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头律师张万军教授：陈某、董某江等人组织淫秽表演案 ——利用互联网直播平台组织淫

一、本案基本事实及裁判观点
2020年10月至2021年10月期间，被告人陈某、董某江等人以牟利为目的，通过搭建“恰恰”“花漾”“勿忘我”三款网络直播平台，组织大量女主播进行实时色情表演，吸引用户充值、刷礼物以获取巨额利润。平台运营团队分工明确：陈某负责技术开发与维护，董某江等人负责运营管理，客服团队负责日常维护及主播提现等支持工作。平台主播在直播中暴露性器官、进行性行为或自慰等淫秽动作，并通过言语挑逗与观众互动，平台对此采取选择性封号等放任措施。
吉林省四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陈某、董某江等主犯通过策划、招募、技术支持等手段组织淫秽表演，构成组织淫秽表演罪；客服、技术人员明知平台性质仍提供帮助，构成从犯。法院最终判处主犯五年四个月至四年二个月有期徒刑，从犯二年六个月至一年有期徒刑，并追缴违法所得。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法院裁判要旨明确：第一，线上实时色情直播符合“表演”的即时性与动态性特征，主播通过互联网向不特定受众展示淫秽动作，虽无实体舞台，仍属“淫秽表演”；第二，犯罪主体范围应扩展至平台创设者、技术开发者及运营管理者，其策划、支持行为与线下组织行为具有同质性，均构成组织淫秽表演罪。（案例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陈某、董某江等人组织淫秽表演案》，入库编号：2023-04-1-378-001）
二、法理分析
（一）线上淫秽表演的“动态性”与“实时性”特征认定
传统刑法中，“淫秽表演”多指线下场所的即时性肢体展示，但随着互联网技术发展，表演形式从实体舞台转移至虚拟直播间。本案裁判突破物理空间限制，将线上实时直播纳入“表演”范畴，其法理依据在于：
1.“表演”的本质是动态行为的即时展示
《刑法》第365条规定的“组织淫秽表演罪”中，“表演”的核心在于人的动态行为，需通过语言、动作等即时传递淫秽信息。本案主播通过摄像头实时展示性行为、暴露性器官，并与观众互动，其行为具备动态性与即时性，完全符合“表演”要件。若将此类行为简单归类为“传播淫秽物品”，则忽视了“表演”与“物品”的本质差异。
有观点曾主张，直播内容可被录制为视频文件，进而认定为“淫秽物品”。但需注意，直播的实时性决定了其与固定载体，如视频、图片的差异：直播内容未经存储或固化，观众无法反复观看同一场次表演，其危害性随直播结束而终止。因此，直播淫秽表演的社会危害性源于“即时传播”，而非“物品流通”。若行为人额外录制直播内容并传播，则可能同时构成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但本案中无此情节，故法院排除该罪名适用。

2.“公众性”的认定标准适配互联网场景
传统“公众性”要求表演面向不特定多数人，而线上直播通过平台推送、用户注册等方式，实际覆盖范围远超线下场景。本案平台注册用户规模庞大，主播表演可被任何充值用户实时观看，完全满足“面向不特定多数人”的公众性要件。司法实践中，若仅因传播媒介不同而否定其“公众性”，将导致法律滞后于技术发展，难以有效打击新型网络犯罪。
（二）组织淫秽表演罪主体范围的扩展逻辑
本案另一突破在于，将犯罪主体从传统“组织者”扩展至平台开发者、技术支持者及运营管理人员。这一认定符合共同犯罪理论，亦回应了互联网犯罪分工细化的特点：
1.技术开发与维护行为的“组织性”认定
被告人陈某作为平台开发者，虽未直接招募主播或管理直播内容，但其搭建软件、维护系统的行为，为淫秽表演提供了基础“舞台”。从刑法因果关系看，若无技术支撑，直播平台无法运行，淫秽表演亦无从实施。因此，技术开发行为属于“组织”的关键环节，与线下提供场地、资金的行为具有同质性。
有观点认为，技术人员仅提供“中立帮助”，但本案中唐某等人明知平台用于淫秽表演仍参与开发，主观上具有直接故意，客观上促成犯罪实施，故不属于中立业务行为，应认定为共犯。
2.运营管理行为的“策划与指挥”属性
董某江等人负责平台日常运营，包括主播招募、收益分成、用户管理等，其行为直接决定淫秽表演的规模与频率。客服团队虽未参与决策，但通过处理投诉、协助提现等方式维持平台运转，属于“帮助犯”。法院根据各被告人作用区分主从犯，既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也警示互联网从业者：对违法业务的“间接参与”仍可能构成犯罪。
3.互联网犯罪主体认定的刑事政策考量
当前网络犯罪呈现链条化、隐蔽化特征，若仅处罚直接组织者，难以遏制黑灰产业链。本案将技术、运营人员纳入打击范围，体现“打早打小”的刑事政策导向，有助于切断犯罪链条。但需注意，对“明知”的认定应严格把握，避免客观归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