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名被告人被指控恶势力犯罪集团，最终摘帽成功——李荣维律师谈如何剥离恶势力标签

发布日期：2026-05-08 作者：李荣维律师

一旦被认定为恶势力，不仅刑期大幅上浮，财产处置范围也将显著扩大——这是涉黑涉恶案件中最令当事人恐惧的“标签效应”。
最终，检察机关在起诉时全面摘除了“恶势力”标签，十名被告人全部以普通犯罪罪名提起公诉，无一被认定为恶势力成员。
我是刑事辩护律师李荣维，下面为你复盘“摘帽”成功的完整路径。
“李律师，这个‘恶势力’的帽子能不能摘掉？”2022年夏，嫌疑人王某的家属找到我时，王某已被羁押近两个月。
起诉意见书指控：王某等十人，以某商贸公司为据点，多次实施寻衅滋事、强迫交易、非法拘禁等违法犯罪活动，逐步形成以林某为首的“恶势力犯罪集团”。
王某被列为该集团的“骨干成员”。
家属的诉求只有一个：“李律师，我们不奢望无罪，但这个‘恶势力’的帽子能不能摘掉？”
我告诉他们：能。但前提是，我们必须从“组织特征”“行为特征”“危害性特征”三个维度，逐一击破恶势力的认定要件。
这就是涉黑涉恶案件辩护的核心方法论——“标签剥离”。
什么是“恶势力”？先厘清法律边界要“摘帽”，先要搞清楚“恶势力”究竟是什么。
根据2019年“两高两部”《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恶势力是指——
经常纠集在一起，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百姓，扰乱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但尚未形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违法犯罪组织。
拆解下来，“恶势力”的认定需要同时具备三个特征：
特征核心要求本案疑点

组织特征	成员相对固定，有明显的纠集者	所谓的“组织”是否真的存在？
行为特征	多次实施特定违法犯罪活动	这些行为之间有无关联性？
危害性特征	在一定区域或行业内造成恶劣社会影响	有无“欺压百姓”的具体表现？

三个特征缺一不可。只要有一个特征不成立，“恶势力”的帽子就戴不稳。
我决定：从“组织特征”打开缺口。
第一步：击破“组织特征”——这个“集团”根本不存在全面阅卷后，我发现侦查机关认定“恶势力犯罪集团”的核心依据是：十名被告人均在同一商贸公司工作或关联，且多次共同实施违法犯罪行为。
但深入审查证据后，问题暴露了。
问题一：人员流动性极大，不具备“相对固定”的特征。
我调取了该公司近两年的人员名册和考勤记录，发现所谓的“十人集团”中，有4人在案发前三个月内才入职，有2人仅参加过两次聚餐性质的“聚会”，从未参与任何违法犯罪活动。
王某在该公司的工作时间最长，但他的日常工作完全是合法的商贸经营。卷宗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参与组织了任何一次违法犯罪活动。
问题二：所谓的“纠集者”林某，对其他成员没有控制力。
卷宗中有7名被告人的供述，均称“林某没有命令过我做什么”“我们各干各的”。
更重要的是，该公司有正式的劳动合同、工资发放记录、考勤制度——这是一个合法的经营主体，成员之间是雇佣关系，不是犯罪组织的控制与被控制关系。
我向检察机关提交的核心论点很明确：一个合法的商贸公司，不能因为个别员工涉嫌犯罪，就被整体定性为“恶势力犯罪集团”。这是典型的“以面概点”的逻辑错误。
第二步：解构“行为特征”——三次事件并不关联侦查机关指控该“集团”实施了六起违法犯罪事件，包括两起寻衅滋事、两起强迫交易、一起非法拘禁、一起故意伤害。
我逐一审查后发现：这六起事件之间，没有任何组织性关联。
第一起寻衅滋事发生在2018年3月，起因是林某在某KTV与他人发生口角，在场的公司员工上前助阵。这是一起典型的偶发纠纷，不是有组织的暴力活动。
第二起寻衅滋事发生在2019年8月，是该公司与另一家公司在同一项目上发生竞争，双方员工发生肢体冲突。这属于商业竞争中的偶发冲突，同样不具有组织性。
强迫交易的两起事件，分别发生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涉及不同对象。卷宗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些行为是“集团意志”或“有组织安排”。
至于非法拘禁和故意伤害，更关键的问题在于：王某全程不在现场。卷宗中没有任何一份证据指向王某参与了这两起事件。
我梳理了完整的事件-人员关联表，向检察机关直观呈现：六起事件中，没有任何一起是“十人共同参与”；每起事件的参与人员都在2-4人之间，且人员重合度极低。
核心论点：这六起事件彼此独立，是个人偶发行为的集合，不是有组织的系列犯罪。不符合恶势力的“行为特征”。
第三步：否定“危害性特征”——没有“欺压百姓”的实质表现“恶势力”的核心特征是“为非作恶，欺压百姓”。这一特征要求犯罪行为对不特定的社会公众造成恐慌或不安。
而本案中：
第一，所有事件的被害人均是特定对象——KTV的顾客、商业竞争对手、借贷关系中的债务人，没有任何一起事件针对不特定的社会公众。
第二，没有“欺压百姓”的具体表现。卷宗中没有一份被害人陈述提到“感到恐惧”“不敢反抗”“影响正常生活”等表述。公安机关也没有接到过任何群众举报或投诉。
第三，该公司所在的商贸城，其他商户的证言均称“没听说过这家公司有什么问题”“正常做生意，没有影响”。
核心论点：恶势力的危害性特征要求犯罪行为超出“具体被害人”范围，对“不特定公众”造成恐慌。本案不具备这一特征。
摘帽成功：起诉书中的“消失的六个字”审查起诉期限届满前，检察机关作出了起诉决定。
当我拿到起诉书时，翻遍全文，没有找到“恶势力”三个字——更不用说“恶势力犯罪集团”了。
十名被告人全部以普通犯罪罪名提起公诉：寻衅滋事罪（两起）、强迫交易罪（一起）。王某仅涉及一起寻衅滋事事件，且被认定为从犯。
“恶势力”的帽子，彻底摘掉了。
这个结果的意义，远超刑期本身：

如果没有摘帽，王某面临的刑期预估在五至七年；摘帽后，检察机关量刑建议仅为一年六个月。
如果没有摘帽，王某的财产可能面临“打财断血”式的全面处置；摘帽后，仅没收涉案违法所得。
如果没有摘帽，王某出狱后将面临就业、贷款、子女入学等多方面的隐性限制；摘帽后，这些影响全部消除。

家属在电话里哭了：“李律师，谢谢您。这个‘帽子’要是戴上了，他一辈子都翻不了身。”
涉黑涉恶案件辩护的方法论总结这起案件的成功“摘帽”，印证了涉黑涉恶案件辩护的三个核心方法论：
第一，“标签剥离”必须从法律要件入手。
“恶势力”“黑社会”不是道德标签，而是有严格法律定义的司法概念。辩护律师的任务不是和检察官争论“我的当事人是不是坏人”，而是逐一核对该案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全部要件——缺一个，标签就贴不稳。
第二，“组织特征”是最容易击破的环节。
实务中，大量涉恶案件的“组织特征”都建立在对松散关系的过度解读上——几个认识的人、在一起吃过饭、有共同的熟人……但这些都不等于“犯罪组织”。辩护律师要做的，是把“组织”的虚假外壳剥离，还原为“个人行为的简单叠加”。
第三，用客观书证对抗主观归罪。
涉黑涉恶案件中，侦查机关往往依赖同案犯供述、被害人陈述等言词证据来构建“组织”的存在。辩护律师必须用客观书证——考勤记录、劳动合同、银行流水、通讯记录——来证明这些人之间不存在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
三个提醒，给可能面临类似指控的人如果你的案件被贴上了“恶势力”标签，这三点请记住。
第一时间请专业律师介入。
涉黑涉恶案件的侦查阶段，是“标签形成”的关键期。侦查机关对案件的定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前期收集的证据。如果等到起诉阶段才请律师，很多对当事人有利的证据可能已经无法调取。
不要轻易认“组织成员”身份。
很多当事人被讯问时，出于配合心理说出“我们在一起吃过饭”“我们都认识林某”之类的话，最终被固定为“组织成员”的证据。在接受询问前，明确自己的权利边界，不清楚的事不要说。
重视客观证据的收集和保全。
考勤记录、劳动合同、工资单、工作群聊天记录……这些看似普通的材料，在涉黑涉恶案件中是证明“没有组织关系”的关键证据。不要删除、不要销毁、不要“清理”。
写在最后“恶势力”这个标签一旦贴上，带来的不仅是更重的刑期，更是一个家庭、一个人生难以抹去的污点。
但请记住：标签是法律赋予的，也可以通过法律摘下。关键在于，你能不能找到一个懂证据、懂程序、懂涉黑涉恶案件辩护逻辑的专业律师，在第一时间介入，为你撕掉那不该属于你的标签。
（本文案例系根据李荣维律师真实办案经历改编，为保护当事人隐私，已对姓名、时间、金额等关键信息作脱敏处理。）
李荣维律师
北京市昌久律师事务所（派驻云南昭通）
执业证号：15301200910928412
近二十年刑事辩护经验，国内首创“刑事三维辩护体系——证据·罪名·程序——三维九法二十七式辩护”，专注职务犯罪、经济犯罪、毒品犯罪案件辩护。曾任昭通市纪委监委首届特约监察员、昭通市委政法委《长安昭通》法律顾问、昭通日报社法治版编辑/记者、昭通新闻网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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