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国滢：如何看待知识生产者问题

　　从表面上看，现下中国知识生产存在着如下三方面的突出问题：第一，知识生产过程的无序性。现代技术（尤其是电脑技术和网络技术）手段的发展在减轻知识生产劳动强度的同时，也增大了其生产过程的无序性。在知识生产线上的“知识复制”挤压着真正的知识创造过程，各种以知识为名的出版物若爆发的洪水，冲毁掉那些持家守业者经年劳作建构的屋宇、道路和桥梁。第二，伪劣知识淘汰优良知识的逆增量趋势。“知识复制”必然带来知识检验和鉴别的难度，故而伪劣知识充斥知识市场，形成增量强势。第三，知识生产的利益趋同现象。在这个充满物欲和权势的时代，知识创造不再是一种纯粹的“智性活动”，它受到来自物质利益和权势的诱惑，最终沦为物欲和权势的婢女。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伪劣知识增量有愈演愈烈之势，其本身构成了某种知识（或思想）的形式和内容，深深地渗透到知识生产过程之中，我们有时难以将其从理想形态的知识生产中剥离出去，它们构成了一种惰性的积累力量，宰制知识人的知识认知、知识视野、知识沟通，甚至成为一些知识批判者之“知识批判”和“知识反思”依凭的资源。由此观之，我们似乎真正到了深陷泥淖而试图抓住自己的头发将自身拔脱出来的困境之中，现实所呈现出的是漫无边际的“知识生产大跃进”之喧嚣和轰鸣的声音，而真正的思考者却如挪威画家蒙克（Edvard Munch）著名画作《呼喊》中的人物那般无助而惊恐。

　　客观地说，中国现下知识生产中所存在的大部分问题均集中体现在知识生产者身上，我称之为“知识生产者问题”。其具体表现为：（1）知识生产者的生产能力问题。知识生产者的知识生产能力处于委顿状态，知识创造之源陷入枯竭；（2）知识生产者的生产行为问题。这是由前一点衍生出的问题，即：知识生产者将知识兴趣和生产活动的重心投放在“知识复制”，满足于制造“泡沫学术”和“印刷文字崇拜”，甚至以贩制伪劣知识和垃圾知识为要务；（3）知识生产者的生产动力问题。诚如邓正来教授所指出的，现下的知识生产中存在着以某种“自上而下”的规划为根据的知识生产方式或者以其他各种需要（社会需要、经济需要和政治需要）为根据的知识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应的“类型知识”。其实，这两类知识均可视为“即时需求的知识”类型。应当注意到：“知识规划体制”和经济、政治等现实社会需求机制为知识生产者所提供的生产动力是单调的，它甚至构成了一种吞噬性的力量，粗暴地将知识生产者的才情、智慧、记忆力、想象力和创新力完全无情地吸纳，使之卷入“知识生产大跃进”的物化运动过程之中。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所描述过的一种现象：知识生产（或认识过程）实际上并不根据内在法则发展，不是跟随“事物的本质”或“纯粹逻辑的可能性”，它也不是受某种“内在的辩证法”的驱使。相反，这个知识的产出过程在许多关键方面受各种各样超理论因素的影响。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知识的产出过程受不受超理论因素的影响（无论承认与否，这种影响都是客观存在的，因为我们不可能想像有一种与知识兴趣完全无涉的知识生产机制，有知识兴趣主导的知识生产一定有其社会存在的诱导因素），而在于它是什么样的影响以及我们如何看待这种影响。依据经验观察，我们得知：尽管知识生产的形式可能有所差别，但均受到当下历史、文化实力、政治法律制度、智识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也可以说，任何知识的产出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它得以型塑的“历史气候”（historisches Klima）的印记；同样，处在‘意义之网’中的知识生产者们也从一开始就被不知不觉地限制在历史可能性和规定性的界限之内的。谁也挣脱不了历史和现实情境条件对知识生产者之视域、问题意识、方法和论述能力的宰制。

　　在这里，我们可能更为关心作为宰制力量的现实情境条件到底如何宰制知识生产者以及它们的宰制到达了什么样的程度。事实上，我们从现下中国所存在的“知识规划体制”和经济、政治等现实社会需求机制的运行过程中所观察到的，并不是如P. K.默顿（Robert K. Merton）所言的知识的“优势积累”，毋宁是一种知识的“劣势积累”的激励机制。“知识规划体制”和经济、政治等现实社会需求机制所生成的“制度化的价值观”已经被知识生产者个人接受，内化为个人的价值判准、知识规范和积习心态。从另一方面讲，知识生产者只要认同这些价值判准、知识规范并且身体力行，就会自动获得“知识规划体制”和经济、政治等现实社会需求机制所给予的知识权力和控制力量，取得一种前所未有的巨大的能力感，进而积极主动地参与“知识生产大跃进”的物化运动过程，他们的活动和知识产出又与“知识规划体制”和经济、政治等现实社会需求机制扭结在一起，形成更为复杂的多重交织的关系结构，作为宰制力量来影响后来的知识生产者。这是知识生产者之心性、价值观和趣味被制度格式化的一种机制；它清除了残存于知识生产者身上的知识敬畏感，清除了知识生产者对我们人类所仰望的星空的惊奇与感动，清除了知识生产者于宁静的心灵深处追问生命意义的觉悟本能，清除了知识生产者对于人类苦难所具有的悲悯情怀，清除了知识生产者躲避利诱、回归纯真的道德良知，消抹了知识生产者的知识内敛力和持久创新的兴趣和动力。知识生产者被塑造成为知识生产线的熟练工人，他们不需要思想，不需要反思，不需要追问意义的问题，而只是一味地重复机械化的“知识复制”的动作，完成一个又一个纸质的或者电子的文字文本，简单地挪移这些文本的堆积物，将文本的堆积物作为材料进行剪贴拼接。知识生产者在这种复制、挪移和剪贴拼接的过程中获得某种“舒舒服服的”物益满足感和精神充溢感，而知识创新和担当的使命则被抛却在个人的内心关怀之外。确实，这样的知识生产者完全变成了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所称的“单向度的人”。

　　当然，我们决不能指望这些自身存在严重问题的知识生产者去创造知识、遵循知识生产的规程、守成知识生成和演化的传统。在当下中国知识生产制度建构的过程中“如何拯救知识生产者”才是一个大问题，也是一个根本的问题。优良知识的生产和增量端赖资质优良的知识生产者，这是一个浅显易懂的道理。如果没有优秀的知识生产者，无论规划者如何殚思极虑地去规划学术、规划知识，到头来只能是一个接连一个的规划落空。轰轰烈烈的“知识生产大跃进”可能以优良知识积累的大倒退而告终。避免劣势知识的增量，也只能依靠资质、能力与品德合格的知识生产者队伍的增强。

　　将知识生产者从知识的“劣势积累”的激励机制中拯救出来，绝非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况且，若不明方向即以某种我们尚难料定其后果的手段将知识生产者拔脱出深陷的泥淖，则也可能连同拯救者一起带入更深的险地。用规划知识的方式去规划拯救的方式也绝非是一个妙计良方。但无论如何，首先除去缠绕在知识生产者身体和心灵上的各种宰制或诱惑的“制度化荆棘”则是知识生产者能够自救的办法。剥去荆棘，知识生产者才可以自由地呼吸清新的空气，在相对宽松宁静的氛围中触摸自己心灵深处涌动的力量，捕捉住思想内层瞬间闪现的智慧之光，凝聚成为各具形态的知识。这样的知识若能慢慢增多，集腋成裘，那么形成反映所谓“中国的理想图景”的知识范式和知识体系，也许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