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居期间一方获得拆迁房屋分手时能否分割

原告诉称
孙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原、被告同居期间按政策分得的北京市房山区一号房屋（以下简称一号房屋）由被告居住，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30万元；2．原、被告同居期间，原告抚养被告与前夫所生之女李某110年8个月，被告应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6万元；3、原告与被告同居期间，债权8万元应共享，债务8．5万元应共担。

事实与理由：我与齐某系经人介绍认识，后我们于2009年5月1日举办婚礼，但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举办婚礼之后，我们同居在一起。齐某与前夫离婚自从我们在一起生活，我就承担起两个孩子和家庭的一切费用。我多次催齐某及办理结婚登记，她总是再三推脱，直到现在没有领结婚证。齐某小女儿李某1一直跟我们生活到现在，我和李某1已经形成了抚养关系，以父女相称，我承担了大量李某1教育和生活的费用。
2018年10月份，齐某分得一套两居室住房。我和齐某共同找人联系房源，请人装修，筹备资金等做了大量工作。我还从老家亲戚朋友等处借了8．5万现金，用于装修、购买家具、电器等，共计花费13万余元。故，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至人民法院请求依法解决。

被告辩称
齐某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我们是2011年7月份开始同居的，2020年1月9日分开的。涉案一号房屋是我家腾退旧宅所得，没有原告的份额，与原告无关，也不存在赔偿损失的问题。李某1在原、被告同居期间确实一直同我们共同生活，但生活花费都是由被告支付，原告要求的经济损失16万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主张的债权和债务我不认可。

法院查明
齐某与孙某于2011年相识，同年7月开始同居，但一直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齐某与前夫李某强所生次女李某1（2001年4月22出生）与二人共同生活。
2015年11月，房山区佛子庄乡人民政府（甲方）和周某（乙方，李某强之母）签订《房山区自愿腾退房屋搬迁安置补助协议书》，约定乙方某号，甲方向乙方支付搬家补助费共计152100元，乙方享受定向安置房人数共5人，分别为周某、李某强、李某3（齐某与李某强长女）、齐某和李某1，按照标准乙方可获得安置房总建筑面积为200平方米。

2018年12月，北京市房山区某村经济合作社（甲方）和周某（乙方）签订《房山区搬迁安置房认购协议书》，约定乙方实际认购搬迁安置房总建筑面积为187．36平方米。
2019年5月1日，周某、李某1、李某强、齐某、李某3签订《分家协议书》，达成如下协议：坐落于北京市房山区一号，建筑面积80．89平方米，归齐某、李某1二人所有；3．本协议划分产权无争议，无其他人份额，当事人签字确认后即产生法律效力。
2019年3月28日，齐某、孙某、李某1搬入一号房屋居住生活。关于501室装修费用及购买家电、家具费用，齐某、孙某双方认可共计13万元，但均主张由自己支付。
因生活琐事双方发生矛盾后，齐某、李某1于2020年1月9日搬离一号房屋。后齐某向本院起诉要求孙某搬出一号房屋，本院于2020年12月判决孙某搬离一号房屋。后孙某上诉，该案正在二审审理过程中。

裁判结果：
一、被告齐某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给付原告孙某房屋装修及家具、家电费用折价补偿款50000元；
二、被告齐某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给付原告孙某抚养费补偿款80000元；
三、驳回原告孙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律师点评
当事人因同居期间财产分割或者子女抚养纠纷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本案中，第一个争议焦点为双方同居开始的时间，孙某主张为2009年5月，并提交了证人书面证言，但因证人未出庭作证，不符合证据形式，且齐某予以否认，法院难以采信。故法院以齐某认可的2011年7月后开始同居为准。第二个争议焦点为一号房屋是否属于齐某与孙某共同财产。一号房屋虽系齐某与孙某同居期间齐某分得，但经审理查明，该套房屋系因齐某前夫家宅院腾退，齐某、李某1作为被安置人口所得，并非齐某、孙某用共同财产购置，故该套房产孙某并不享有份额。
但双方同居期间，对该房屋进行了装修、并购置了家电、家具，虽然双方都主张装修费用及购买家电、家具费用是自己单独出资，但均无有效证据证明，故法院认定上述费用系双方共同出资，在双方都认可诉争房屋归齐某居住使用的情况下，齐某应给予孙某一定补偿，补偿数额法院参照双方认可的费用总额考虑折旧等因素酌定为5万元。第三个争议焦点为抚养李某1的补偿问题。双方同居期间，李某1随双方共同生活，可以推定孙某亦共同负担了李某1部分抚养费用，因孙某并无抚养李某1的义务，故齐某应给予孙某一定经济补偿，具体数额，法院参照双方同居时间，李某1成年时间，本地区消费情况等因素酌定为8万元。第四个争议焦点为孙某主张的债权、债务如何处理。对于孙某主张的债权、债务，齐某不予认可，对孙某提交的借条复印件等证据法院对其真实性难以采信，故对于孙某要求共享债权，共担债务的诉讼请求，法院难以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