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刑事孟都律师：管辖权异议的实战运用——从地域管辖、级别管辖到指定管辖的程序抗辩窗口

发布日期：2026-07-25 作者：孟都律师

在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中，管辖权的确定往往不仅是一个程序问题，更深刻影响着案件的实体走向。此类案件因涉案人数众多、地域跨度广泛、资金流向复杂，常出现指定管辖、并案处理等情形。控方通过集中管辖形成的办案节奏与侦查惯性，对辩护方构成显著的程序性压力。如何在程序层面寻找突破口，通过管辖权异议打破既已形成的办案格局，是刑事辩护中不可忽视的攻防维度。沈阳刑事辩护孟都律师在实务研究中关注到，管辖权问题虽属程序争议，但辩护价值的释放空间值得深入探讨，关键在于对管辖连接点进行精细化审查，以及对并案条件、指定管辖程序的合法性与适当性展开系统性质证。

## 一、犯罪地认定的限缩解释：斩断不当管辖连接点
地域管辖的基础在于犯罪地的认定。《刑事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辖，犯罪地包括犯罪行为发生地和犯罪结果发生地。然而在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中，“犯罪结果发生地”的解释存在泛化趋势，部分案件将被害人所在地、被害人开户行所在地、涉案资金流转经过的账户开户行所在地均解释为犯罪结果发生地，据此建立管辖权连接。
这种扩张解释在实务中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一个案件可能与十余个甚至数十个地区产生管辖连接，客观上为控方选择对指控最为有利的审判地点提供了过大空间，也可能使得被告人面临“客场作战”的程序困境。辽宁腾坤律师事务所刑事部副主任在案件分析中提出，对此问题应当回归“犯罪结果发生地”的规范内涵进行限缩论证。刑法意义上的犯罪结果，是指构成要件所预设的法益侵害后果的实际发生地，而非与案件存在任何事实关联的地点均可纳入。被害人的住所地或开户行所在地，是被害人自身的身份属性或行为选择的结果，并非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所直接导致的法益侵害结果的发生地。将此类泛化的关联地点解释为犯罪地，实质上是把“被害人出现的地方”等同于“犯罪结果发生的地方”，扩张了地域管辖的范围边界。
在辩护实践中，沈阳刑事孟都律师认为，应当通过梳理被告人的行为实施地、涉案公司的实际经营地、资金归集与使用的核心账户所在地等要素，向法庭呈现案件与管辖法院所在地的真实关联程度，论证若仅以被害人所在地等薄弱连接点建立管辖，既不符合管辖制度的规范目的，也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审理的程序保障。
二、并案条件的实质审查：切断不当牵连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往往呈现多人多案、资金交叉的复杂格局，控方常以“共同犯罪”或“关联犯罪”为由申请并案处理。并案审理固然有助于提升诉讼效率、统一证据认定，但不当的并案同样可能带来被告人地位的混同、证据评价的交叉污染以及量刑上的不当牵连等程序风险。
对并案条件的审查，不应停留于形式上的资金关联，而应深入到共犯关系的实质层面。孟都律师在实务研究中指出，共同犯罪的成立以共同故意为核心纽带，若被告人之间并无犯意联络，仅在客观上存在资金流转关系，则不具备共同犯罪的主观联结基础。而“关联犯罪”作为并案依据时，应当审查关联的具体性质：是否属于上下游犯罪关系，关联程度是否达到不并案不足以查明事实的程度，以及并案后是否会对各被告人的诉讼权利造成实质损害。
对于仅在资金流上有间接关联、但无犯意联络的被告人，应当提出分案审理申请。分案的价值不止于程序权利本身，更在于使法庭能够独立评价每一个被告人的具体行为、主观状态与责任程度，避免因与主要犯罪嫌疑人同庭受审而承担超出自有罪责的评价负担。
三、指定管辖的程序合法性审查：关注先侦后补问题指定管辖作为管辖制度的例外安排，其适用应当受到严格的程序约束。根据相关规定，指定管辖通常适用于管辖不明或管辖争议的情形，且由上级机关以书面形式作出。但在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的实践中，存在指定管辖函出具时间与实际侦查进程不匹配的程序疑点。
沈阳刑事孟都律师在办案研究中提出，对此问题的审查可从以下层面展开：其一，审查指定管辖决定的作出时间与立案侦查时间的先后顺序，若侦查机关在未获得上级指定管辖文件时即已展开实质侦查活动，则侦查行为的前期程序合法性存在疑问；其二，审查指定管辖的事由是否真实存在，是否确属管辖不明或有管辖争议，抑或仅是出于办案便利而将本应分别管辖的案件集中处理；其三，审查指定管辖决定是否以法定形式作出，是否存在先侦后补、事后追认等程序瑕疵。
指定管辖制度的初衷在于解决管辖障碍、保障诉讼顺利进行，而非为侦查便利提供无限灵活的程序工具。当指定管辖的适用偏离其制度本旨，成为事实上的“选择管辖”时，辩护方应当就程序的合法性与适当性提出独立抗辩，推动法庭对程序前置性问题进行全面审查。
四、程序抗辩的体系化思维管辖权异议的提出，在实务中常面临“提了也白提”的悲观预期，部分辩护律师因此放弃对这一程序权利的充分运用。但沈阳刑事孟都律师认为，程序抗辩的价值不应仅以法院最终是否改变管辖来衡量。在案件初期，管辖权异议可以促使侦查机关向辩护方披露管辖依据，为后续辩护工作获取关键的程序性信息；在审查起诉阶段，管辖权争议可以使检察机关更加审慎地评估案件移送管辖的合规性；在庭审阶段，即便管辖异议最终被驳回，完整的程序抗辩过程也构建了二审就程序违法提出上诉的基础，为后续救济保留空间。
管辖权异议不应被视为孤立的程序动作，而应当嵌入整体辩护策略之中，与实体辩护形成呼应。当程序抗辩揭示了侦查管辖中的瑕疵与不确定性时，实体层面的证据评价与事实认定也可能随之受到影响，程序辩护与实体辩护的联动效应值得辩护律师深入挖掘与系统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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