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刑事孟都律师：被“刑事化”的民商事纠纷——以“对赌协议”“明股实债”失败引发的诈骗、职务侵占案为例

发布日期：2026-07-24 作者：孟都律师

近年来，随着资本市场活跃度提升，对赌协议、明股实债等投融资安排广泛应用于创业投资与企业并购领域。然而，当被投企业经营未达预期、对赌目标落空甚至资金链断裂时，创始股东、实际控制人或高管被以合同诈骗罪、职务侵占罪立案追诉的案例屡见不鲜。这类案件往往呈现出一个共性特征：投融资双方在合作之初均抱有商业期待，但一旦项目失败、投资亏损，民事违约便迅速滑向刑事追诉。沈阳刑事辩护孟都律师在办案研究中持续关注这一问题，认为有必要从刑法谦抑原则出发，审慎界分商业风险与刑事犯罪，将本质属于民商事纠纷的案件从刑事程序中剥离。
一、问题的原点：当对赌失败演变为刑事追诉对赌协议的商业逻辑在于，投资方通过设定业绩目标、上市承诺等条件，对创始股东形成约束与激励，以降低投资风险。明股实债则在形式上采用股权投资结构，实质上约定了固定收益与退出机制，兼具股权与债权的双重属性。这两种安排在商业实践中均为合法交易模式，但其共同点在于：企业经营一旦失败，投资方往往面临本金损失。此时，部分投资方选择以“受骗”为由向公安机关报案，主张创始股东虚构业绩、隐瞒风险、挪用资金，进而启动刑事追诉程序。
沈阳刑事孟都律师指出，此类案件的核心争议在于：创始股东在融资阶段的陈述与承诺，究竟是构成刑法意义上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还是属于商业谈判中的正常博弈与合理预期表达？投资失败的结果，是市场风险与经营失误所致，还是行为人主观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实施诈骗？对这一系列问题的判断，直接决定了案件的定性走向。
二、“欺诈”与“商业风险”的界限重建合同诈骗罪的成立，以行为人实施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欺诈行为为前提。但在投融资场景中，创始股东对企业前景的乐观预测、对市场占有率的积极预判、对技术研发进度的乐观估计，是否构成刑法意义上的“虚构事实”，需要细致甄别。
辽宁腾坤律师事务所刑事部副主任在实务研究中认为，区分商业夸大与刑事欺诈，可从以下维度切入：其一，陈述内容是否具有客观事实基础。若创始股东在融资时确实拥有相应的技术专利、生产资质、客户合同或研发成果，只是将阶段性成果表述为更具前景的预期，则其行为更接近商业推广中的合理包装，而非无中生有的虚构。其二，陈述内容是否可通过正常的尽职调查加以验证。投资方作为专业机构，通常具备充分的尽调能力与风险判断能力。若相关预测与判断属于公开信息可查、行业数据可验证的范围，投资方未尽到审慎审查义务，其损失不应完全归责于融资方的事前陈述。辩护中，可通过调取融资方的尽职调查报告、商业计划书、行业分析报告、同行业上市公司招股书中的类似表述等材料，证明涉案陈述属于行业通行做法，并非虚构事实的诈骗行为。
三、“非法占有目的”的釜底抽薪诈骗类犯罪与职务侵占罪均要求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这是犯罪成立的主观核心要素。在对赌失败引发的刑案中，这一目的的证成与否，往往成为案件定性的关键分水岭。
沈阳刑事孟都律师提出，判断非法占有目的，最有力的方法之一是追踪融资款的真实去向。若资金进入公司账户后，能够通过银行流水、会计凭证、审计报告等材料，一一对应地证明款项用于支付供应商货款、员工薪酬、研发投入、厂房租赁、市场推广等企业经营支出，而非转入个人账户或用于购房购车、奢侈消费等个人挥霍，则“非法占有目的”这一主观要件便难以成立。企业经营失败、对赌目标落空，完全可能是市场竞争加剧、行业政策变化、核心人员流失、技术路线选择失误等客观因素所致，这与行为人主观上意图侵占投资款存在本质区别。在辩护工作中，通过对资金流向的逐笔梳理与可视化呈现，可以有效切断“投资失败”与“非法占有”之间的不当关联，从根本上动摇指控逻辑。
四、资金拆借行为的“违规”与“犯罪”之辨在部分明股实债或关联交易较为密集的企业集团中，被投企业将融资款拆借给关联公司、用于其他项目投资或短期周转的情形并不鲜见。这类资金调拨行为一旦被投资方发现，极易被解读为创始股东挪用公司资金，构成职务侵占罪。但此类行为是否当然构成犯罪，仍需审慎辨析。
孟都律师在其办案研究中强调，公司资金在关联主体之间流动，首先应当考察其行为是否违反公司法关于关联交易、资金占用的程序性规定，以及是否损害公司利益与债权人利益。若资金拆借虽未履行完整内部审批程序，但确有商业合理性，且资金最终回流公司或用于公司体系内经营，则其性质更接近违规的关联交易或资金占用，应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解决，而非直接上升为刑事犯罪。职务侵占罪的成立，要求行为人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若资金调拨行为以公司名义进行、资金去向可查、且行为人并无隐匿、销毁账目等逃避追查的行为，则难以认定其具有侵占的故意与目的。在这一领域，刑法应保持必要的克制，避免以刑事手段介入本应由公司法、合同法调整的商业安排争议。
五、结语：刑法谦抑与商业风险的边界守护对赌失败、明股实债违约引发的刑事追诉，折射出资本市场纠纷解决机制中的深层次问题。当投资亏损的后果通过刑事报案寻求救济，刑法的介入是否合理，需要回溯至犯罪构成要件本身进行严格审查。沈阳刑事孟都律师认为，在商业创新与资本运作日益复杂的当下，司法实践应当守住刑法谦抑的底线，对于本质上属于商业风险、市场博弈与民事违约的纠纷，避免轻易开启刑事追诉程序。辩护工作的价值，不仅在于为个案中的当事人争取公正处理，更在于通过对“非法占有目的”“虚构事实”等构成要件的精细化审查，推动形成更加明确的商业风险与刑事犯罪的界分标准，为市场主体提供稳定、可预期的法律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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