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视野中的后现代社会理论

　　摘  要：后现代社会理论家们的批判正在迫使许多社会学理论家们重新考虑他们的一些最基本的理论预设，去重新关注那些从事后现代文化产品的生产、分类、流通及消费的群体之间不断变化的权力平衡。后现代主义者们所创造的许多理论观念正在逐渐地被整合到社会学中去，后现代主义作为一个基本的社会文化变迁代码，也同样在阐述和叙说一种新的变迁的社会秩序，因此作为关注人性和社会结构的社会学不可能漠视后现代理论的发展，社会学必须以自己的眼光来重新解读后现代理论。

　　关键词：后现代，社会学视野，建设性，社会学后果

　　一、后现代、后现代主义、后现代性和后现代化：概念的厘定与诠释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现代”一词开始广泛流行于文学艺术等领域，许多评论家开始运用“后现代”以及由这个词所生成的“后现代主义”来评论当时在音乐、绘画、诗歌、戏剧、小说、文学批评、电影和建筑等领域中广泛出现的一些被认为是与以往的“现代主义”迥异的文化现象，使得“后现代”以及“后现代主义”等术语在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广为流传。在此之前，几乎所有的后现代社会理论家，都不是社会学家，他们更像一些跨学科的社会理论家，其思维的源泉来自于许多不同的学术场域，但是，后现代社会理论家的批判正在迫使许多社会学理论家们重新思考他们的一些最基本的理论预设，重新关注那些从事后现代文化产品的生产、分类、流通及消费的群体之间不断变化的权力平衡。后现代使我们敏锐地感觉到一系列的文化变迁，感受到基本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转型。[1]在詹姆逊的后现代理论中，他把其分析目光引领到了理解和解释后现代主义的社会过程与结构，通过社会过程来解释它，并对其实践意义做出评估。[2]

　　后现代主义者们所创建的许多理论观念正在逐渐地被整合到社会学中去，后现代主义作为一个基本的社会文化变迁代码，也同样在阐述和叙说一种新的社会秩序，正如鲍德里亚（Baudrillard）所强调，从生产性社会秩序向再生产性社会秩序转变的过程中，技术和信息的新形式占有核心地位，由于人们用虚拟、仿真的方式不断扩张地建构世界，消解了世界和表象之间的区别（Baudrillard，J 1983）。[3]M.费瑟斯通（Mike Feather Stone）更加具体地指出，后现代不仅包括艺术、知识、学术场域、符号商品的变迁，而且包括社会以及群体和阶级集团之间权力平衡与相互依赖关系的转换。 [4]因此，作为关注人性和社会结构的社会学不可能漠视后现代理论的发展，社会学必须以自己的眼光来解读后现代理论。但后现代理论是一个高度复杂，充满了晦涩难懂的专门术语以及矛盾的实体，本文正是基于这一事实，希望能够从社会学的视野来解读后现代理论，去探究那些理论家们所演绎和标识为后现代的文化客体、体验和实践范围。

　　首先，有必要区分后现代社会理论中几个常见的术语。事实上，在西方60年代至80年代末之间有关“现代” 与“后现代”问题的讨论中，“后现代”、“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性”这三个概念在一大部分人那里其涵义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差不多都是“后现代主义” 或“后现代文化”的同义词。一直到80年代末期尤其是90年代以来，“后现代”、“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性”等相关概念开始广泛用于社会科学领域，其基本涵义才开始在社会学领域明显发生分化。在 “后现代（postmodern）”、“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和“后现代化 （postmodernization）”中寻求一种大家都能接受的几个概念之间的含义区分。事实上，西方很多社会学者对于这几个概念的区分已经进行了许多不同层面的探讨。

　　首先来看看几位西方学者对后现代性的解释，西方学者一般将“后现代性”界定为一种思想风格或思想趋向，界定为一种社会状态，一种社会历史状况，一系列社会历史的发展，指涉人类生存状况或物质生活方面的一种激进的断裂，一种新的或者正在成为现实的社会类型，或者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是一种有自己独特组织原理的新社会整体。Z·鲍曼（Zygmunt Bauman）将“后现代性”一词明确地界定为一种“社会状态”，[5]与此类似的还有M·费瑟斯通（Mike Feather Stone）、D·莱恩（David lyon）等。M.费瑟斯通（Mike Feather Stone）把“后现代性”用于描述社会结构的“一种离开现代性的阶段性转变或断裂，它包含着一种具有自己独特组织原则的新的社会整体的出现”。[6] D·莱恩（David lyon）认为，“后现代性涉及到一些假定的社会变迁，要么是一种其轮廓已经可以朦胧地加以观察的新社会类型正在成为现实，要么是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正在开始。”[7]伊格尔顿（Eagleton）把“后现代性”界定为一种思想风格，后现代性指涉一个特殊历史时期，源于西方技术应用、消费主义和文化产业的短暂的、无中心化的世界的转变。“它怀疑关于真理、理性、同一性和客观性的经典概念，怀疑关于普遍进步和解放的观念，怀疑单一体系、大叙事或者解释的最终根据”。[8]后现代性是终结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思想趋向，它通过消解合法化，走向后现代的话语游戏的合法化，瓦解了自由解放和追求真理的“堂皇叙事” [9].在哈贝马斯的著作中出现了更多的“后现代性”概念，他指出后现代性是对主体性、总体性、同一性、本源性、语言深层结构性所进行的全面颠覆，而代之以非中心、非主体、非整体、非本质、非本源。[10]米歇尔·迪尔（Michael J·dear）的话就更加具有概括性，即认为“后现代性则指涉人类生存状况方面的一种激进断裂” [11].

　　“后现代主义”一词的用法最早出现在1943年，当时奥奈斯将它描述为对现代主义的一种微弱的反动，接着是出现在文学领域，然后才逐渐扩散到艺术、建筑和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等领域，它主要指称的是一种文化现象。西方学社会学者一般将“后现代主义”界定为一种社会思潮或文化运动， 为一种文化逻辑或文化支配，界定为文化领域中正在发生的各种变迁，界定为一种文化和知识现象，把它作为发生在认识论方面的一系列理论和认识论宣称以及命题，是一种将认识条件作为社会理论疑问中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结合进来的本体论立场。伊格尔顿（Eagleton）明确提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文化风格， [12]D·莱恩（David lyon）在《后现代性》一书中同样也明确地提出着重于文化的“后现代主义”是指称一种文化和知识现象“。M.费瑟斯通（Mike Feather Stone）、罗伯特·顿（Robert G·Dunn）等学者则提供一种显然相似的观点，M·费瑟斯通（Mike Feather Stone）在《消费文化和后现代主义》一书中把”后现代主义“用来指称”一批范围广泛的艺术实践和人文及社会科学理论，它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当前文化领域中正在发生的各种变迁“。[13]罗伯特·顿（Robert G·Dunn）在《认同危机：对后现代性的一个批判》一书中指出：”后现代主义“一词是指在学术讨论中已经占据了一个有影响的位置的作为一系列理论和认识论宣称或命题的标志。[14]米歇尔·迪尔（Michael J·dear）在《后现代城市状况》一书中也写道： ”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将认识条件作为社会理论疑问中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结合进来的本体论立场“ [15].

　　“后现代化 （postmodernization）”也是作为一个与传统社会发展理论中的“现代化”概念相对应的概念，社会学者一般将“后现代化”界定为实现“后现代性”的一种过程和实现后现代性的基本动力，是一种能够产生空间作用的实践，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过程和制度变迁。费瑟斯通在《消费文化和后现代主义》中就指出“后现代化”这个概念是用来指称和描述一系列“特殊的社会过程和制度变迁”，是正在实现的过程及其程度，而不是一个完全确定的社会秩序和社会总体。 [16]菲利普·库克认为后现代化是一种意识形态和一系列能够产生空间作用的实践。[17]S·克鲁克（Stephen Crook）、J·帕可斯基（Jan Pakulski）和M·沃特斯（Malcolm Waters）等人在其《后现代化》一书中更明确指出“后现代化的过程将导致一种与现代性条件上完全不同的社会形式的出现”。罗伯特·顿在《认同危机》一书中也使用了“后现代化”一词，提出“后现代性状况需要一种对相应的后现代化概念的分析”。[18]对于后现代的解释，M.费瑟斯通（Mike Feather Stone）的观点更具代表性，M.费瑟斯通（Mike Feather Stone）在《消费文化和后现代主义》一书中把“后现代”界定前面几个概念的通称，“后现代”一词虽然也首先是在绘画等文化研究领域中产生，但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则更多地具有一种社会学的意涵，是一个涵盖文化、社会和经济等众多方面现象的术语。[19]

　　“后现代”在西方社会学者中间被用于一个涵盖更加广泛的概念，他们往往把 “后现代”看成一个比“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化”更为一般的概念或术语，可以看作这几个概念的通称，看作一个涵盖了文化、社会和经济等众多方面现象的术语。

　　二、建设性的后现代社会理论

　　如何寻求从现代性走向后现代性，从现代主义走向后现代主义，是否能让后现代社会理论开花结果，都是有待我们予以解决的一个理论问题，如何去建设性地发展后现代社会理论，消解后现代社会理论中所有的偏颇立场，否则后现代理论发展的同时，也就意味着把自己送进自己挖掘的陵墓。

　　尽管不同的后现代社会理论家之间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但他们都不可避免地面对同一个主题：正处于建设性的后现代社会理论的产生与发展。那么后现代社会理论如何建设性的生产与再生产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有必要涉及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后现代主义产生的是否存在一种基本的生成机制，尽管后现代理论完全否认了社会学以及社会学的方法论的存在。从孔德首次提出实证主义方法以来，实证主义又经过了斯宾塞和迪尔克姆进一步论证、补充、完善和发展。后来从狄尔泰开始反对实证主义把自然科学方法论绝对化的倾向，非实证主义方法论开始流行，库利、米德、布鲁默等人的互动论、舒茨的现象社会学、加芬克尔德民俗方法论不断显现和发展。继非实证主义后，以波谱尔的证伪理论和库恩德范式概念和理论为代表的科学方法论取得进一步发展，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处于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后现代主义则完全颠覆了社会学，同样也完全否认和颠覆了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存在，尽管事实上后现代主义地建设同样预设着一种基本的方法论基础，也同样没有彻底脱离社会学方法论这片肥沃的土壤。现具体谈谈后现代社会理论建设性的建构自己的理论范式的：

　　首先，后现代社会理论摒弃包括社会学在内的整个社会科学的整体化倾向，批评宏大叙事和总体化趋势，对现代性的总体性的世界观展开了激烈的批判。利奥塔把以理性化为基础的人类进步故事的宏大叙事称为元叙事，并对元叙事提出质疑，他公开宣布“元话语”和“元叙事”的无效，以“小型叙事”替代“堂皇叙事”。 [20]福柯者提出建立一种关注“局部的”“非连续性”的知识的谱系学来解构和颠覆总体性。 [21]后现代性攻击的目标是僵化的形而上学体系，后现代性正是要从这种形而上学的控制和压抑体系中解放出感性和身体，以差异性来对抗总体性，以小叙事对抗大叙事，它们压抑和迫害一切异质性的东西。后现代理论认为：现代理论中的总体性和形而上学控制和压抑着身体、感性、欲望，从而确保总体性的通畅，确保理性的威权和秩序的严谨，以及确保真理的贯彻实施等，这就是总体性的理念，是我们不由自主深陷其中的形而上学公设。异质物的这种非连续性、局部性、放纵性，使得总体性的大坝、形而上学的牢固壁垒被冲垮，正是后现代性的脉搏，内蕴着异质性的爆炸式释放。

　　接着，后现代主义反对在研究领域中寻找所谓普遍性的特征，即反对真理或本质主义的存在，拒斥“科学模型”的存在，拒斥“实在的存在”、“真理的存在” 以及探究“真理”过程的存在，提供一种进行日常生活的话语分析。现代性中的总体性的内核是本质主义，本质是一块巨大的支撑性基石和追求的目标，形而上学就是搭建在这块基石上的，本质主义是恒久的认识论、信念和哲学形式。但是，这样一种起源式的本质论，在后现代那里遭到了全面的质疑和讥讽，后现代理论正是将本质作为一个基本幻象来祛除的，不存在某种单一起源物，不存在某种确定无疑的同一性。在后现代理论中，表象取代了本质，差异代替了同一性，这是后现代性对本质论的最尖锐的清理，正是在此，形而上学大厦被颠覆了，形而上学的那块本质性和控制性基石被颠覆。差异，搅毁了一切的支配与屈从、霸权与反霸权以及绝对性和同一性的本质。在这种系统里只是充盈着无始无终的符号播撒和自发的爆炸性的文本力量。在这里，真理被权力和欲望所污染，真理是福柯意义上的一种事件，一种社会网络中的话语实践，一种具体而微的权力工具；它是社会空间内权力游戏的道具，在真理藉口的背后是统治、操纵、压迫、支配，现实那个被视作具体实在的生活本身，正是符号和模型的操纵结果。

　　同时，后现代主义完全否认建立寻求客观规律的社会学及社会科学的可能性，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基本的研究领域。后现代主义认为社会科学是基础性的，是本质主义的，应该被颠覆，不存在基本的研究领域，不能将社会科学的方法视为神圣的追求，文化知识的功能是提出对世界某些元素的关注而排斥其他东西，所以后现代主义不将方法作为神圣的追求，断然放弃了许多现代理论的研究方法，包括宏观理论、系统理论以及宏大历史叙事。后现代理论对社会科学所涵盖的语言、文本、历史观以及现代知识进行了全新的解构，后现代主义认为：语言是一个巨大的封闭性的差异系统。在这个匿名和密封的轨迹里的语言系统或者符号世界中，语言本身也构成一种知识对象，它构成一种客体，构成了一个自足的、封闭式的无国王的王国。在现代理论中，主体一度被认为是语言王国中的国王，它控制和操纵着语言，主体凌驾于语言之上，语言是主体的表述、工具、手段，主体可以随意选择、运用、支配和宰割语言，而现在，语言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将不复存在。语言中的词失去了它的外在概念意义而延续了它的书写、声明、笔痕、印记。语言中文本的物质力量不是借助于外物，不是借助于文本“再现”出来的力量和运作于其间的机制，而是来自于纯粹的文本性，来自于自身的符号系统和坚不可摧的符号世界。现代理论的历史学的信念体现为统一性、连续性和规则，而后现代理论的历史观不折不扣地对立起来。在后现代理论中，每一个历史的碎片都有完全的自足性，它们之间既没有一根彼此牵连的逻辑绳索和巨大的统一性支配潜能，历史充满着断裂、歧路，历史是零碎、散乱和细节式的，没有一种总体性和宏大的的历史，只有一种细节和片断的历史。同样，后现代知识是对合法化的质疑，是对启蒙知识、理性知识、可通约知识的极度不信任，是对大理论的拒斥。

　　最后要说的是：后现代主义完全消解了现代理论中所追奉的主体和主体性，自从福柯宣布“人死了”之后，作为主体的人的中心地位完全丧失，“零散”得没有自我的存在，只成为语言构成的影像，这就形成了后现代主体的“零散化”特征。后现代的主体经验不再是一种焦虑，而是一种心理上的分裂，所能体验到的是一个变形的外部世界和一个虚幻的“非我”。

　　三、后现代理论的社会学后果

　　后现代放弃了许多现代理论所尊奉的方法，拒斥真理、本质和科学模型的存在，规避现代的科学标准，批判宏大叙事和总体化趋势，把个别出现的反例、不一致性普遍地抽象为一种不确定性、不稳定性、非连续性特征，与历史断裂往来，失去自我身份，消解与现实的距离，其建设性历程是否能够成功以及将会给我们社会和整个世界带来何种后果，却还是一个有待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首先，后现代主义缺乏对主体性和主体的关注，缺乏主体能动性方面的理论，消解了作为主体的人的中心地位，事实上是反人类中心主义的。其所描述的人与历史断裂往来，失去自我身份，精神分裂，缺乏价值体系，缺乏信仰体系，自我呈现零碎化，现实距离感消失，必然会抹杀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以及发展人类本身的所有努力和成果，这种基于对整个人类存在本身的一次彻底否定，这同样否定了后现代社会理论。

　　同样，建构社会学理论都是为了认识当今社会发展和人类认识发展的一般规律，解读人性与社会秩序特征，后现代理论的建构和发展显然是越走越远。后现代性本身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方面，是不断认识和解读现代社会的结果。但是，后现代性完全否认了事物的本质性、规律性、确定性特征，过分强调社会历史的断裂性、毁灭性和解构性，不但完全否认了历史和社会的进步和规律，而且严重毁灭了人类几千年来一直所取得的控制社会和自然地成果，破坏了人们多年以来建立的控制和改造自然的信心。后现代社会理论最终将会销蚀掉几千年来人类文明的成果。

　　后现代理论的认识论基础和方法不但毁灭了人们多年来取得的成果，而且消解了人类认识世界的唯一可以依靠的认识论原则和方法论基础，后现代主义同样无法规避由诸如科学、人本主义、女权主义等有严重缺陷的现代性宏大叙事所带来的总体化、系统化和合法化等方面的问题，因而要建立一种社会学解释的企图必将遭致失败。[22]弃绝社会学的方法论并运用后现代的分析模式来对后现代主义进行后现代的诠释，其后果必然是：拒绝对知识的发展加以检验，拒绝考察符号生产的专家们与其他群体的联系。[23]后现代理论往往攻击现代认识论、反对本质主义与真理，拒斥真理、本质和科学模型的存在，规避现代的科学标准，批判宏大叙事和总体化趋势，而人类认识真理的目的是要改造世界、控制世界，而后现代主义所倡导的不确定社会、失控的社会、断裂的社会，带来的将更是不堪设想的、无可救药的社会。而且，后现代性意识把人类认识中的不确定性因素绝对化，表述一种中心失落、多样性、差异性以及非连续性的社会，从根本上否认了认识中的确定性、连续性方面，这同样是与人类所追求的目的相违背的。结果将是：不仅抹杀了历史，也会抹杀后现代主义本身。

　　同时，后现代社会理论认为一切文本、语言、主体性小说、写作以及历史编撰学都是人们参加“语言游戏”的产物，在“语言游戏中”被纯粹能指化，普适意义上的语言、社会、知识结构整体性、全盘崩溃，它们被当成一堆无所指涉的能指符号对所指和意义的放逐，因而也是与虚构的，也是失去空间深度的。由于后现代主义的反现实主义、反表象和本质主义的特征，其作品必然是超现实的。这样，现实社会必将远离人们的现实生活，展示一个物化的、非真实化的、符号化的、中心失落的影像和记号，失去为人们确立生活的信心与希望的功效，所能带来与造就的是类似碎片化的毫无意义的虚幻体。

　　事实上，后现代社会理论是作为对现代理论的批判而产生的，后现代性在认识论上的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价值论上的多元主义、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大行 “反体系”、“反中心”、“反整体”之道，消解人类对真理、正义、理性的追求，使得生命的价值和世界的意义趋于混乱和虚无。后现代理论不但不能建立的秩序，更不能对人性做出科学的解释，它必将为自己追求变化性、断裂性和差异性的作法所彻底埋葬，所有这一切对于建立一种社会学解释的企图必将遭致失败。当然，后现代社会理论确实给社会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借鉴，如关注理论建构的方法，注重隐含的假设，既不断地向理论家的权威发难，又向他们的理论叙述挑战，事实上，如果我们要真正了解社会和社会理论所发生的社会变迁，我们必须要超越基础论和相对论、一元认识论与多元本体论的错误对立，这种后现代的社会学努力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另外，后现代社会理论为社会学认识社会尤其是认识文化、媒介、消费和时尚等提供了一种新的路径，我们社会学需要认真考虑符号的生产、观众与公众交流的传播流通方式、考察符号生产中的艺术家、知识分子、学术专家等群体以及他们正在增长的权力潜能，还有他们在各自场域中，将其权力斗争和相互依赖的一部分加以操纵的一个空洞的符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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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Jameson，F，1984，Foreward to J.F. Lya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3]Baudrillard，J 1983， Simulation， Newyork： Semiotex，St louis： Telos Press

　　[4][22][23] 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1月第16页。

　　[5] Zymunt Bauman. Asocological Theory Of Postmodernity. Thsis Eleven.29，1991.

　　[6][13][16][17] 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14页。

　　[7] [14]Robert G.Dunn. Identity Crisis ：A Social Critique Postmodernit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sota Press.1998.

　　[8][12] Eagleton，T.1968，The Idea of Common Culture ，Edited by T.Eagleton and B.Witcher， From Culture to Revolutiong，London

　　[9] 利奥塔著，谈瀛洲译：《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利奥塔访谈、书信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07页。

　　[10] 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5页。

　　[11][15] Michael J. Dear.The Postmodern Urban Condition ，Oxford ：Blackwell，Publishers，Ltd，2000.

　　[20] Lyotard，J·F，1984：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1]乔治·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谢立中等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1月出版54页。

　　潘泽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