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人生——储槐植先生外传

 

　　储槐植先生，1933年12月25日（圣诞节）生于人杰地灵的江苏武进，1951年考入原北京政法学院，1955年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大学任教。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因莫须有的罪名被化作“中右”，于1958年1月离开北大，下放到北京玻璃厂当学徒工，1960年1月调回北京化工学校教书，1965年10月再调到158中学教书，直到1978年才回到北大。

 

　　1978年，当储槐植先生回到北大法律学系时，已经45岁。整整20年，与北大无缘，与刑法无缘。对此，陈兴良教授感叹到，这是一个没有法治的时代，当然也是一个不需要法学的时代。20年，使一个婴儿成为一个青年，不能说储槐植教授虚度了20年光阴，但至少对于刑法研究来说，这20年期间完全中断，在某种意义上说，储槐植教授这一代人也许是政治动乱最大的受害者。

 

　　储槐植先生从学术建树上讲，完全是大器晚成。正可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先生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是在50岁以后，甚至在60岁以后完成的。先生曾坦言，做学问，写文章，不容易，真辛苦。对于一个智商中等（先生自谦用语）且年过半百的人来说尤其如此。但我相信勤能补拙，且需戒骄戒躁。做学问切忌急躁，情绪急躁则心不安宁，心不安宁则思路不清，极易消解科学精神和求实态度。戒躁必先戒骄。根据我的体会，“戒骄”的最好办法是多想超越自我而少想超越他人。昨天的我，标尺明确，而“他人”则是一个变数不定的情状。要超越自我，则会产生上进的动力，并可清楚察觉前进的印记，从而心情舒畅。总想超越他人，只能搅乱心绪，自寻烦恼，则必然急躁。

 

　　先生这种热爱学术、蔑视天命、老当益壮、志在千里的积极进取精神足以令很多不求上进的年轻学人汗颜。时下，在青春励志题材畅销书榜上，《20岁决定男人的一生》、《30上下，决定男人的一生》很热卖，似乎我们一过三十，人生就大势已去。储先生则以他的学术人生告诉我们，对于每一个立志学术研究的年轻人来说，年轻没有失败，只要你“矢志不悔，上下求索”，50多岁也可以是“学术青春期”。

 

　　先生刑法思想深邃，是“刑事一体化”等思想的首倡者，眼界决定境界，视野决定高度，“刑事一体化”的提出实现了刑事法学科由以往的“孤军奋战”演进到“集团作战”，这对我国刑法学的研究方法、刑事法学科的设置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果仅仅要用三个词（既要跟储先生尊名相关，又得诙谐）来概括其学术人生，那就是：翘“储”（楚）之作、虚“槐”（怀）若谷、“植”（指）引学林。

 

　　二、为人处事

 

　　先生是刑法学界著名的儒雅之士，陈兴良教授对先生的学术印象是，像储槐植教授这样的谦谦君子并不多见。储槐植教授与人为善，不党不朋，以学术而自得其乐，不愧为一个纯粹的学者。储槐植教授的亲和力，以及温和的性情，颇得江南山水之神蕴。

 

　　储先生虚怀若谷，在2008年12月25日北师大刑科院举办的“刑事一体化理念之弘扬暨恭贺储槐植教授75华诞学术座谈会”上，先生曾言：“不用跟高老师相比，我觉得我的有些学生都比我强，学生看的书都比我多。学生吸收新鲜的信息的敏感程度远远高于我，我觉得有的时候是不是在倚老卖老，在吃老本，确实诚惶诚恐。”据黄河副厅长（最高检公诉厅副厅长）回忆说，他毕业后到最高检察院工作，因为当时储先生也经常研究刑事政策方面的理论，他曾有幸对刑事政策和刑事证据方面做了粗浅的研究，参加了一些立法、司法的活动，有一次储先生说自己正在给北大的学生讲授刑事政策学这样一门课程，他偶然向储老师讲了刑事政策和刑事证据还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储老师就提议让他给研究生带一次课。他当时想储老师可能因为身体不适让他帮代一次课，他就应邀斗胆讲课去了。储老师居然规规矩矩也坐在那里听他讲了将近两个小时的课。相比之下，学界很多教授不要说虚心、耐心听自己学生讲课了，就是学界大碗儿的学术讲座也死活听不进去。难怪这些人成不了学术大师。古人云：“非宁静无以致远 非淡泊无以明志。”在我看来，同样正确的是“非虚怀无以博大”。

 

　　先生曾力倡刑法应“严而不厉”（刑事法网严密，刑罚不苛厉），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先生对学生也是“严而不厉”（要求严格而不厉声厉色），储先生善待他的学生，这种善待不仅仅是体现在语言上，而是体现平时一点一滴的小事上。学生的特点各种各样，有的“敏而好学”，有的“敏而不好学”，有的“不敏但好学”，可能还有的“既不敏又不好学”。先生总能宽容学生的一些缺点，并善于发现每个学生的优点和长处，予以引导和鼓励，让优点和长处发扬光大。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以致于，黄河副厅长就曾“公开批评”过储先生。那就是，储先生对学生太客气，先生已经75岁高龄，学生应当力所能及多多协助老师。

 

　　教师应该教书育人，可储先生很少教导学生远离名利。对此，王平教授的解读是，在先生的内心世界里根本没有争夺名利与淡泊名利这样的痛苦与挣扎。他没有淡泊名利这种内心的挣扎，因而很少去想这些事情，所以对他自己的学生说的也很少，一切都是那样的自然。与储先生接触多的人，你可能会不知不觉地把名利看得淡一些。在他面前把名利看得太重你会觉得有些羞愧。也许真的是因为与上帝之子耶稣同一天出生的缘故，所以上帝不仅赋予储先生以智慧，还赋予储先生以善良、宽容与淡泊名利的优良品质。

 

　　三、先知先觉

 

　　在老前辈们之中，储槐植先生与其说是一位刑法学家，倒不如说是刑法思想家、刑法学界指路人。客观地讲，先生在规范刑法学方面没有他在刑法思想方面的建树卓然，他更多的贡献是为刑法学开辟新研究领域，发现新“开发区”号召大家去研究。先生是一位“先知先觉”者，我们不少刑法学人是“后知后觉”者。有例为证，1989年先生发表论文提出“刑事一体化”，到了2008年，“刑事一体化”已经成为刑事法学界的核心词汇。2000年春节前夕，在京召开了一个新春茶话会，在京的许多著名的犯罪学家和法学家参加了会议。在会上，储先生指出应当关注恢复性司法。现在恢复性司法已经成为我国刑事法学界和刑事司法实务的热门话题。王平教授曾感叹到：储先生超前的学术观点和学术上诸多的真知灼见究竟是从哪里来的：是外语好？还是勤于思索？是脑子比一般人聪明？还是有什么别的绝招（比如说先生的生日是圣诞日，是上帝之子耶稣诞生的日子。可能是由于与上帝之子耶稣在同一天出生的缘故，上帝对先生格外关照，赋予了他更多的智慧）？其实，真正的答案是，先生做到了“敏而好学”和虚怀若谷，先生的这两样“始终被模仿，从未被超越。”要想真正做学问，就得聪明人用笨办法（勤奋）。

 

　　四、著书立说

 

　　中国刑法学界近些年来出版的编著真可谓汗牛充栋，其涉猎的广度和累积起来达到的厚度令人瞠目结舌（个别书随手一扔而扔到别人头上能把人砸死），但真正有思想深度的并不多，材料汇编痕迹严重，真正个人著述的成分太少，真正有高度思想性和学术深度的个人著述就更少了。然而储槐植先生的一系列著述堪称学界学习的榜样，学术研究贵在出思想，哪怕是星星点点的思想火花，有思想的文章才是不简单的文章。 时下，利郎商务男装有句时髦的广告词：“简约，不简单”。时下，不少学者常以著作等身甚至超身为荣，对别人心存“傲慢与偏见”，在我看来，“著作等身”对一个学者来说是个贬义词，它只能说明这个学者很勤奋，但这不是做学问的最高境界。储先生虽然“著作等脚”，但很多篇幅不大的文章都是“简约，不简单”的翘楚之作。我们很多刑法学人也想写出这样“文惊四座”的文章，可是有心无力，这绝对不是我们的追求，但这绝对是我们的宿命。如果我们对“简约和简单”进行排列组合会发现：有的文章是“简约，不简单”（比如，贝卡利亚的《论犯罪与刑罚》），有的文章是“简约也简单”，有的文章是“不简约，不简单”，有的文章是“不简约但简单”。写文章的最高境界应是“简约，不简单”，“不简约，不简单”次之，“不简约但简单”的文章越少越好。从文章内容来看，好文章应该既全面又深刻，如果做不到，片面但深刻的文章次之，既片面又不深刻的文章没有最好。

 

　　陈瑞华教授曾谈到：“评价一个人学术贡献的主要标志，并不是生产了多少论文和著作，也不是它提出了多少个思想和观点，而是他有哪些思想和观点得到了举世公认的接受，并且成为他人研究法律问题的前提和基础。至少，一篇论文和一本书在10年、20年之后，还可以为人们所记起，并且具有一定的引证率，这才是它们具有长久生命力的重要标志。”

 

　　一个学者可以天天写文章，但是不大可能天天出思想，其实做学问的最高境界就在于出思想。贝卡利亚一生只是“著作等脚”，没做到著作等身，其《论犯罪与刑罚》区区几万字，可谓简约至极，但思想性极强。正是该书的思想性使其成为了西方刑法史上“不朽的丰碑”。

 

　　评价一个刑法学者的学术贡献，可采用“学术标签”标准。储槐植教授的学术标签是“刑事一体化”。学术标签即学人个性化学术话语、学术思想。提及该学人就会提及该学术话语和思想。影视界同样如此，一个演员从无名到知名、著名一定是通过一个深入人心的角色来实现的，提及“小燕子”就会提及赵薇，提及“白娘子”就会提及赵雅芝。这样一来，值得我们每位刑事法学人扪心自问的就是“我的学术标签是什么”？

【作者简介】
胡月军，男，西北政法大学刑法学法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