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界定盗窃罪与侵占罪？——从许霆案与梁丽案说起

　近年来，一些案例引起国人的高度重视，如许霆案、梁丽案等。这些案例都是使了一个大大的蹦极跳，从无期到无罪（梁丽）或轻罪（许霆）。人们热议的焦点不外乎几个方面：

　　罪与非罪

　　人们不停地在追问，为什么国家审计署审计政府要员们热爱发展个人经济，致使国家财政的钱即全体人民的钱几十亿甚至几百亿成了问题资金，其中许多资金被跑冒滴漏无人追究，却抓住弱势的许霆和梁丽不放？

　　人们还在追问，从无期到无罪和轻罪，这样大的起伏，法律依据何在？这两个案件都不复杂，案情都是十分清楚的，问题是怎么定性，对照法律条文该定什么罪。近现代西方的一些法治原则，尤其是刑法法治的原则，已经进入到我国。直接的表现是，进入到了刑法的具体规定中。疑罪从无、罪刑法定、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以及刑法的谦抑性等，均在刑法和刑诉法中找到相应的文字规定。

　　问题是，自称懂法律的一些人，或者握有老百姓生死予夺大权的官员们为什么不遵守法律的规定擅自给依法不该判罪或不该判重罪的下等人判重罪，同时却令那些鱼肉人民的窃国大盗逍遥法外呢？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某些著作等身，自称或被称为法律专家或泰斗的人们，在评论这些下层人民受刑时的言论却把国家法律明文规定的原则和精神抛之九去霄外呢？

　　此罪与彼罪

　　在上述这些案件中，一些人的思维模式是，先认定他们有罪，再去找他们犯了哪些罪。这种思维模式是一种典型的有罪推定。这也不要紧，在侦查阶段这么做，我们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侦查就是存疑求证的过程，先有一种假设，再根据已有的线索寻找到新的线索。但到起诉和法院审理阶段就不能这样了，此时思法的思维模式应当是无罪推定，一个案件送来应当先找其瑕疵，若侦查机关补充侦查能够找到新的证据，就依照有罪进行起诉和判决。找不到新的证据，即存疑的地方没有合理合法的解释，就“疑罪从无”，无条件地释放。

　　盗窃罪、侵占罪与不当得利

　　这两个罪名，无论在刑法的条文规定，还是在大学刑法的教科书上，都不成问题，不可能混淆。为什么在司法实践中却分不清了呢？比如许霆案和梁丽案，都存在着是否这种争议。

　　此外，还有人把侵占罪的争议扩展到民法的不当得利。其实，在民法上不当得利的规定也是清楚的，不可能随意混淆的。

　　人们喜欢用犯罪构成四要素来分析案件，尤其许霆案和梁丽案都不乏这种分析。在此，我们姑且把共同的地方略去，只讲其要点。

　　与侵占罪相比，盗窃罪的要点即质的规定性是：采取秘密手段，把财物从所有人的控制下转移到自己的掌控之下。若公开的“拿”走是抢夺，若用暴力公开地“拿”走是抢劫。显然，许霆和梁丽的行为均不符合这种特征。而且，这种认识，第一是法律的规定。第二，是教科书有此解释。第三，全国的老百姓凭直观的感觉也是这种认知，这说明盗窃罪的立法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与盗窃罪相比，侵占罪的要点是：非法占有，数额较大，拒不交还。有许多著名的专家都曾经认为许霆与梁丽符合侵占罪的特征，但是他们忘记了，许霆和梁丽是不是把不交还？或是拒不交还，就是侵占罪，若不是拒不交还，当公安人员找到时就交出了本不属于自己的财物，就不应当界定为拒不交还。

　　与侵占罪相比，不当得利的要点是，没有合法根据，或事后丧失了合法根据而被确认为是因致他人遭受损失而获得的利益。毫无悬念，许霆和梁丽均符合不当得利的特征。

　　司法蹦极：从无期到无罪和轻罪

　　何为盗窃罪，实质上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也不是实践问题。

　　最大的问题是司法机关的某些办案人员和某些法律专家不这么认为，因而他们才大肆宣传许霆和梁丽是犯了盗窃罪。正因为如此，人们才对司法机关对这两个案件的处理，从无期到无罪或轻罪，这惊人的一跳，发出许多质疑。当然，专家们也对中国的大众有抵触情绪，他们经常的口头蝉就是，别人不懂法律。其实，他们的这种认为正是远远地偏离了法律。

　　还有的法律专家认为，许霆和梁丽的处理体现了法律温情的一面。对说这话的专家，我们简单不知道该怎么想，不知道这些专家读过最基础的刑法学教科书没有，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仅凭脑中的印象和感觉、道德的直觉在那里凭着“专家”的身份发言。试问，对许霆案，找不到合适的罪名，又给定了罪名，能说是法律的温情吗？试问，对梁丽案，盗窃罪名显然是不能成立，案情十分简单，为什么还关押了九个半月？为什么做出不起诉决定了，还留个尾巴说符合侵占罪的特征，这是什么思维，有罪推定，还是无罪推定。可以说，既不是有罪推定，也不是无罪推定，而是“有罪断定”。

　　还有的专家，因为其是专家，所以说话就是“真理”。发言的声音很大，却很不负责任，信口开河，胡乱下定义。但是，一个案例，观点几十种，真理最多只有一个。因此，有的专家就把抢劫罪和抢夺罪分不清，抢夺罪和盗窃罪分不清，盗窃罪和侵占罪分不清，侵占罪又和民法上的不当得利分不清。

　　在许霆案和梁丽案，都由无期到无罪或轻罪，一个大大的司法蹦极。

　　到底哪一个是正确的？

　　许霆无期的判决正确，还是无罪的判决正确。若许霆盗窃金融机构罪名成立，无期的判决就是正确的。此时，就不要难为办案人员，也不要给法律的温情，直接照法律的规定进行审理和判决就是了。问题是判决时找到不合适的法律依据。

　　梁丽，无期正确，还是无罪正确？若盗窃罪成立就是无期，没有任何悬念。老百姓不要指望得到法律的温情，没有社会地位的下层人物只可能得到加重的处罚。盗窃罪不成立，为什么羁押这么长时间，此时是谁违反了法律的规定？

　　所以，这几个案件，最终是全国人民给专家们补课。希望专家们真正在不要作为法盲又顶着专家的桂冠胡乱发言。

　　这些案例公诸于众，使中国的大众对专家们和司法的机关的办案能力、法律水平、思想觉悟大大地提出一些问号。

　　关于盗窃罪与侵占的争议

　　既是多余的，又是必要的

　　关于抢劫罪、抢夺罪、盗窃罪、侵占罪、不当得利的争议是多余的，因为它们彼此之间在法律上的规定是十分明确的，在教科书的定义也是清晰的，不存在任何不可理解的地方。这种争议只是暴露出许多人欠缺知识。

　　另一方面，这种争议又是必要的。它撕破了法律神秘的面纱。老百姓们过去不懂法律，到这些问题进行争议时才发现专家们的观点不过如此，专家们的专家知识不过如此。他们坚信了一个信念，法律的问题要依照法律的规定来办，把事件放在阳光下，就会减少司法腐败与司法不公。相反，专家们想把法律装在神秘的面纱内的企图受到了遏制，他们不再敢把一些内部规定、内部程序、领导意见拿出来，担心遭到人民的万炮齐轰。他们过去的习惯做法是不执行真正的法律，只执行这些内部规定、内部解释、领导意图，这就是中国的“司法实践”，即司法现状中黑暗的一面。在全体民众面前，这种司法实践不得不让位于直接依照法律规定实践。

　　总之，这种争议起到了普法作用。老百姓直接地、直观地只认法律，而且，老百姓们不再惧怕专家，敢于拿着法律条文与专家们叫板。同时也给专家们上了一课，专家们以后再也不要挥着“你们不懂法律”的大棒来欺骗老百姓了。

　　如何界定侵占罪？

　　何为拒不归还？

　　何为拒不归还？刑法上没有直接的具体的规定。

　　任何一个国家，对刑事案件的处理都是十分谨慎的，规定的条件是十分严格的。我们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国家理念是全体人民参与的共和国，它的基本含义就是人民共同决定重大事项。我们的国家把司法权委托给了司法机关，就是说，司法机关并不是自己有权怎样，而是全体人民委托他们怎样做。在目前的社会制度与法律框架下，人民只要求他们依法开展司法活动，要求司法活动不要越界。越界的司法就是违法的司法。

　　因此，遇到许霆和梁丽这样的案件，应当遵从这样的思路：

　　第一、财物的受损人直接找到拾得该财物的人索要。若拾得人归还了财物，不能认定为侵占罪，同时，受损人还应当对拾得人有所感谢的表示。

　　第二、财物的受损人直接找到拾得该财物的人索要，拾得人不给。受损人应当提起民事诉讼，以不当得利要求拾得人归还。若判决生效后拾得归还了财物，不能认定为侵占罪。

　　第三、若财物的受损人起诉并拿到判决书，拾得人仍不归还，受损人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若强制执行时顺利找到了财物，受损人不再有损失，亦不能定性为侵占罪。

　　第四、若财物受损人起诉并拿到判决书，经强制执行仍不隐匿财物拒不归还，方可界定为拾得人犯了侵占罪。

　　根据刑法的基本原则，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刑事处罚时必须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法律规定明晰。根据刑法的谦抑性原则，能用民法解决的，尽量不用刑法。罪刑已经确定的情况下能轻判的不应科以重刑。

龙城飞将　　

2009-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