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建国、于秋顺在为盗窃分子销赃过程中又共谋盗窃案

    「案情」

    被告人：信建国，男，33岁，河北省武邑县人，原系武邑县清凉镇胜利磷肥厂（个人承包的校办工厂）厂长。1991年6月29日被逮捕。

    被告人：于秋顺，男，33岁，河北省武邑县清凉店乡于寺村农民。1991年6月29日被逮捕。

    1989年1月16日，被告人于秋顺的妹夫代立波（北京市平谷县农民，已判刑），在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盗窃“雅马哈”125型摩托车1辆，价值人民币4500元。代将此车开到河北省武邑县交给于秋顺销售，得赃款人民币2900元。 1990年1月10日夜，代立波伙同李新国（已判刑）在北京市西城区太玉胡同，盗窃“长安”面包车1辆，价值人民币3.8万元；又在北京市阜外北街，盗窃“铃木”100型摩托车1辆，价值人民币6000元。尔后，代立波将这两辆机动车开到河北省武邑县，交给于秋顺、信建国销售，得赃款人民币1.31万元。 被告人于秋顺、信建国明知汽车和摩托车是代立波等人盗窃得来的赃物，不仅为之销售，而且向代立波等人出谋划策，说：“面包车、摩托车在农村好卖，没有牌照也行。”他们还向代立波等人提出哪些型号的车好卖，价格是多少，保证销售，并且将信建国的住地作为窝赃、销赃的地点。此后，代立波等人即按照于、信二人提出的车型大肆盗窃机动车。自1990年2月至12月间，代立波等人单独或结伙在北京市朝阳区、西城区、宣武区及河北省石家庄市等地，先后盗窃各种面包车15辆、摩托车8辆、卡车1辆，共计价值56.95万元。所窃的这24辆机动车，除2辆面包车被扔弃外，代立波销售5辆，信建国销售13输，于秋顺销售4辆，销赃得款共计人民币10.4万元。 综上，被告人信建国除为代立波等人销售赃物机动车1辆，价值人民币3.8万元外，还与代立波等人共谋盗窃机动车13辆，价值人民币40.9万元，销赃后从中共得赃款人民币8100元。被告人于秋顺除为代立波等人销售赃物机动车2辆，价值人民币1.05万元外，还与代立波等人共谋盗窃机动车4辆，价值人民币6.55万元，销赃后从中共得赃款人民币3100元。

    「审判」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后认为，被告人信建国、于秋顺明知机动车是犯罪分子盗窃的赃物而代为销售，其行为均已构成销赃罪；在销赃的过程中又为盗窃分子出谋划策，提出盗窃车辆的型号及销赃价格，并为盗窃分子提供窝赃、销赃的地点，积极为之销赃，已属盗窃的共犯，其行为又构成盗窃罪，盗窃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应当依法严惩。据此，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二条、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和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于1992年8月10日判决如下：（一）被告人信建国犯盗窃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销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被告人于秋顺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犯销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宣判后，信建国、于秋顺均不服，以未参加盗窃、不是盗窃共犯、原判定性不准为理由，提出上诉。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过二审审理认为，原审判决对上诉人信建国、于秋顺的定罪准确，但量刑偏重。信、于二人在共同盗窃犯罪中系从犯，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信、于二人否认是盗窃共犯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该院于1992年11月14日依法改判如下：（一）信建国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犯销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二）于秋顺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犯销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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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析」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对被告人信建国、于秋顺的行为应不应该定盗窃罪，有不同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对信、于二人的行为只应定销赃罪，不应定盗窃罪。理由是：信、于二人在为代立波等人销赃时，只向代立波等人讲述了什么样的车好卖以及销赃的价格等信息，提供了窝赃、销赃的地点，事前对代立波等人在何时、何地以及使用何种手段盗窃车辆，既不知情，也未提出过具体意见，更没有直接参加盗窃活动。他们的行为不属于有事前共谋的共同犯罪，不构成盗窃罪。但他们明知车辆是代立波等人盗窃所得的赃物而为之销售，其行为应定销赃罪。 另一种意见认为，对信、于二人的行为既应定销赃罪，又应定盗窃罪。理由是：信、于二人开始为代立波等人销售1辆汽车和2辆摩托车时，由于他们事先没有参与共谋盗窃这些车辆，只是明知是盗窃得来的赃物而为之销售，其行为不构成盗窃罪，只构成销赃罪。但当他们在销赃之后，又主动为代立波等人出谋划策，明确提出什么样的车型好卖及销赃价格，并积极提供窝赃、销赃的地点，这时他们的行为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由单纯地销赃转化为共同盗窃。他们不再是消极地等待赃物上门而后进行销赃，而是积极地鼓励和帮助代立波等人继续盗窃车辆，并且与代立波等人商定了盗窃的对象和盗窃后的销赃等问题。代立波等人也正是按照他们提出的车型盗窃车辆并交给他们销赃的。他们虽然对代立波等人如何具体作案并不知情，也没有直接参与盗窃车辆的活动，但他们与代立波等人之间，既有盗窃的共同故意，又有盗窃的共同行为，盗窃与销赃只是盗窃犯罪中的不同分工而已。因此，信、于二人已构成盗窃罪的共犯，其行为应定盗窃罪。 一、二审法院采纳了上述第二种意见，判决认定信建国、于秋顺犯有销赃罪和盗窃罪，实行并罚，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