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打”与刑罚的“世轻世重”

发布日期：2003-12-31 文章来源：互联网

    当前正在进行的“严打”整治斗争，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但也有个别人提出，法律应该具有稳定性、连续性，“严打”是否有悖于这一原则？为此，我翻阅了一下西方近代法制史论著，发现在特定时期严厉打击某些严重刑事犯罪活动，是一种规律性的现象，我们的“严打”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

    1791年的法国刑法典是大革命时期最重要的刑事立法。在立法内容上，该法典体现了《人权宣言》提出的刑法原则，废除了封建刑法中的宗教罪和所有肉刑，将死刑的适用范围从大革命前的100多种减少到32种，确立了自由刑在刑罚体系中的中心地位，创造了绝对的确定刑制度，并取消了封建刑法中的所有刑罚赦免权。

    但到了1804年法兰西第一帝国建立后，各种社会矛盾异常尖锐，社会动荡不安，拿破仑立即着手组织刑法典的制定工作，经过六年的起草、讨论和修改，法典于1810年2月通过，次年1月1日生效。该法典适应形势的需要，放弃了刑罚宽缓化原则，重新走向刑罚严厉化道路。

    随着社会秩序的逐步好转，从19世纪30年代起，法国的刑罚又趋向于宽缓。

    20世纪70年代，由于犯罪问题的日益严重，西方国家开始出现刑罚严厉化的回潮。法国的反应比较迟缓，直到70年代末期才显现出来。德斯坦总统执政后期颁布的1978年11月22日法和1981年2月2日法是两个最先表现刑罚严厉化回潮的法律。前者是关于刑罚执行的法律，它为暴力犯规定了刑罚“安全期”，“安全期”对于有期徒刑犯为刑期的1/2，对于无期徒刑犯为15年，在“安全期”内，被判刑人不能享受减刑、监外执行、出监探视、半自由、假释等待遇；后者称“安全自由法”，它缩小了对暴力犯适用缓刑和减轻情节的范围，并缩短了刑事案件的审理程序。

    1981年左翼党上台后刑罚宽缓化得到恢复。但1986年随着右翼党在议会选举中的获胜，法国刑法再次转向刑罚严厉化。

    可见，数百年来，法国的刑罚一直在宽缓和严厉之间摆动。

    意大利1930年10月制定了“罗科法典”。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颁布了一系列法律，试图减缓“罗科法典”中的严厉镇压色彩。

    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意大利社会的犯罪情况出现了新的特点，“有组织犯罪”成为严重困扰意大利社会的突出问题。为了应付犯罪形势的重大变化，意大利这一时期颁布了若干“紧急法”，加强了对恐怖主义犯罪和有组织犯罪的打击。如：1979年12月15日出台关于打击以恐怖主义和颠覆民主制度为目的的犯罪的法律和1982年12月23日出台关于打击黑手党式犯罪的法律。在同有组织犯罪的斗争中，大规模的搜捕、调查和审判活动需要大量法官、警察和宪兵的配合以及足够的监狱场所，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必须使刑事司法机关从为数众多的轻微刑事案件中摆脱出来，把主要精力集中到主要目标上来。这时，“非刑事化”也应运而生。所谓“非刑事化”立法的内容主要是对部分轻微的犯罪转用行政罚款的方式处理，并在刑罚制度中引进半日监禁、限制自由等替代性措施。这种“有所不为”正是为了“有所为”（即集中主要精力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

    类似上述法国、意大利的事例在西方近现代法制史上俯拾皆是。这种规律性的现象，在两千多年前就被中国古人表述为“世轻世重”。其含义是：一个国家刑罚的轻重应该根据社会秩序的状况来决定。如果社会矛盾缓和，歌舞升平，那么刑罚就宽缓一点；如果社会矛盾尖锐，邪气冲天，那么刑罚就应严厉一点。

    法律是稳定性和变动性的统一。不承认法律的稳定性，朝令夕改，等于无法；但拘泥于法律的稳定性，不知道与时俯仰，不懂得抑扬顿挫，不明白法律以社会为基础，而非社会以法律为基础，那正被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所言中：“一个地地道道的法学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大傻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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