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刊物的反思与发展

　　众所周知，学术刊物经由及时发表重要的具有知识增量意义的学术论文，而会在建构中国学术传统和实质性地推进中国学术发展的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据此，我们有比较充分的理由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不断规范化，伴随着中国各种与学术发展相配套的学术制度的建构和成型，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刊物在建构中国学术传统和实质性地推进中国学术发展的方面应当至少发挥出两个方面的重要作用：一是中国学术刊物所应当具有的一种常规性的重要作用，即及时反映和发表论者们就各种理论问题所做的具有创新意义的学术研究论文，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中国学术刊物所应当具有的学术的传播作用及评价作用；二是在很大程度上支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和方向。

　　在我看来，以各种学术配套制度为支撑的中国学术刊物，经由它们对研究者个人所应当具有的影响力以及它们有权决定是否刊用研究者个人的论文，而在这些刊物自身之间逐渐确立起了一种极具支配力的逻辑。正是这样一种逻辑，不仅应当对每个个别论者的学术旨趣或研究方向产生影响，而且更应当经由这一影响而逐渐对整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或走向产生很大的支配作用，从而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生产和学术传统的建构方面发挥重大的作用。

　　然而，尽管中国的学术评价制度和职称评定制度都通过要求研究者个人必须在各种级别的学术刊物（尤其是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一定数量论文的规定，而强化着中国学术刊物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体制中的地位，但在日常知识实践层面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第一，大多数研究者却在自己的实质性知识生产过程中对这些学术刊物上发表的其他论者撰写的相关论文不仅不予关注，甚至连引证都不愿意做；第二，在培养学术梯队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中，亦即在大学的教授们为那些在未来有可能成为学者的硕士生和博士生所开列的“阅读文献”或“必读文献”中，或者在硕士生和博士生所提交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中，都存在着一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刊物论文严重缺位的问题；第三，在明知于这些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有利可图”的情形下，许多研究者却仍把相当数量的重要论文发表在不具有指标统计意义的那些“无刊号”的学术连续出版物上，进而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出了对这些学术刊物的不重视。

　　由此，我们可以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刊物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和生产者培养的过程中，在很大程度上未能很好地发挥它们所应当具有的影响研究者个人进行学术研究的知识参照作用，而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研究者个人“琢磨”如何能够发表论文的参照性工具，进而成为研究者个人在相关学术制度安排的要求下谋求“统计指标”的一个必需的途径。换言之，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刊物渐渐演变成了一种提供统计研究者知识产品之指标的形式制度，并在一定意义上丧失了其作为研究者个人学术研究的知识参照作用和引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实质性作用。

　　尽管如此，我们并不能够当然地认为中国学术刊物就没有作用了。在我所指称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在当下所深陷于其中的那种“自上而下”的“知识规划时代”中，一方面，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刊物正是我所谓的“集体性”知识生产机器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使其他相关的学术制度与知识生产和再生产勾连起来的重要关联性制度之一；另一方面，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刊物在组织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的情形下，这些学术刊物在建构两种非学术的 “类型知识”、进而在形成和强化上述“知识规划时代”的方面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而，我认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刊物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在一定程度上确实丧失了其作为研究者个人学术研究的知识参照作用和引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实质性作用，但是它们对中国当下的“知识类型”的产生和发展却依旧有着很强的支配作用——虽说这种“知识类型”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谓的学术脉络意义上的那种知识类型。

　　应当承认，面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刊物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各级主管机构和各层编辑在这些年里都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做出了许多颇具助益的改革尝试，然而这些改革努力却收效甚微，其根本的原因乃在于整个中国学术界还没有充分意识到学术论文以及刊载这些论文的学术刊物所具有的知识意义。这主要表现在我们对学术刊物与学术发展之间的关系还不具有明确的意识，以及我们对学术自主性在学术刊物的编辑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还没有明确的意识，而增强这两种意识的关键乃在于我们对“学术为本”原则的信奉。

　　我认为，在欲求繁荣和发展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今天，如果中国的学术刊物能够以“学术为本”，能够对学术刊物与学术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学术自主性在学术刊物的编辑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建构起明确的意识，那么它们一定能够承担起这样一项伟大的使命，即经由及时发表具有知识增量意义的学术论文而在建构中国学术传统和实质性地推进中国学术发展的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吉林大学法学院·邓正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