其人生所受的教育和政治实践经历所获得之知识构成（随之而来的是，这些知识在思维方式的变化）去分析与考察。

 

　　一、孙中山的“失败”

 

　　孙中山于1879年，即13岁的时候，到达美国的檀香山投奔了哥哥孙眉。在那里（1879－1883），其开始了西方教育的经历，完成了初中教育；在香港，在1883－1886期间，完成了高中教育，在1886－1892年完成了大学教育；这段时间共大约13年（参阅：尚明轩：《孙中山》，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孙中山于1894年创立了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如果根据该会的章程，我们就会发现，兴中会在组织上是一个拥有更多的西方式政党因素的革命团体，此后同盟会的建立也没有多少改变，只是在纲领、目标上更为明确和清晰，影响力更为深远与持久。但是，在1914年于日本成立的中华革命党，就有了深刻的变化，即要求中华革命党党员对效忠于孙中山本人（参阅唐德刚：《袁氏当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0－102页），而在中国，“忠”与“孝”是最为基本的原则；这明显就是在回归中国传统的规制人与人关系的一个基本准则。在此后的历史中，前述的重要性，在孙中山心中越来越占据重要地位，在1923年接受苏联的建议后，即进行改组国民党和建立黄埔军校等后，这种原则得到全面实施。但是，孙中山于1925年3月12日却在北京逝世，临死时，还念兹在兹，“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对于这种壮志未酬的结局，在我看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孙中山对西方理解过于深刻，对于中国的把握却有充满“浪漫主义”（借用萧功秦的说法）。而造成其这一对中国和西方的认识的原因至少有二，其一，则是孙中山的人生教育主要是“西学”的教育（大约13年）。虽然在小时候曾经接受了中国的私塾教育，由于地处广东香山，距离香港和澳门不远，新的事物极易引起对传统文化的反思，认识到其不足的地方（特别是对于一个有理想和有抱负的人来说，更是如是），而且在“西学”浸润13年后，在孙中山的眼中，只有西方，没有中国的思维的形成理所当然的。其二， 即使在完成学生生涯以后，在从事其政治活动的人生中，大部分都是在国外度过；根据李敖的考证在孙中山一生的六十年间，其在国外度过的时间约30年（参阅李敖：《孙中山研究》，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6年版），除去其读书的13年时间，剩下的17年在其从事政治的生涯中也几乎占据了一半的岁月。虽然当时的中国，在整体上，可以以费孝通先生所描绘的乡土中国的景象形容，在国外生活那么多年，而且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也必然造成其对中国理解的失误；这也使我想起了毛泽东为什么在当时的出国热潮的情况下选择留在中国的原因（参阅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田松年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16页）。

 

　　一个主要知道“西学”而不知中国的中国人——虽然其关切的焦点是中国——在从事政治活动中就很难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而且从孙中山的革命实践来看，辛亥革命以前的活动几乎都失败了，即使对于辛亥革命——有人认为——也是在各方（改革者、新军士兵、各省吓坏了的官员以及城乡杰出之士等）不经意之间完成的（参阅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李仲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8页），不能算孙中山的功劳，即使在“二次革命”中，孙中山的所作所为也只是以前的一种延续。经过如此之挫折，孙中山开始回归了中国传统，从中华革命党的建立开始，一直到1924年的国民党改组，就是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比如说其对建国三阶段，即军政、训政与宪政三时期的论述；不过，正当渐入佳境时，孙中山却溘然逝世。不过，孙中山的这一笔遗产却被蒋介石享用了。

 

　　二、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的成功

 

　　对于袁世凯，一个比孙中山年长7岁的同时代人，出身于贵族家庭，接受了纯粹且严格的传统式的中国教育，其叔叔请几个出色的儒家人物担任老师，严格训练和要求，以及随之各地任事（参阅李宗一：《袁世凯传》，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一章）。其人生的历练和对外知识的把握主要从其担任清廷官职达致，比如说，在担任朝鲜最高领导人时，表现出来的治理能力、外交能力以及对日本的认识都让人，无论是清廷还是外国人，都为之慑服；又比如说，在天津小站练兵、晚清新政等时，先后担任山东巡抚与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参阅唐德刚：《晚晴七十年》，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423-447页），在此过程中，紧紧抓住了清政府的权力。辛亥革命的爆发，让袁世凯有了一个好的机会，最终成为中华民国的正式大总统，成为了中国的实际最高领导人；而且让其担任中国实际最高领导人还是众望所归，中外皆然（参阅唐德刚：《袁氏当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而蒋介石，比毛泽东年长6岁。根据方永刚的考证，在出身地溪口学习了《百家姓》、《三字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以及《春秋》、《左传》等，后来又随着毛思诚学习《尚书》、《左传》，跟着毛凤美学习《易经》，跟着顾清廉学习周秦诸子以及《孙子》和《曾文正公集》；在21岁，其到日本学习大约军事四年，参加辛亥革命，然后一直伴随孙中山，担任黄埔军校的校长，担任北伐国民军总司令，最终和宋美龄结合，成为中国的最高实际领导人。

 

　　毛泽东出生在湖南湘潭的一个农民家庭。根据英国人迪克·威尔逊在《毛泽东传》里的叙述，成长之经历，在经济上表现为，贫农、中农、富农以及地主的阶段，父亲毛顺生让其在韶山读小学堂念书，学习了《论语》、《四书》，这种状态持续到13岁，然后到东山小学堂学习，开始接触西方知识，时间持续到大约18岁；随后就到了湖南省城长沙，主要在湖南师范学校学习五年，在广泛阅读西方知识的同时，系统学习了《资治通鉴》等传统的历史著作；在1919年达到北京，接受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最终领导中国农民战胜蒋介石，于1949年成为中国的实际最高领导人。

 

　　袁世凯、蒋介石与毛泽东的成功，从上述，我们可以发现诸如这样几个共同点，其一，从家庭和教育背景看，袁世凯和蒋介石两人都曾接受一些鸿儒的教导，对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认识较为深刻；毛泽东虽然无接受鸿儒教育机会（或许可以使得其对中国传统的儒家有深刻、客观的认识），但是在湖南的5年的学习，对中国的历史有了非常深刻的把握；而且在完成这些教育时，他们的人生思维模式几乎已经定型。其二，从从事的政治活动经历看，他们在国外的时间非常短暂，而且毛泽东连国门都没有迈出，就无法对西方的政治制度进行认真、细致和深刻的认识。其三，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他们对西方的政治制度及其运作的认识与理解就停留在表层，虽然蒋介石在日本学习了四年的军事，但是蒋介石学习的是军事以及是在日本学习，而日本在当时也还没有现代化，只是在现代化的阶段上比中国更胜一筹而已。

 

　　三、一点总结

 

　　通过上面的对孙中山“失败”及其原因的分析，和对袁世凯、蒋介石以及毛泽东成功共同特点的概括，当然这主要是从他们的家庭环境、教育背景以及一些人生政治活动经历的视角分析的，我们或许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

 

　　孙中山的“失败”在于对西方政治政治以及运作的理解和领悟非常深刻，而对中国传统的认识却是非常缺乏的，或许这是有人称其为“外国人”的原因吧（当然，不是在现今台湾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所说的那种含义，从国籍上界定），而袁世凯等之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因素就是非常深刻地把握中国，袁世凯和蒋介石理解了儒家之中国，而毛泽东理解了农民之中国（何尝不是呢，现在的中国，农民问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但是，前面已经提到，纯粹中国的“武器”已经不可能真正应付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必须在西方的“武库”找到一件武器和中国的传统相配套，才能应付中国的危机；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孙中山的成功之处在于将西方的政治制度及其运作的思想传播并不断弥散开来，所以毛泽东会称其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而袁世凯、蒋介石和毛泽东对西方的认识，打一个比喻的话，就是：袁世凯对西方的理解有1、2分，蒋介石大约3、4分，毛泽东者是4、5分（虽然不准确），特别是对蒋介石和毛泽东两人，或许用一位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话来表达殊为恰当，即“蒋介石和国民党创造了一个高层结构，使中国当时能在世界里立足，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改革了中国的农村，创造出一个新的低层结构，使农业上的剩余能转用到工商业（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78页）”。其实，还需要说明的是，孙中山已经认识到自己的缺陷，在1914年成立中华革命党时，已经开始回归中国传统优秀的部分，在1924年国民党改组时开始全面实施，不过非常遗憾的是，其在1925年逝世了。

 

　　如果我们将上面的结论用简单的话来表达，可以这样的叙述：在二十世纪上半叶，要成为中国的实际上的领导人首要需要把握的知识以及知识带来的思维方式是对中国本土的深刻理解，同时有不能停留在这一层次，还必须对世界之中国有一个至少是方向性的把握，否则要么不会成为中国实际最高领导人，要么就会对中国的现代化事业造成灾难，无论是当时的革命事业，还是后来的建设事业！

 

　　难道，这种论断对中国的现在和以后就没有启示吗？但是，我们现在的新一代中国人对自己的祖国的传统儒家文化以及历史有多少了解呢？难道我们又要付出若干年的代价，目的就是要达成另外一条共识，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那一天，就是儒家文化复兴的那一天？

【作者简介】
蒋志如，四川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宪政制度、司法制度与诉讼法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