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拿硬要小额财物应如何定性？

　　2008年3月20日下午，周辉在湘东区巨源镇荷叶塘意图强行借用被害人肖启胜的摩托车（周辉与肖启胜同为巨源镇人），在遭到拒绝后，即邀集曾林伟、钟波、杨海明找到肖启胜，周辉对肖启胜进行了殴打并索要50元钱，但未得逞。当晚8时许，周辉等四人在酒店用餐后，又窜至肖启胜家，周辉向肖启胜索要130元钱，并与曾林伟再一次殴打肖启胜，肖启胜被逼拿出85元钱给周辉，四人才离开现场。后经法医鉴定，肖启胜的伤情为轻微伤乙级。

　　【分歧】

　　对本案的定性存在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周辉等四人强行闯入肖启胜家，以殴打肖启胜的暴力方式，使肖启胜被迫拿出85元钱给周辉，构成抢劫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周辉等四人采取暴力殴打手段，强拿硬要他人钱财，情节严重，构成寻衅滋事罪。

　　【管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刑法第293条第3项把“强拿硬要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规定为寻衅滋事罪，因此，寻衅滋事罪中的“强拿硬要”与抢劫罪中的“暴力胁迫”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行为人都有可能采用一定的暴力、胁迫等方式非法占有他人财物，客观上侵害他人的人身权利和公私财产权利。但两罪仍有本质区别：（1）主观特征不同。“强拿硬要”行为是寻衅滋事的方式之一，其主要目的是耍弄威风，追求精神上的刺激，而非法占有他人财物只是次要目的；抢劫罪是以非法占有公私财物为目的，因此，占有他人财物才是其唯一目的，而暴力控制或暴力威胁只是作为手段而已。（2）客观方面不同。首先，占有公私财物的强制程度不同，“强拿硬要”一般只有轻微的暴力或暴力威胁，基本没有凶器，被害人可以反抗或求救，通常不会有重伤或死亡危险；抢劫的暴力或暴力威胁较大，有时也可能使用麻醉等方法，经常有凶器，被害人一般无法反抗，反抗则有重伤或死亡的危险。其次，占有公私财物的目标数额不同，“强拿硬要”一般只是“小拿小要”；抢劫则以最大限度地获取财物为目标，作案现场能获得的财物基本不会放弃。最后，从作案人与被害人的关系看，“强拿硬要”作案人可能与被害人认识，也可能不认识，如果不认识，被害人一般也可以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到作案人的情况；抢劫行为人与被害人则基本陌生，被害人通常无法得知作案人的情况。（3）二者的犯罪客体、犯罪地点不同。寻衅滋事中“强拿硬要”所侵害的客体为社会公共秩序，其犯罪地点多发生在公共场所，行为表现为公然藐视法纪，向社会挑战，在公共场所以强制方法随意拿要他人的财物；抢劫所侵害的客体是公民的人身权和公私财产权，其犯罪地点多发生在偏僻处所。抢劫的行为人在强拿硬要他人财物时，一般顾忌被害人周围的人员，其不希望其抢劫行为被他人所见，而寻衅滋事的行为人不去顾忌被害人外周围的人员，他们看见与否均不影响其“强拿硬要”行为的实施。

　　本案中，主犯周辉原本认识被害人肖启胜，周辉等四人主观上的主要目的是耍弄威风，追求精神上的刺激，而非法占有他人财物只是次要目的；客观方面周辉等四人“强拿硬要”仅采用殴打的方式，且只小要130元；从犯罪地点来看，首先周辉在公共场合强行要借用肖启胜的摩托车，在遭到肖启胜拒绝后，即邀集曾林伟、钟波、杨海明找到肖启胜，周辉对肖启胜进行殴打并索要50元钱，其行为是蔑视社会主义道德和法制的表现。第二次“强拿硬要”肖启胜被逼拿出85元钱地点虽然在肖启胜家中，但周辉等四人不去顾忌被害人外周围的人员，明目张胆索要肖启胜130元，其行为表现为公然藐视法纪，向社会挑战。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被告人周辉等四人“强拿硬要”的行为构成寻衅滋事罪。

邬红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