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应担当起审查司法解释的使命

4月23日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法工委有关负责人所作的相关报告披露，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前年启动的建国后首次集中清理司法解释，已经基本完成。“两高”迄今发布的4200多件现行有效的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性质文件，有755件被废止。
　　在法律法规已完成集中清理的基础上，全面清理司法解释乃是完善法律体系的重要一环。但必须追问的是，此次清理只是解决了“老问题”，未来随着更多的司法解释进入运用实践，仅仅依靠清理，能否杜绝可能产生的新弊端？
　　法律的相对原则和滞后，决定了司法解释具有弥补执法依据不足的重要价值，然而多年以来，由于缺乏必要约束，也引发了诸多负面后果，比如“多头解释”所导致的适用“打架”、“任意解释”所引发的违宪违法之嫌、“越权解释”对立法权的侵蚀，等等。此次集中清理，废止的司法解释占总量的18%，比例之高，可见弊病积累之深。尤其是近五分之一的司法解释长期“带病”运行，由此造成的损伤，已然无可挽回。
　　由此可见，要保证司法解释的质量，仅仅依靠“两高”自我清理显然不够，更需要引入外部监督机制。与集中、事后的清理相比，个案、即时的审查，也能从源头更有效地控制司法解释。
　　事实上，监督司法解释的制度已经构建。2005年12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十次委员长会议通过了《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程序》，将司法解释正式纳入备案审查范畴。2006年8月出台的监督法，进一步明确了这一监督机制。但在实践层面，因种种原因，依然存在着备而不审等现象。迄今为止，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尚未提出过一件要求修改、废止司法解释的议案，即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备案审查机制的虚置。
　　备案审查的重心在于审查而非备案，对司法解释的监督也应是刚性而非软性。全国人大常委会新近出台的2013年监督工作计划已经明确，对新制定的司法解释逐件进行主动审查。这就要求人大担当起应尽的职责，对司法解释实行深入甄别的实质审查，而不仅仅是备案归档的形式审查。具体而言，对于每一件司法解释，既要鉴定其是否越权、违法、冲突等合法性问题，也要审查其是否妨碍公共利益、损害公民权益等合理性问题。对于拒不纠正的“问题”司法解释，立法机关应果断行使改变或撤销权。
　　司法解释面广量大、专业性强的特点，决定了人大的相应监督将面临巨大挑战。因此，除了加强人大自身审查力量外，尤需引入社会力量参与监督。事实上，依据监督法等赋予的权利，近年来一些组织、律师、公民等已经提出了不少审查建议，但审查程序并未因此启动。这当然不能说明这些呼吁没有价值，反倒是提醒立法机关，应当更加重视对司法解释之弊有着切肤之痛的民间声音，及时激活审查机制，将司法解释真正置于全社会的监督之下。
　　从更深的层面而言，要防止司法解释可能出现的越权等诸多弊端，全国人大常委会还需更多地行使法律解释权，改变目前法律解释过少、时间滞后的现状，以及时弥补立法空白、阐明立法原意，并有效防止司法解释越俎代庖，使法律解释、司法解释各归其位。
　　司法解释的集中清理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将其关进监督制约的笼子，以确保其行进于合法正当的轨道上。这是保证法律实施、维护法制尊严的必由之路，也是人大作为权力机关的法定职责和历史使命。（转载：作者 阿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