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醉疏漏致植物人后死亡，医院赔偿近80万元

发布日期：2026-07-15 作者：刘荣广律师

麻醉疏漏致植物人后死亡，医院赔偿近80万元
云南天外天律师事务所刘荣广律师
一、案情回顾
8月21日，年仅44岁的患者杨某某因“经量增多2年、B超发现宫内强光团8月”入住A医院妇科治疗，入院诊断为子宫内膜病变，拟行宫腔镜下子宫内膜剥脱术——该手术为妇科常规二级手术，技术成熟、风险极低。8月22日，医院为患者实施手术，术中仅出血10ml，手术操作本身顺利，但术后患者始终未苏醒，持续呈植物人状态。
术后患者先后转至上级医院ICU、A医院康复科治疗，历时550天始终未恢复意识，最终于两年后的2月20日因缺血缺氧性脑病救治无效死亡。
事件发生后，医患双方共同委托市医学会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但A医院在事发后长达8个月的时间里，始终未提交完整病历，直至鉴定前才补充提交封存病历之外的265页病历资料，导致鉴定机构因“证据不足，无法作出鉴定结论”终止首次鉴定。后经卫生健康局委托，省医学会出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认定A医院存在两项过错：一是麻醉用药未充分考虑三药联用的协同作用及不良反应；二是8月22日11时至22时长达11小时内，无对患者病情的规范评估、检查及救治记录，无法证明医院对患者病情变化给予了及时规范的诊治，认定医院对患者缺血缺氧性脑病的损害后果承担次要责任。
因就赔偿事宜无法达成一致，患者家属将A医院诉至人民法院，一审法院认定A医院承担45%的赔偿责任。
二、案件核心难点
本案作为典型的常规小手术引发的严重医疗损害案件，存在多重维权难点：
1. 鉴定结论对患方不利，责任比例认定空间受限
省医学会的鉴定结论明确医院承担“次要责任”，司法实践中次要责任的赔偿比例通常为20%-40%，A医院正是依据该惯例主张仅担20%责任，若按该比例核算，医院垫付的62万余元费用抵扣后，患方将面临“痛失亲人还要倒赔医院”的极端不公结果。
2. 医院利用病历优势干扰责任认定
医院存在延迟提交病历、补充封存外病历的行为，首次鉴定已因病历问题无法进行，但二次鉴定仍基于补充后的病历作出次责结论，患方难以直接推翻鉴定意见。
3. 费用抵扣争议巨大，患方存在倒赔风险
医院不仅主张抵扣其在A医院康复科垫付的60余万元费用，还主张其在上级医院垫付了79万余元医疗费，要求全部纳入总损失按比例抵扣；其中康复科费用为医院单方制作的收费单据，上级医院的费用仅提供结算单无正式发票，若法院全额支持该类费用抵扣，患方将面临巨额债务。
4. 精神损害抚慰金适用规则错误
一审法院将精神损害抚慰金纳入总损失按责任比例折算，6万元的精神抚慰金最终仅支持2.7万元，无法弥补中年丧妻、青年丧母给家属造成的巨大精神痛苦。
三、代理思路与诉讼策略
接受委托后，代理律师围绕案件核心争议，制定了“紧扣过错严重性、突破责任比例惯例、打掉不合理抵扣、纠正法律适用错误”的代理思路，重点开展了以下工作：
1. 深挖诊疗过错本质，论证医院过错是损害核心原因
针对鉴定结论的“次要责任”，代理律师并未直接否定鉴定效力，而是紧扣鉴定书已认定的过错点展开论证：一是明确麻醉三药联用的协同抑制作用是患者呼吸心跳抑制、缺血缺氧的直接诱因，医院作为专业医疗机构，对麻醉用药的配伍禁忌负有高度注意义务，所谓“个体差异”仅是损害发生的轻微条件，而非主要原因；二是重点强调术后11小时无任何诊治记录的严重失职——患者术后未苏醒是明确的异常信号，医院在长达11小时的时间里未采取任何评估、检查、救治措施，是导致患者从麻醉抑制发展为不可逆缺血缺氧性脑病、最终死亡的关键原因，该过错并非“次要”的疏忽，而是对患者生命权的极端漠视。结合医院延迟提交病历、存在病历补充的行为，论证医院的过错程度远高于普通次要责任案件，请求法院在次要责任范围内顶格判赔。
2. 精准反驳医院费用主张，阻断倒赔逻辑
针对医院的费用抵扣主张，代理律师逐一击破：一是对于医院主张的上级医院79万余元费用，明确指出其仅提供费用结算单，未提交正式医疗费发票，无法证明其已实际支付该笔费用，不符合抵扣的法定条件，不应在本案中处理，医院可待实际支付后另行主张；二是对于A医院康复科的60余万元费用，明确该部分费用是医院过错导致损害后，为挽救其过错造成的后果而产生的费用，且费用为医院单方核算，包含医院自身的经营利润，无法证明其合理性与必要性；即使纳入总损失核算，也应结合医院的过错程度分担，不能全额抵扣。
3. 纠正法律适用错误，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独立计赔
针对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问题，代理律师明确提出：精神损害抚慰金是对死者家属因亲人去世遭受的精神痛苦的抚慰，其功能是填补精神损害、惩戒侵权人，不应纳入物质损失范畴按责任比例折算；本案中患者年仅44岁，中年离世给配偶和刚成年的儿子造成了终身无法弥补的精神创伤，结合医院的过错程度及本地经济水平，应当单独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应按责任比例打折。
4. 指出一审计算错误，要求重新核算损失金额
针对一审法院总损失计算错误的问题，代理律师逐一核对每项损失的计算依据，明确一审法院总金额累加错误，请求二审法院重新核算各项损失，确保赔偿金额计算准确。
四、二审判决结果
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全部采纳了代理律师的核心代理意见，作出二审判决：
1. 责任比例维持45%，突破次要责任惯例判赔
法院认定A医院的诊疗过错与患者死亡存在因果关系，结合其过错严重程度，维持45%的赔偿责任比例——该比例突破了司法实践中次要责任20%-40%的通常区间，在次责鉴定结论下顶格判赔，充分体现了对医院严重诊疗过错的否定性评价。
2. 纠正精神损害抚慰金适用规则
法院改判精神损害抚慰金3万元，单独计算不按责任比例折算，纠正了一审将精神抚慰金按比例打折的错误，充分维护了患方的精神损害权益。
3. 驳回医院不合理费用主张，彻底避免倒赔风险
法院认定A医院主张的上级医院79万余元费用无正式发票、无法证明实际支付，不在本案中处理，医院可另行主张；经重新核算，本案物质损失共计1558402.48元，A医院承担45%即701281.12元，加上3万元精神抚慰金，共计需赔偿731281.12元。
4. 驳回A医院的全部上诉请求
法院认定A医院主张的20%责任比例无事实依据，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虽存在计算错误与法律适用错误，但责任比例认定正确，最终改判后充分维护了患方的合法权益。
五、案例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在医疗损害次要责任鉴定结论下，成功突破责任比例惯例、避免患方倒赔的经典胜诉案例，对于同类医疗纠纷案件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1. 鉴定结论并非责任比例的唯一依据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责任程度仅是法院确定民事赔偿责任的参考，而非绝对依据。当医疗机构存在术后严重失职、病历提交不规范等加重过错时，代理律师可以通过深挖过错细节、论证过错对损害的原因力大小，争取法院在鉴定结论的责任区间内顶格甚至上浮认定赔偿比例，最大化维护患方权益。
2. 严格审查医院垫付费用的真实性与合法性
医疗损害案件中，医院往往会主张其垫付了大额抢救费用要求抵扣，甚至利用其制作医疗费单据的优势虚增费用，意图让患方倒赔。代理律师应当严格审查费用的正式票据、实际支付凭证，对于无发票、无支付依据的费用，坚决拒绝抵扣，避免患方在失去亲人后还要承担不合理的债务。
3. 明确精神损害抚慰金的独立赔偿规则
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功能是抚慰精神痛苦、惩戒侵权人，其性质不同于医疗费、死亡赔偿金等物质损失，不应当按责任比例折算。本案二审判决明确了该规则，为同类案件中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主张提供了参考。
4. 常规手术的医疗风险不应成为医院免责的借口
妇科常规手术本身风险极低，医院不能以“个体差异”“麻醉意外”作为免责挡箭牌。只要医院存在麻醉用药不当、术后观察救治不及时等过错，就应当为其失职行为承担赔偿责任，这既是对患者生命权的尊重，也是规范医疗机构诊疗行为的应有之义。
本案的胜诉，不仅为患方争取到了应有的赔偿，避免了“治死亲人倒赔钱”的荒诞结果，更通过判决明确了医疗损害案件中的多项裁判规则，彰显了司法对患者生命健康权的保护，对规范医疗机构的诊疗行为、督促医院尽到高度注意义务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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