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头律师张万军教授讲授刑辩经验（三）：强制猥亵案无罪辩护

发布日期：2026-08-10 作者：张万军律师

强制猥亵罪作为侵犯公民人格尊严与性自主权利的重要罪名，近年来司法实践中案件数量持续增长。该类案件大多发生在封闭私密空间，普遍存在 “一对一” 言词证据格局，缺少目击证人、完整监控视频、生物痕迹等客观证据，案件事实认定高度依赖被害人陈述与被告人供述之间的对抗，辩护难度极大。很多当事人家属存在认知误区，认为只要被害人报案，司法机关就必然作出有罪认定。包头律师张万军教授目前执业于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同时担任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系教授、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法律硕士生导师，兼具学者与执业律师双重身份，从业近二十年来，始终深耕刑事辩护领域，注重法学理论、司法实践与社会情理的深度衔接，以扎实的专业功底、严谨的执业态度和人文关怀。结合张万军教授二十余年刑事辩护实务，办理多起强制猥亵类案件的办案体会，再参考司法实践中已经生效的裁判案例可以发现，强制猥亵案件并非没有无罪辩护空间。无罪辩护不是无理狡辩，而是立足刑法犯罪构成要件，严格把握刑事诉讼证据确实、充分、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从证据体系拆解、客观行为定性、主观故意甄别、强制要件审查等多个维度，找到案件的突破口，依法维护当事人人身自由与合法权益。本文结合办案经验与司法裁判规则，系统梳理强制猥亵案件无罪辩护的破解路径，供刑辩同仁、案件当事人及家属参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他人的，构成强制猥亵罪。从犯罪构成层面分析，成立本罪需要同时满足客体、客观、主体、主观四大要件：客体是他人的性自主决定权与性羞耻心；客观上必须实施猥亵行为，并且借助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压制被害人反抗，达到被害人不能反抗、不敢反抗、不知反抗的客观效果；主观方面必须具备猥亵的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行为会侵害他人性羞耻心，仍然追求或者放任该结果发生；主体为年满十六周岁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四大要件缺一不可，只要其中任一构成要件无法被证据证实，就应当得出不构成犯罪的结论。实务当中绝大多数无罪判决、不起诉决定，本质上都是控方证据无法完整闭合上述犯罪构成链条。
一、强制猥亵案件辩护的现实困境
在包头及内蒙古地区办理强制猥亵相关案件过程中，能够明显感受到该类案件辩护存在现实困境。第一，案件场景的封闭性。绝大多数指控事实发生在车内、酒店房间、私人办公室、居民住宅等封闭环境，没有第三方在场，没有监控完整记录全过程，直接证据只有双方当事人的言词陈述，证据天然处于失衡状态。第二，社会舆论的先入为主。一旦发生性侵类报案，社会普遍倾向于相信被害人陈述，容易将报案等同于侵害事实真实发生，辩护律师提出无罪意见，往往会承受舆论层面的压力。第三，行为边界模糊。正常社交接触、酒后肢体失态、熟人之间的亲昵举动、争执冲突中的无意触碰，与刑法意义上的猥亵行为界限模糊，轻微肢体骚扰属于治安违法，而强制猥亵属于刑事犯罪，二者之间的区分，需要结合全案细节审慎甄别，不能简单只要存在肢体接触就直接入刑。第四，部分案件报案动机复杂。当事人双方存在恋爱、同事、亲友、经济往来等利害关系，矛盾激化之后，可能出现夸大事实、歪曲经过的情形，给事实还原增加难度。
但困境不等于绝境。从生效裁判来看，大量案件最终作出无罪处理，理由集中体现为：全案证据不足无法排除合理怀疑；不能够证实存在刑法意义上的强制手段；现有证据无法证实行为人存在猥亵的主观故意；涉案行为不属于刑法评价的猥亵行为。刑辩律师办理此类案件，首要任务是摒弃先入为主，完整阅卷，穷尽会见，把案卷当中每一份笔录、每一处细节、电子聊天记录、伤情检查材料、报警经过全部梳理，搭建完整时间线，在对比当中寻找证据矛盾点，这是所有无罪辩护工作的基础。
二、破解 “一对一” 言词证据困局，坚守疑罪从无原则
强制猥亵案件最典型特征就是 “一对一” 证据模式，仅有被害人的指控陈述与被告人的否认辩解，缺少客观证据予以佐证。刑事诉讼明确孤证不能定案，仅有被害人陈述，没有其他证据印证，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在办理该类案件时，辩护首要战场就是对言词证据的真实性、稳定性、合理性开展深度质证。
首先，要逐笔核对被害人多份询问笔录，查找内在矛盾。重点核对报案时间、事发地点、行为发生顺序、接触身体部位、强制手段表现、双方对话内容、反抗的具体表现等核心事实。部分案件中，被害人第一份笔录、后续补充笔录、向家人的陈述之间，对于关键情节描述出现根本性冲突。有的被害人陈述自己醉酒意识不清，却又能够对猥亵的全部细节描述得十分清晰，明显违背生活常理；有的陈述遭受激烈暴力压制，但是人身检查、伤情记录当中没有任何对应的损伤痕迹，伤痕无法和指控行为建立因果关系，不能排除伤痕系其他原因造成的可能性。在一起生效无罪判例当中，被害人称遭到捏掐等暴力猥亵，但案发后第三日才进行身体检查，体表未见相应损伤，现场证人证言也与被害人陈述相悖，法院最终认为指控证据无法形成完整链条，依法宣告无罪。
其次，要高度重视案发前后电子数据的反向印证价值。微信聊天记录、通话记录、通话录音，是判断双方真实关系、被害人真实意愿的重要客观材料。部分案件指控发生强制猥亵行为之后，双方仍然存在正常聊天，被害人没有表现出遭受侵害后的愤怒、恐惧，仍然主动邀约、正常沟通。该类客观电子证据，与被害人陈述的 “被强制侵害” 状态存在明显冲突，应当作为辩护重点向司法机关提交。同时还要审查报警的时间逻辑，案发后隔数日、数周才报警，要结合全案查清延迟报警背后的原因，区分是心理创伤不敢报案，还是事后双方发生纠纷、冲突之后才选择报案，挖掘其中的合理怀疑。
再次，客观物证、鉴定材料要精细化质证。很多辩护律师只关注笔录，忽视人身检查笔录、伤情照片、DNA 鉴定等材料。需要明确，没有伤情不等于不构成强制猥亵，但是如果指控使用暴力手段压制反抗，却完全没有任何身体损伤痕迹，又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暴力存在，就会削弱指控事实可信度。部分案件当中虽然检出生物物证，但是该物证存在多种形成可能性，不能唯一指向猥亵行为，无法排除正当接触、其他场景遗留等合理可能，就不能单独以此作为定罪依据。
辩护律师在此类证据存疑案件当中，应当在审查逮捕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及时提交书面法律意见，把证据矛盾点一一列明，积极争取不批捕、存疑不起诉；案件起诉至法院之后，庭审质证环节逐一拆解证据链条，充分阐释本案尚未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刑事证明标准。疑罪从无不是放纵犯罪，是刑事诉讼的底线，只要控方证据链条存在无法排除的合理怀疑，就不能作出有罪认定。
三、严格区分一般骚扰与刑事猥亵，审查 “强制” 核心要件
强制猥亵罪，“强制” 是客观要件的灵魂。构罪要求行为人通过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使得被害人处于不能反抗、不敢反抗、不知反抗的境地，在此前提下实施猥亵行为。如果不存在刑法意义上的强制，则即便存在不当肢体接触，最多属于治安管理处罚意义上的性骚扰，不能上升为刑事犯罪，这是无罪辩护的又一重要突破口。
实务当中对 “强制” 的理解，不能简单等同于必须殴打、捆绑等激烈暴力。胁迫可以是揭发隐私、威胁报复；“其他方法” 包括利用被害人醉酒、麻醉、熟睡、精神障碍不知反抗的状态。但司法裁判同样强调，不能把一切肢体冲突、轻微拉扯直接等同于强制手段。辩护当中需要重点区分：肢体接触的发生，究竟是行为人使用手段压制对方反抗之后实施，还是双方争吵拉扯过程当中发生的无意触碰。要厘清强制手段与猥亵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暴力行为是否服务于实施猥亵的目的。部分案件双方发生争执推搡，争执过程当中发生身体触碰，暴力来源于争吵冲突，并非为实施猥亵而压制反抗，此时就不能满足本罪客观要件要求。
针对醉酒类案件的辩护要格外审慎。被害人醉酒，不等于直接推定构成 “其他强制方法”。关键看行为人是否主动利用被害人意识不清的状态实施猥亵。如果只是双方共同饮酒，现场环境混杂，没有充分证据证实行为人主动利用醉酒状态实施不当行为，同样存在无罪空间。部分公共场所的案件，监控视频记录双方存在身体接触，但画面模糊、角度遮挡，无法分清是拥挤环境被动触碰，还是主动刻意猥亵，被害人具备逃离、呼救的现实条件却没有即时求救，综合全案无法确认存在违背意愿的猥亵行为，检察机关最终作出不起诉处理，该裁判规则值得辩护律师借鉴。
与此同时，要准确界定什么是刑法意义上的 “猥亵行为”。猥亵行为核心指向侵害他人性羞耻心，通常是针对胸部、隐私部位等性象征部位的抠摸、抚弄等行为。对于手臂、背部等普通身体部位短暂、隔着衣物的触碰，情节显著轻微，更多属于民事侵权或者治安处罚范畴，不应当作为刑事犯罪处理。实务中经常遇到，把朋友之间玩笑式搂抱、社交场合无意碰撞、争执过程中过失触碰直接指控强制猥亵，辩护律师应当结合接触部位、接触时长、行为发生场景、行为前后言语，论证该行为不属于刑事法上的猥亵，以此进行出罪辩护。
四、深挖主观故意，厘清行为动机，排除非猥亵主观心态
强制猥亵罪成立，要求主观上必须具备猥亵故意，也就是行为人明知自己行为会侵害他人的性羞耻心，仍然积极或者放任该结果发生。实务当中很多无罪案件，争议焦点落脚于主观心态的证明问题。主观故意藏于行为人内心，只能依靠客观行为、言语、事发前后表现综合推定，推定必须排除其他可能性，不能简单以被害人感受倒推行为人主观心态。
在辩护实务当中，有几类情形可以论证不具备猥亵主观故意。第一，意外、过失触碰。例如拥挤环境、摔倒拉扯过程当中无意碰到敏感部位，行为人没有主动追求性刺激、羞辱他人的主观想法，属于意外事件，不具备犯罪故意。第二，熟人之间的误会。双方存在暧昧、曾经恋爱的交往背景，行为人误判对方接受亲密举动，遭到对方明确拒绝之后立刻停止，要区分主观上是执意实施猥亵，还是对被害人意愿产生错误认知。当然该类辩护需要严格把握边界，如果已经得到明确拒绝仍然继续实施，则不能以误判意愿作为无罪理由。第三，职业行为、救助行为。医护人员正常检查、紧急情况下救助触碰身体，行为具备正当目的，不存在猥亵的主观意图。生效裁判当中有医疗场景相关案件，虽检出相关生物痕迹，但无法排除正当诊疗行为遗留，法院作出无罪判决，该裁判精神对同类案件具有指引价值。第四，双方冲突当中的情绪性行为，并非追求性方面的刺激或者羞辱。当事人争吵打架过程当中发生肢体接触，目的是发泄矛盾，而不是猥亵，此时不能认定本罪的主观故意。
在这里需要厘清一个实务争议：强制猥亵罪是否必须具备满足性欲的目的。从司法裁判精神来看，成立本罪并不绝对要求行为人以满足自身性欲为唯一目的，出于羞辱、报复他人实施猥亵同样可以构罪。但反过来，如果从全部客观行为、言语记录，均无法找到任何指向性羞辱、性刺激的线索，则不能够推定存在猥亵故意。辩护律师在阅卷会见时，要完整收集行为人言行细节，论证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主观猥亵故意，进而打掉犯罪构成要件。
五、分阶段把握无罪辩护工作要点
结合本人办理多起强制猥亵案件的实务经验，强制猥亵无罪辩护，应当贯穿刑事诉讼全流程，不要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法院庭审阶段，审查逮捕、审查起诉阶段是实现无罪处理的黄金窗口期。
审查逮捕阶段，侦查机关刚刚固定初步证据，证据链条尚未完全固化。辩护律师第一时间会见当事人，稳定当事人供述，充分了解案件细节，全面梳理案卷材料，针对证据漏洞出具《不予批准逮捕法律意见书》。如果能够争取不批准逮捕，就会极大提升后续不起诉的概率。很多强制猥亵案件正是在此阶段，检察机关审查后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犯罪，作出不批捕决定，后续侦查无法补充关键证据，最终走向撤案或者不起诉。
审查起诉阶段是无罪辩护的核心阶段。律师应当完整阅卷，把全部证据矛盾整理成册，制作时间对比表格，将被害人陈述矛盾、客观证据与言词证据冲突一一列明，调取对当事人有利的聊天记录、证人线索，申请检察机关开展补充调查。与承办检察官充分沟通，阐释疑罪从无的适用逻辑，积极争取存疑不起诉。要注意，无罪辩护不等于拒绝沟通，辩护律师既要坚持无罪意见，也要理性客观，把法理、案例、全案细节完整呈现给公诉人。
审判阶段的无罪辩护，要做好庭审质证。对每一份控方证据从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逐一质证，把证据链条断裂点在法庭上充分展示。发问环节通过对被告人、证人发问，还原案件发生的完整场景，揭示被害人陈述的不合常理之处。发表辩护意见时，围绕四大构成要件展开，结合同类生效裁判的裁判精神，论证控方没有完成举证责任，不能排除合理怀疑，请求法庭依法宣告无罪。同时也要理性评估案件，如果经研判全案事实、证据对当事人极为不利，不具备无罪基础，应当及时调整辩护策略，转为罪轻辩护，避免无效辩护，切实维护当事人权益。
还要提醒当事人家属，强制猥亵案件当中，不要简单认为取得被害人谅解就必然能够无罪。谅解属于量刑情节，不能改变犯罪是否成立的评价。如果事实证据足以认定犯罪，即便取得谅解，只是可以从轻处罚；反过来，案件本身证据不足，即便没有谅解，依然应当作出无罪处理，不能把谅解作为无罪的交换条件。
六、辩护当中应当把握的法律尺度与实务反思
办理强制猥亵无罪辩护案件，辩护律师必须守住职业底线，不能罔顾事实，不能恶意诋毁、侮辱被害人。无罪辩护逻辑是 “证据不足以证实犯罪事实”，而不是去否定被害人的个人感受。即便当事人最终无罪，也不代表被害人主观感受的委屈是虚假，只是刑事定罪需要达到最高证明标准，法律不能依靠主观感受给一个人定罪。
性侵类犯罪严重侵害人身权利，法律应当严厉打击真正的强制猥亵犯罪，保护公民人格尊严与人身权利。但同时，刑法同样保护被指控人的人身自由，防止不当刑事追责。司法实践应当厘清刑事犯罪与民事侵权、治安违法的边界，既不能放纵真正的施暴者，也不能让普通的纠纷、误会上升到刑事追责层面。强制猥亵案件的无罪辩护，本质上是平衡两种法益，坚守刑事证据规则的过程。
从多起生效无罪裁判可以总结出共通逻辑：认定强制猥亵罪，不能仅凭被害人一方的控诉，必须综合考量行为场景、双方关系、肢体接触方式、强制手段表现、事后各方行为反应，结合聊天记录、伤情、报警经过等客观材料综合判断。只要客观证据不能印证关键指控事实，证据之间存在无法排除的矛盾，就应当坚持疑罪从无，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认定。
强制猥亵案件因其案发场景的私密性，给辩护工作带来重重挑战，但绝非辩护的禁区。作为刑事辩护律师，办理此类案件，既要对性侵受害群体保有共情，更要恪守证据裁判原则。无罪辩护的破解之道，归根结底就是回归犯罪构成，回归证据规则，在纷繁复杂的言词材料当中抽丝剥茧，找出证据链条的缺口，审查强制要件是否成立，甄别是否存在猥亵主观故意，区分刑事犯罪和一般违法行为边界。
对于身陷该类指控的当事人及家属，应当抓住刑事诉讼各个关键阶段，尽早委托专业刑事辩护律师介入，完整固定有利线索，不要消极等待审判。刑事诉讼当中，一个人的自由，取决于完整、严密、无矛盾的证据链条，任何环节出现无法排除的合理怀疑，就应当阻却有罪认定。刑辩律师的职责，就是把法律规定落到每一个个案当中，让每一起强制猥亵案件的办理，既能够守护公民人格权利，也守住程序正义与人权保障的司法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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