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川：人的主体性、法治与复兴

发布日期：2009-05-21 文章来源：互联网

　本文是一篇跟法治、哲学中的主体性思想以及大国文明有关的杂感，写了一段时间，最近读到温家宝总理的一个著名讲话，说中国应该思考如何才能出大师，又读到报纸上说中国即将出现“文艺复兴”的断言，以及受到电视里播放的《大国崛起》的触动，于是就把这个杂感翻了出来。

　　我的一个美国朋友最近给一个近千人的有关教育的会作了一个演讲，虽然语句比较委婉，但是主题仍然是尖锐而老套：中国（还有外国）的填鸭式应试教育不仅戕害孩子的心智，而且无助于他们的未来生活和事业。他引述了一些美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试图说明不停地做题目做测验和考试，对于孩子在成年后的工作和事业没有明显的帮助，但是对于他们个性的养成、创造力的激发、对生活的热爱、个体德性（包括勇气、自信、独立、生活智慧等等）以及团体精神的培养，都有负面的影响。

　　于是我和他发生了一点争论。我的理由也很老套：中国国情论。现实就是这样，我们以及所有的家长几乎都能认识到一些这样的弊病，但为了孩子的未来的成功，不得不如此。他回答我说，缺少了那些因素，你认为孩子也一定能成功吗？成功的标准是什么？是不是财富加权力就一定等于成功？快乐是否也可以是一个人生的目标？财富和权力是不是快乐的唯一源泉？我对他说，教育制度不是一个孤立的东西，它是整个体系中的一个环节，牵一发而动全身，全身不动，发也无法动。它也是一个历史性的现象，中国经过几千年对各种教育和选才制度的试错，终于发现八股取士是最佳的制度，这是中国的必然，细细说起来太复杂，总之你不懂。于是他说，中国不是孤立的中国，要放在现代性、世界性的角度来看，你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什么样的知识？需要什么样的家庭和文化？这让我突然想到邓小平对教育的指示：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有这些内容的镌刻已经从大多数学校的墙壁上抹去了。

　　看来填鸭教育和八股取士，出不了大师，这是大家都认同的，因为连温总理都这样说了。但是填鸭教育和八股取士，为什么不能出大师？这不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但其意义却是极端重要的。填鸭教育和八股取士，实质就是命令一些人，或者所有人，按照某一个统一的思想进行思想，并且通过某种特殊的方式，对其生活和行为模式加以规定。如果严肃地思考这一现象，会知道，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失误，而是一个适应中国历史和文化，尤其是制度的必然。无论从历史、文化还是整体制度的角度看，都不是能够，甚至不应该被随意打破的。

　　人是被规定的，还是完全自主的，在外在规定性和人的主体性之间有没有一个统一的、不相矛盾的可能，这是西方哲学最长久最根深蒂固的主题之一。自由和被规定，哪一个是世界的真实？

　　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自由和被规定是理想上统一的，因为没有人的主体性，个人统属于全体，个体的自由就是全体的自由，反之亦然。人不是作为个体独立存在的，人作为主体是在同宇宙秩序的关系中得到规定的，用中国人的哲学来看，那是“天人合一”的阶段。按照德国古典哲学的认识，古希腊时期，人与城邦之间的关系，是天然的伦理统一的关系，但是这种伦理统一的关系，仍然是没有经过主体反思的统一，苏格拉底的被处死，在黑格尔看来，正是由于一个单独的个体对这种天然的伦理统一的主体反思的结果。甚至最后希腊城邦的崩溃和希腊文明的落寞，都是由于这种反思的出现，人开始意识到自己作为个体的存在，而不是仅仅作为某一个集合的一分子。到了这个阶段，希腊的精神也就崩溃了。

　　到了中世纪，人的主体地位则是由上帝所规定，如果还能谈得上主体地位的话。如果将古希腊文明界定为“理性的发现”和“人的力量的发现”，而基督教等宗教的产生和发展界定为“神”或者永恒理性的发现，那么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近代，就可以被界定为“人的发现”，这是布尔特哈特的著名命题。这个“人”的发现，不仅是对古希腊文明的回归和复兴，而且是根本的超越，它将重点指向了人的个体，人的欲望、人的本性，将人性从神性中摆脱出来，成为独立的美和独立的尊严。个体的意志和自由，成为人性的重要内容，个体的独立性和多样性得到承认，从此人不是作为“手段”，而是作为“目的”而存在。人，或者说个体的存在和发展，成为不依赖任何终极价值的独立价值。早在文艺复兴的早期，就已经有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开始思考人的主体性问题，人文主义者进而开始强调意志自由，他们开始认为，在上帝创造的万物中，唯有人可以说是有能力控制自己命运的。马内蒂称，人有能力依靠多方面运用他的智慧和意志，来塑造他自己的命运。皮科认为，上帝在造物时，将所有其他生灵都限制和约束在制定的法则的范围之内，唯有人“不受任何限制的约束”并具有他“自己的自由意志”。上帝把人类置于这样中心地位的理由是，他希望人应该能够“通过选择的自由”创造和塑造他们自己的性格。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体性认识，正是整个现代性的核心和基础，即人的主体，是自我规定的。在启蒙时代，理性主体性的认识为现代性的核心思想打下了基础。

　　理性主体性的另一个方面，是人对自然的征服和主宰。这种思想大概是从培根开始的，他除了在方法论中以归纳法取代传统的辩证法外，对知识的功能亦提出与过去截然不同的看法。培根称“知识就是力量”、“了解大自然的目的，是要大自然服从我们”等等，不仅导致古典理性转变为工具理性，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由认知、服从的关系，转变为征服和主宰的关系。

　　笛卡尔在17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版了他最重要的几部著作，他提出“我思故我在”的思想，这是人的主体性的第一次正式表述，因此被公认为近代哲学的开端。这不仅是一个玄妙的哲学问题，它是真正现实的世界性的思想突破。在此之前的数百年，在意大利乃至欧洲的一些地方，“自由”已经成为一定程度上的社会性的普遍话语和价值追求，甚至是最高的价值追求。在此之后的百多年，自由和理性成为席卷西方的价值追求，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经济贸易、艺术、哲学、法律、政治。康德说，在那个时代，人类有勇气将理性运用于所有领域，而自由则是全部理性体系的“拱顶石”。

　　自然科学方面，1637年，笛卡尔写成《折光学》、《气象学》和《几何学》，1673年-1676年间，莱布尼茨发表其微积分思想，1686年，牛顿出版《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而在其后，也涌现出不少的“大师”，总之，物理学、数学、化学、天文学等等自然科学，都有了巨大的发展，用《剑桥世界史》的作者的话说，这是一个科学技术史上的关键阶段，而它的产生和发展的渊源，无疑是启蒙运动的思想。

　　艺术方面就更加灿烂了，音乐家如海顿、莫扎特、贝多芬、巴赫、维瓦尔第等等，文学家如歌德、海涅、席勒、济慈、华兹华斯、卢梭、拜伦、雨果、伏尔泰等等。经济学家则包括了魁奈、亚当•斯密、塞伊、李嘉图等人。

　　在法学和哲学方面，则先后有格劳修斯、普芬道夫、霍布斯、斯宾诺莎、洛克、孟德斯鸠、卢梭、贝卡利亚、笛卡尔、莱布尼茨、沃尔夫、休谟、密尔、康德、费希特、黑格尔。这些都是“大师”中的“大师”。

　　再来看看经济方面，16、17世纪的大国是西班牙和荷兰，其中小小的荷兰是因为采取了“船只来往自由，货物运送自由”的政策而成为海上贸易帝国。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1689年制定《权利法案》，随后，英国商船吨位大规模增加，其海上贸易成为工业革命的先导。英国的专利技术迅速增加，各种工业协会纷纷成立，1708年发明气压机用于采煤，1709年开始采用焦炭冶炼法铸铁，随后是1733年飞梭的发明、1764年珍妮纺纱机的发明、1769年瓦特改进蒸汽机，1765年英国开始使用铁轨，在工业革命中，贸易和生产都迅速发展。英国人开始富裕起来，而整个英国也成为了欧洲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工业革命从英国向欧洲乃至世界蔓延。

　　在政治方面，奇怪的是，由议会同意而进行的征税，反而使英国能够征收比法国等国更高额、更多的捐税，商业的发展使金融业也发展起来，英国的借贷利率欧洲最低，不仅使商业融资更为方便，国王也可以以最低的成本筹集最大额的战争经费，而后者是胜利的关键因素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英国，对于传统欧洲大国而言，仍然是一幅“泥腿子”的形象，百姓也基本属于“民智未开”型的，贵族和王室也远没有法国那样堂皇，曾有法国国王说，他宁愿去当伐木工人，也不愿当英国国王，言下之意是生活素质低下，权力过度受限。他没有想到，这个生活素质低下、权力过度受限的君主，会成为日不落帝国的主宰。

　　和工业革命一样，用托克维尔的话说，法国革命（的影响）也是无国界的。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都代表着对于宪政、法治、自由、人权和民主的追求。1789年这一年，通过法国革命和美国宪法，确立了现代国家的制度和理念。

　　细读法国的“人权宣言”，可以发现这个宣言其实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它的几乎每个条文都是逐渐递进的推理，但是它有一个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前提，就是人是社会的目的，人是自我决定的主体。人权宣言是1789年的产物，同时的1789年的美国宪法，它的开篇即标明了主体，那就是“我们人民”，让我们再回头看看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它的开篇是：“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些对于他们而言“不言而喻”的“真理”，并非是不言而喻的。它们建立在一个时代的思想和实践之上。
让我们再回溯到1689年英国权利法案，它说：“为确保英国人民传统之权利与自由而制定本法律。凡未经国会同意，不得以国王权威停止法律或停止法律实施之僭越权力。”

　　可见，现代法治的理念基础也来源于启蒙，是人作为主体的自由，这种自由的核心，就是自我管理、自我选择、自我决定，正是出于这些因素，在人们之间才虚构出社会契约和自然法，因为除了天赋的、不言而喻的赋予，或者人类自己希求并同意的统治，人类不受制于任何不以人的意志和理性为转移的外在规定。然而，“人是生而自由的，却又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这种枷锁，不能简单说是否定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必需。纯粹的自我规定，可能导致的是“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因此，政府和管理者就是必需的，人类越是发展，它们就越是不可缺少和重要。但是在主体性之下，则需要一种能够公平适用所有人，并且保证这种主体性，保证人作为目的的管理。法治是这种自我管理、自我选择和自我决定的方法和结果。

　　如果说文艺复兴的艺术家是用画笔将人的尊严和自主从神性的阴影下解放出来，宗教改革是用宗教理念和制度变革将人的思想从教会的控制下解放出来，罗马法的复兴是对私人权利的解放和承认，自然法和社会契约思想是对统治合法性的追问，人的主体性的哲学，就是在思想上挣脱最后一道捆绑的绳索，从此人的自由不再被任何存在所决定，无论它是上帝、自然、国家还是现实。甚至康德和黑格尔所谓的“绝对精神”也不是这种规定，因为它就是人的自由。自由的核心，并不一定在于随心所欲地行事，也不是单纯的个体利益，而是自我决定的能力，因此康德说：人是目的，而非手段。在这样的主体性思想的突破之后，才有了1688年的英国革命，才有了近代的代议制和民主制，才有了1789年的法国革命，才有了德拉柯罗瓦的《自由引导人民》，才有人权宣言，才有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中的设问：人类是否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选择来建立自己的良好政府，还是他们将被永远命定只能依赖偶然和强力下的政治组织？才有美国宪法和权利法案。甚至可以这样说，现代化的世界，建立在人的主体性意识之上，西方在近代以后的令人眩目的发展，建立在人的主体性意识之上。马克思说，每个人的自由是一切人的自由的基础。在这个最根本的认识上，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是殊途同归的，他们都认为自由是人的本质，或者说应该是人的发展方向，唯一不同的是达到的路径不同。

　　写到这里出了一身冷汗，这些言辞明显就是最臭名昭著的“西方中心论”的典型。自己第一次读福山的《历史终结》，就觉得他是在放狗屁。不过历史终结论并不是福山的发明，康德和黑格尔就有类似的思想，当代的科耶夫也有过类似表述。历史终结论的中心思想是，当人类意识到自己是自由的那一刻，或者，当人类的自由意识，与现实的自由相统一的时候，人类的精神前进、人类的文明就到顶点了，用莎士比亚的话说，“再也没有值得瞩目的”意识形态或者文明形式了。也许西方中心论的确是荒谬的，以全知然而是冷酷的理性和过度发展的人的主体性为特点的现代性，也早已受到存在主义和当代的后现代主义、社群主义的激烈批评，但是我们却不一定非要将自由和主体性作为西方的专利，也不一定需要立即发挥我们的“后发优势”。我们不妨到中国历史上找找类比。

　　很难说中国最辉煌的文明出现在什么时期，若就文明的外在表现和影响力而言，唐可能是比较突出的一个代表，若考虑文明中的思想文化因素，那么春秋战国时期，尤其是春秋时期，无疑是中国文明的最重要代表，甚至可能是唯一的代表。因此，夏曾佑说道：“周秦之际，至要之事，莫如诸家之学派。大约中国自古及今，至美之文章，至精之政论，至深之哲理，并在其中，百世之后，研穷终不能尽，亦犹欧洲之于希腊学派也。”

　　在春秋战国以前，中国的文明成果并不十分突出，其典型表现就是没有任何著名的思想者。《诗经》与《易经》可以说是春秋战国以前最显要的文化成果，除此以外乏善可陈。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以思想文化为代表的文明，以一种大爆炸式的、狂飙突进式地发展起来，这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这种文明的爆发，甚至在中国以后的历史上几乎绝迹，又是什么样的原因？春秋战国时期所产生的思想文化的先进性和原创性，仍然是中国在世界文化史上得以骄傲的唯一来源。春秋战国，是天下大乱的年月，甚至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年代。但是正是这个年代，为中国产生了奠定整个民族文化基础的思想。这是中国的英雄时代。

　　西周到春秋战国的转变，在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上都是最为巨大的。这种转变包括若干方面，例如由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的转变，其中也许最为显著的变化是封建制的崩溃，在共主周天子权威不在的情况下，旧的封建秩序不再能保持其形式和内容，钱穆说：“诸侯、卿、大夫贵族阶级的势力，各自涨破封建格子，向外发展。…而同时平民社会，农耕村落的势力，亦同样的涨破封建格子，向外伸展。…农民涨破井田格子，而侵入贵族禁地，找寻新生活，便渐渐有工商职业之产生。…学术亦流到平民社会，遂成秦、汉以下士、农、商、兵的新社会。大抵东方采较自由的态度，工商事业活泼，因而游士激增，社会知识与文化一般水准易于提高，…”

　　当大一统的政治伦理权威倒塌之后，出现了名义上的天子和事实上的各个政治实体间的动态平衡。这时，不再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强大到规定每一个人的思想和道德，和每一个国家的政治、伦理、法律和制度。此时的春秋诸国，在几乎所有问题上，都是自决的。而作为政治实体的春秋诸国，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上，存在许多买主，就是国家和国君，乃至卿大夫，他们在市场中观察、选择、试验各种思想、制度，他们也需要、渴望不同的思想和制度，使其能够在这个复杂的环境中保存自己，战胜别人。在这个巨大的思想自由市场上，借助于士在各国间的穿梭游说的思想交流和竞争，各种人物各种思想在逐渐的完善自己，争取得到买家的赏识和实际适用，然后在各自的试验场中进行检验。这种检验的唯一标准，就是强国。再具体化之，就是富民强兵，争霸天下。在那个时代，不仅是十个学派数十百个思想者在思考，我们可以想象，是整个民族在思考，并将这些思考付诸实践。

　　偏向静态的封建制的崩溃，带来的首先是经济的活力与发展，可以说，是私有制的发展，田亩不再统一划拨，平民通过各种合法不合法的方式，侵占井田以外的土地，并且最终受到承认。当田亩不再统一划拨，自然就出现了贫富差距，而商鞅的奖励耕种，似乎不仅仅是鼓励提高劳动生产率，更在于鼓励私人财产利益的增长。只有在出现贫富不均的现象之后，工商业才有可能得到发展，人才有和平流动的可能。

　　春秋时期第一个真正的霸主是齐，齐桓公任用管仲为相，他的思想和做法使齐国立刻强大起来。值得一提的是，众所周知，管仲虽是齐人，但却流亡在鲁国，因为曾反对齐桓公，并曾几乎亲自将其射杀。齐桓公不计前嫌，重其才能，用其为相，齐国成为春秋第一个霸主。管仲的思想和政治作为，根据《史记》、《管子》等典籍中的记录，基本可以归纳为经济改革的模式，其核心就是“富民”。他率先提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观点，开发盐铁渔业之业，并采取鱼盐出口不纳税的政策，鼓励贸易；分等征税，奖励耕织和工商业，在分配问题上主张“与民分货”，而不是与民争利，“令顺民心”，“俗之所欲，因而予之”。齐国改革之后，人口增加，经济增长，国力强大起来。

　　先秦最后的成功者是秦，秦国地偏，渴求贤才。在魏国不受重用的卫人商鞅被秦王拜为大夫，商鞅变法之后，秦国国势大盛。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是奖励军功、耕织，其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就是上下一等的法制，并且礼、法都是因时而变的。秦法行之十年，“家给人足，民善于公战”。商鞅变法的具体事例中也许最值得一提的是“废井田，开阡陌”，这是对古代经济制度的彻底颠覆，秦地广人稀，因此召晋人垦荒，“故废井田，开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数年之间，天下无敌。”因此顾准称，“…民得蓄私产之法，即起于此，此亦从族制改革而来也。”换句话说，商鞅是中国历史上鼓励并从法律上承认土地私有化的第一人，而古代史家已经斩钉截铁地指出，正是这个制度变革，使秦国在数年之间，天下无敌，并成为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帝国，中国历史翻入了崭新的一页。

　　封建制的崩溃，也是传统身份关系的崩溃。贵族和平民的截然界限打破了，平民可以成为冢宰，士可以在各国之间穿梭游说。在缺乏终极权威的情况下，封建制的崩溃，同时意味着礼教的崩溃。孔子哀悼的“礼崩乐坏”正是集中的反映。“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是春秋战国之前的正统，文化只能由帝国的中央机构管理。顾准认为，“王朝掌握了文化和工艺，它就可以传播声教，可以对外征服。可是这样一来，工艺、文化就永远服从于政治权威，‘思想’的主题就是政治权威，‘格物’就永远登不上台盘了。”钱穆说，孔子之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已经产生了不少杰出的人物，春秋战国左传就记载了他们的思想和信仰，但他们无一不属于贵族阶层，直到孔子的出现，才标志着中国历史上平民学术的开始。儒、墨两家，都是平民学者。

　　也许孔子哀悼的“礼崩乐坏”，正是自己应该庆幸的事情，礼不崩乐不坏，可能轮不到他孔子周游列国，说三道四。天下大乱的结果，是没有任何人能够控制思想，甚至也没有任何人能够控制臣民的行为，因为他们似乎可以很轻易地跑到邻国去。而且所谓邻国，也有可能随时就消失在历史中，在那个时代，没有任何固定不变的规则和事物，没有任何不受质疑的权威和思想。思想在大乱的世界中，蓬勃地爆发出来，这就是现代人艳称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其后果，是为整个中国历史和社会，奠定了政治哲学和人生哲学的基础和框架。

　　先秦无疑是中国思想史上最辉煌的阶段。这里不需列举诸子百家的姓名和各种思想的主题，需要提出的问题是，是什么为中国历史上几乎唯一的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启蒙时代，提供了土壤和契机？为什么这种启蒙时代不能再次出现在中国历史上？难道真如黑格尔所说，中国的文明是早熟的文明，它早已过了巅峰期，并且一直处于下降状态中？

　　声称造成这种文明爆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很多因素的共同作用，几乎是一种废话，需要研究的是，哪种因素是最为重要的，必不可少的。本文的解释是，先秦时期的四个条件是决定思想发展的重要因素，其一是相对稳定的经济发展和私有财产权。其二是社会制度变动的反思蓝本。其三是思想控制的缺失。其四是思想碰撞和竞争的存在和充分的试验土壤。先秦时期虽然处于不停的战乱之中，但各国内部的经济并不一定处于退步或者停滞状态，相反，许国国家的经济有了长足的进步甚至是革命性的增长和变化。也许经济发展并不一定导致思想文化的兴盛，但思想文化需要适当的财富土壤，当生存成为社会首要甚至唯一目标的时候，对更高学问的研究和思考就不会有立足之地，南北朝时期恐怕能算是一个代表。这就是管子所说的仓廪实而知礼节。社会制度的变动本身就是引发思考的动因或触媒，转型期的制度变化以及它所带来的道德伦理、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都不可避免地引发思考和各种不同思想的出现。在一个平稳甚至静止的社会形态下，并非没有出现一种甚至多种思想的可能，但是由于缺乏现实的制度变化以及它所带来的各种社会变化作为理解和反思的蓝本和对象，巨大的思想发展很难从中涌现出来。即使有了以上两个条件，如果思想受到统治者的严格控制甚至扼杀，当然这种巨大发展也就很难产生了。最后，思想的产生固然需要现实的条件，思想的实际效用也必须通过各种思想的冲突竞争乃至实践的检验，才能为国家和民族所了解、反思、选择和适用。

　　先秦时期由于特殊的背景，无人能够有力地控制思想和言论，相反，“政府”往往非常欢迎新的思想和言论，虽然那些看起来能立刻富民强国的学说更容易受到青睐，而看似空泛的思想容易受到冷遇，但这些强调伦理道德的学说，一样得以充分地传播并被广为接受。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唯一一个思想和言论自由的时代，在几乎不受任何控制的年代里，中国人思想上的创造力得到了充分的释放，就政治哲学和伦理道德的范畴而言，中国随后的历史，没有超出，更谈不上超越先秦创立的儒、法、道三家学说所确立的框架。可以说，先秦时期为中国以后两千年的发展路径确立了方向。

　　就外在表现和对外影响力而言，中国古代最为重要的文明阶段，可以说是唐代。唐代文明是外在的，它是物质的繁荣、法制的先进、文学艺术的昌明和国力的强盛。如果说先秦是中国的古希腊时期，代表着思想的启蒙，那么唐朝就是中国的古罗马时期。即使没有高明的哲学、百花齐放的思想，唐朝以强盛的国力、科学技术的发展、远迈邻国的政治文明和法制文明、自由包容的帝国姿态和鼎盛的文学艺术，成为中国人至今为之自豪的历史阶段。

　　一般而言，中国人虽然认为唐代是中国鼎盛的阶段，但并不是十分清楚，为什么这么说。某种程度上，唐代并非版图最大的，就统治的疆域而言，蒙古帝国是最大的。中国历史研究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对于元朝的态度。中国人无疑是承认或者认为蒙古人是中国人的一部分，蒙古人建立的蒙古帝国，至少是元帝国，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但是我们的历史研究，乃至历史教科书，都对它们没有太多的兴趣。照理说，这是中国历史上幅员最为广阔的朝代，也是对世界震撼最大的帝国之一，应该是中国的骄傲，但是事实上我们从不以之为骄傲。毛泽东以诗句讥讽道：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其内在蕴意是：它缺乏文明因素，因而不值得骄傲。一个帝国，一个世界性的帝国，必须具有文明的因素，才能被视为属于阿克顿所说的“主流”历史。

　　唐代表着中国的文明。在简单描述唐代一些具体的成就之前，我想用一个日本人的论述表达唐代文明的一个核心要素，他清楚地告诉我们，为什么东亚或者世界，认为唐代具有一种为他人所艳羡和尊重的文明：

　　710年，日本迁都平城京即奈良都。平城京不同于前朝飞鸟的都城，它是日本最初的大陆性质的都城，并且是模仿当时君临东亚至中央亚细亚，甚至名噪西方世界的唐朝都城长安而建造起来的。天皇迁进这大陆化的都城，可以说这一举动体现了日本欲以中国为典范，向大陆都市文明发展的意图。另外，很久以来中国的遣唐使派遣也恢复了，…这说明日本朝廷向中国学习都市文明的热情非同一般。从中也可以看到日本欲与唐朝保持良好关系，加入以唐为中心的东西国际秩序中并在其中确保牢固地位的愿望。

　　那时在东亚，新罗…效法唐朝律令，完善国家体制，振兴佛教文化，同日本一样也为加入以唐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而不懈努力。…

　　当时中国正值唐玄宗的开元、天宝治世，唐朝的灿烂文化盛开在长安都城。…在日本历史上罕见的大陆性质的华丽的天平文化，就这样以奈良都为中心兴隆起来。几乎与此同时，新罗也讴歌着靠统一获得的和平，奋发创造出以其都城庆州为中心的所谓统一时代的灿烂的新罗文化。东亚诸国就这样完成民族的统一而走向繁荣，学习唐朝的制度、法律、艺术、学问、思想、技术、文学、文字等，呈现出以唐为中心的共同文化圈，这是8世纪前半叶的历史事实。这一文化圈的成立，在此之后长期决定了东亚民族和文化的状况，从这层寓意来讲，在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我认为它可与地中海一带罗马文化圈的成立在西方历史上所具有的重要性相提并论。而且将唐文化圈和罗马文化圈加以比较，又一个饶有兴趣的特点是两者所共有的国际性复合文化性质。首先，唐作为世界帝国，其文化不仅限于汉魏以来的中国系统的文化，它还包括印度系统的佛教文化和天山南北路和粟特等中央亚细亚的绿洲文化；还有经由中央亚细亚的伊朗萨珊朝文化和东地中海域的罗马文化、拜占庭化的希腊文化、叙利亚文化；它进而还包容夹杂着从南方海路进入的东南亚、印度、波斯、阿拉伯文化和从北方草原陆路而来的土耳其系统的文化等，乃是一个大型的文化复合体。这种多元的复合文化作为唐文化被吸收到东亚诸国，东亚文化圈由是成立。这意味着东亚初次进入了国际文明体系中。…（唐文化和罗马文化）二者作为在东亚和欧洲最初成立的世界性大文化，是有其共通的性格，在世界文化史上各具举足轻重的意义。日本接受唐文化，方始获得了进入世界共通的文明体系的机会。

　　呜呼！

　　我不是历史学家，只是杂七杂八地读一些历史著作而已，在所有我读过的关于唐代文明的诠释中，这是最切中的一个，甚至也是最夸赞的一个，幸好它来自一位域外学者。他的描述很清楚：唐是一个世界帝国，并不因为它的版图，而是因为它复合包容各种国际性文化的能力，（以及对其进行再创造的能力）从而，它已经不只是中国的，它也是东亚的，甚至是世界的。

　　上面的引文选自一本叫做“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的书，将上述的夸赞与另一些西方人对中国近代的悲惨所抱的同情而鄙夷的态度相比较，让一个中国人很难承受。在同一本书中，爱因斯坦说，他所见到的中国，是全世界最为悲惨的地方，中国的人民是最悲惨的人民。杜甫有诗句说：忆昔开元全盛日。当代中国有一个摇滚乐队，名字就叫“唐朝”，其经典名曲叫做“梦回唐朝”：菊花、古剑和酒，被咖啡泡入喧嚣的庭院。

　　让我们来列举一点唐代的成就：

　　在科学即使方面，火药的完整配方在唐代出现并改良，昭宗年间应用于军事上；印刷术唐代发明，即雕版印刷，这是世界印刷史的一个重大里程碑，其原理一直沿用至今。活字印刷是宋朝发明的，但是一直发展缓慢，未能大范围推广，流传到国外并对世界文明起到重大作用的是印刷术；唐代，书籍的装帧出现了经折装和旋风装多种形式；唐代，瓷器陶器分离技术在晚唐取得突破；唐代，江南完成农业技术革命的大部分技术变革，其中包括双季稻的引进等。唐代，耒耜经中的犁即一直沿用到近代的通用的犁，据考证可能是此时才发明出来并推广的；唐代还发明了轮桨、水密隔舱和水罗盘，大大促进了造船术；唐代发明了灌溉机械——筒车；可以说，中国著名的四大发明，唐代占了两个。

　　唐朝对算学的重视，超过以前各朝，编定和注释了历代的一批数学名著，后来统称为《算经十书》。不仅全面地整理了我国汉魏以来的数学成就，而且注意介绍了当时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比如祖暅关于计算球体体积的“祖氏定理”。这一定理在一千多年以后，西方才有意大利数学家卡瓦列里证得。

　　天文历法也是中国传统科技的重要部分，唐代的天文历法对后世影响深远，还东传海外，为日本国所采用。在浑天仪制作上，唐代也较前朝进步。释一行和梁令瓒共同造黄道游仪，用以观测日、月运动，并测量星宿的经纬度。一行等人还实施了世界上第一次子午线长度测量。

　　隋末唐初孙思邈所撰的《备急千金要方》，天宝间王焘所撰的《外台秘要》，是集唐以前医学大成的两部名著。《千金方》首创“复方”，是孙思邈对医学的重大建树，是我国医学史上的重大革新。自《千金方》问世“而古圣制方之法不传”。孙思邈指出妇产病、小儿病的特点，主张独立设科。唐代的药物学，也有很大的进步。唐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繁盛，从而丰富了我国的药物学知识。

　　唐代也有着繁荣的商业文明，印花税和汇兑制度就是唐代的发明，安史之乱后，历史进入中唐，商业经济进入辉煌。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商税由三十分之一增为十分之一。782年，下诏向商人借钱。783年，加征“除陌钱”（即印花税），表明：印花税是中国发明的！相当于现代汇款制度的“飞钱”，也始于中唐。起初，商人使用“飞钱”，政府一度禁止，后来在宪宗元和七年（812年），又想把汇兑业务收到政府手中，但商人们始终不肯把这事交出。唐代的赋税平均而言是很低的，因为计税人口在历史上是非常少的，说明政府对人民的控制程度非常之低。开元时有了世界第一张报纸《开元杂报》，图文并茂，其内容是皇帝的行踪和朝中各种事件。

　　同时，唐代是宗教自由的时代，而且非常重要的是，唐代没有统治性的政治哲学，他们的统治者摇摆于道家的黄老思想、儒家思想和佛教之间，唐代也有较多的政治讨论，这不仅是皇帝的纳谏而已，往往是对根本政治制度的研究、探讨甚至协商。因此，在唐代也产生了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的中央政府分权制度，简单说就是，中央政令出于中书省，相当于立法权吧，对此皇帝只能同意或否决，不能更改，也就是类似于批准程序和否决程序。门下省管封驳，可以封回皇帝批准的诏令。而尚书省则只负责执行行政命令。即使到了晚唐天下大乱，皇帝想要私自封两个官，也被视为“乱政”，被群臣所不齿。唐代的中央决策机关是中书和门下组成的政事堂，“政事堂者，君不可以枉道于天，反道于地，覆道于社稷，无道于黎元，此堂得以议之。”乖乖隆的东！说唐代有类似“分权制衡”的制度，当不是完全的危言耸听。唐太宗曾云：“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 “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这种思想隐含了法律至上的内容，显现出一点“法治”而非“法制”的意蕴，使君主受制于法，而非法受制于君主。如果我们把唐太宗的“推”和“弃”的用词当回事的话，前句话里甚至还包含有一些“民主”的思想，较之孟子的“民本”论，境界更高。

　　唐代的文学艺术的成就那就更不用说了。一般的法律人都知道，以《唐律疏议》为代表的唐代的法律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典范，也是当时及后世整个东亚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的源流所在。在唐律中，甚至还有类似于现今的国际私法的冲突规则。说唐代是现代意义上“自由”的，恐怕会有人反对，但是唐代是最为博大包容的时代，估计不会有人反对。这种博大包容，实际上也是一种自由的表现。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文明，与最宽松富足的年代相重合，不能以偶然概括。

　　普遍的自由造就普遍的富足，而普遍自由与普遍富足的统一，在一定的土壤上，就容易产生旷世的文明。这是世界历史的经验，可以从古希腊推到古罗马，再到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再到工业革命和近代宪政，再推到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非凡成就，都可以以之解释，这是另文的目标，此处不赘言。从这个角度看，历史终结论，并非一无是处，只是有待发展和改进，自由意味着主体性的自主选择，这是“大师”和“大国文明”的胎盘。

　　回到本文开头的教育问题，作为普通的家长，我们可能不愿意为了让孩子成为天才而冒险让他们自由地发展，但是作为一个民族和国家的领袖和精英们，应该思考，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制度，才能使这个国家成为21世纪的世界领袖？才能让我们的民族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文化和光彩？作为家长，我们也许本着对孩子负责任的态度，依然要求他们服从现实，但是作为领袖阶层的人，他们应该本着对谁负责任的态度？应该面向何种现实？

　　最后，因为想起我不忍在这里说的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一个说法，想要对自己反问一句：如果我自己都不能坚持自己的理念，我凭什么要求别人为我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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