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需高估同性婚姻法律维权的意义

　1月5日，被部分媒体称为“同性婚姻维权第一案”的当事人、同性恋者孙文麟因登记结婚遭拒，起诉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民政局一案，获法院立案受理。基于法院受理的结果，该消息的传出，引发了包括但不限于同性恋圈的热议。有人甚至将这一并未有任何结果的案件列入变革意义的序列，不得不说，这样欢欣鼓舞的程度，可能有些过于乐观了。　从媒体披露的情况来看，孙文麟是湖南长沙的一名同性恋者。去年6月23日，他和他的男朋友来到长沙市芙蓉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办理结婚登记，被以“没有法律规定同性可以结婚”为由拒绝。孙文麟不服，决定通过法律途径争取自己的权利。去年12月16日，他和代理律师石伏龙向芙蓉区人民法院提交了起诉材料，请求判令芙蓉区民政局为其办理婚姻登记。
　　从法律规定来看，孙文麟很难有获胜可能，他所指出的“‘一夫一妻’并不是指要一男一女的异性恋才能结婚，而是男男、女女、男女都可以结婚”，显然存有误解。某种程度上，这种钻法律字面意思空子的做法，更多的可以理解为一种维权策略，而不可能作为一种维权的战略，最终能够取得什么样的结果，想必维权者也不敢抱太大期待。
　　作为公民，结婚是基本权利，但同性婚姻挑战了男女结合的法律和传统。是支持法律与传统，还是支持同性恋者的权利，引发的相关讨论已经很多，在此不再详述。对于同性恋群体来说，权利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权利一定是争取的结果。正因为如此，国内外这些年发生的同性恋者平权事件让人应接不暇。2015年年中，中山大学大四女生万青披着彩虹旗上毕业典礼，并与拨穗的校长进行互动，更是成为了焦点事件。
　　同性恋者维权，很多时候争的并不是“爱”的权利，法律并没有禁止同性恋群体彼此爱慕。很多同性恋者之所以要去争取结婚的权利，考虑的是争取社会层面的认同。合法的婚姻会让同性恋群体受到的歧视更少，这是同性婚姻的支持者普遍相信的一个预期。不过反过来，假如社会性歧视更少，同性婚姻的合法化脚步似乎也会更快。甚至，可以更大胆一步，假设同性恋群体的各项权利得到承认，是否有必要争取婚姻的权利?
　　婚姻与爱情没有必然联系，只是社会情绪在婚姻的法律意义上加诸了很多社会意义。所谓社会认同与法律认可之间被画上了等号，法律承认也就意味着社会认同。然而，实际上二者之间本不该存在绝对同等的联系。如果把婚姻看作是一个“权利包”，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权利，对于同性恋者而言，例如献血后直系亲属可以无偿用血、动手术时的家属确认签名、以夫妻身份领养孤儿、法定遗产继承等具体的权利，对于同性伴侣的长期生活可能更加实际。
　　对于同性恋维权者来说，面临的战略选择在于，到底是通过法律来抗争，去实现法律承认与社会认同的“打包式”维权，还是将具体的权利从婚姻权中拆分出来，一项一项维权，并在实现的过程中逐渐收割家庭和社会舆论的认可。值得指出的是，毕其功于一役，试图通过推动法律承认来实现社会认同的增加，难度非常大，对于整个社会观念转变的速度要求非常高。某种程度上，这不是贬低行动派的影响力，而是展现一种社会自身文化流变规律。
　　年轻一代对于同性恋群体的认同、支持比例显然会更高，但有时候，时间会是观念最大的敌人。作为一个整体，每一代人观念文化的形成，都是与生长时代交织的产物，想要改变不同群体、不同年龄段人们的想法，面临的是一个结构性的困难。因此，对于同性婚姻维权案件的受理，无需放大其影响力。或许，从策略上来看，逐个争取具体的权利，难度会小很多，得到的权利也会更加殷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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