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的思考

　　何谓劳动教养，1982年1月21日国务院转发公安部颁布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第二条规定：劳动教养是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方法。因此，劳动教养是对染上某种恶习，实施某种职业性，习惯性的违法行为或轻微犯罪行为，但尚不够刑法处罚，且又有劳动能力的人所适用的一种改造，制裁性处罚形式。

　　劳动教养是对被处罚人的人身自由予以较长时间的限制，《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第三条规定：劳动教养的期限为1年至3年，，必要时得延长1年。《办法》第四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中城市人民政府组成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领导和管理劳动教养工作，审查批准收容劳动教养人员，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下设办事机构，负责处理日常工作，公安机关设置的劳动教养工作管理机构，负责组织实施对劳动教养人员的管理教育和改造工作。劳动教养场所是对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机关，《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第五条规定：劳动教养机关，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建立或者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批准建立，劳动教养机关的工作由行政、公安部门共同负责领导和管理。由此可见，劳动教养应归属于行政处罚，是一种限制人身自由的，较为严厉的行政处罚。

　　劳动教养作为一种严厉的行政处罚，今后是否继续保留，在理论界和司法界存在争议，一种意见认为应该继续保留，因其有保留的现实需要；另一种意见认为应该废止。笔者认为，劳动教养作为一种行政处罚，已失去了其存在的历史价值，应该予以废止。其理由如次：

　　首先，劳动教养是作为一般行政处罚到刑罚的过渡形式而存在的，其目的是为了教育，惩罚那些有一般违法或轻微犯罪行为的人，那些人可谓大错不犯，小错不断，给其一般行政处罚诸如行政拘留之类尚不足以惩其恶，但又构不上刑罚处罚。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稳护社会政治稳定和经济的正常发展，劳动教养制度就应运而生，但是随着我国法律的不断完善与健全，劳动教养的某些功能已为我国法律所取代。劳动教养的最终目的，是要通过强制性教育改造，将一些违法犯罪分子改造成遵纪守法的社会公民，其手段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其人身自由。在这种意义上，与我国刑罚的管制非常类假，但较管制更为严厉，比如，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劳动教养时间，从通知收容之日起计算，通知收容以前先行收容审查或羁押的，一日折抵一日。但管制的折抵方法为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二日”。可见，被劳动教养而收容的人身强制性与被羁押的人身强制性等同；其二，劳动教养是集中教育改造其人身自由受到严格限制，如《办法》规定的 “五要十不准”等，但管制相对而言就较为宽松。基次，劳动教养的存在，与我国现行的一些法律法规相抵触，根据法律的效力等级，劳动教养也应予以废止。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取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行政处罚法如此规定，体现我国对设定限制人身自由处罚所持的谨慎态度，从另一角度讲，也是对设定限制人身自由行政处罚的一种严格限制，体现我国对人权的重视和自由保护。我国宪法第58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第89条第（一）项规定，（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行政措施，制定行政法规，发布决定和命令。纵观我国关于劳动教养问题从设立、实施到解除，其根据不过以下几点：

　　1、1957年8月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十八次会议批准。1957年8月3日国务院公布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该《决定》的制定依据为我国宪法第一百条，即宪法赋予制定法规权。

　　2、1979年11月2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批准，1979年11月29日国务院公布实施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

　　3、1982年1月21日国务院转发，公安部发布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其根据为以上的《决定》和《补充规定》。

　　4、1992年8月18日司法部第21号令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的《劳动教养管理工作执法细则》，其根据为《决定》，《补充规定》和《试行办法》。

　　以上的《决定》及《补充规定》虽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但其毕竟没有上升为法律而仍然是一种法规，《试行办法》和《执法细则》就更不必说了。因此，可以这么说，设定劳动教养这一行政处罚的最高规范为法规而非法律，这显然不符合行政处罚法第九条第二款的相关规定，也是对其立法精神及立法意图的一种违背。

　　二、违背了我国《刑法》的原则和立法原旨，我国刑法第三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规定处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罚”。第五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为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以上即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但是，《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十条规定，对下列几种人收容劳动教养：（一）罪行轻微，不够刑事处分的反革命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二）结伙杀人、抢劫、强奸、放火等犯罪团伙中，不够刑事处分的；（三）有流氓、卖淫、盗窃、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屡教不改，不够刑事处分的；（四）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煽动闹事等扰乱社会治安，不够刑事处分的；（五）有工作岗位，长期拒绝劳动，破坏劳动纪律，而又不断无理取闹，扰乱生产秩序，工作秩序，科学教研秩序和生活秩序，不够刑事处分的，以上所列六种可以劳动教养的人员中，在刑法分则中均有相关的法律条文予以制裁，其制裁方式从不负刑事责任，管制到有期徒刑直到剥夺生命的死刑，其限制人身自由的期限从一个月（拘役）直至终身（无期徒刑）。众所周知，刑罚是各种处罚中最严厉的一种，但是，如果有这么一个案例：李某、张某酒后在等上闲逛，见一人（王某）哼着小调从对面走来，他们听着觉得很不舒服，借着酒兴，便拦住王某进行辱骂，王某无故受辱，便也反口相骂，两人一听对方竟然敢还口，便冲上前去，对王某拳打脚踢，致王某轻微伤甲级。本案李某、张某明显属寻衅滋事，根据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之规定，视李某、张某的具体情况，可能被判处管制，拘役或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不负刑事责任，但是根据《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十条、第十三条之规定，如果李某、张某不负刑事责任，也将被劳动教养至少一年，显然，根据《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对李某、张某的处罚比我国刑法所设定的处罚更严厉的多，这显然与我国刑法的立法原意及我国的立法体例不相符。再如，赵某盗窃案，赵某因生性好吃懒做，终日游手好闲，总爱做些小偷小摸之事，曾被当地公安机关多次教育、警告，但恶习不改， 这晚赵某又窜至邻村一村民家，偷走火腿一只十斤计80元，案发后，经公安机关侦破，赵某共盗窃十余次，盗窃物品金额980元。根据我国刑法第264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盗窃金额1000元以下的，不负刑事责任，盗窃金额较大1000—10000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或拘役，本案赵某盗窃金额980元，不够刑事处分，即连管制或拘役一个月的处罚均够不上，但是，根据《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十条和第十三条之规定，赵某将被劳动教养一至三年，必要时还可能延至四年，如此看来，《劳动教养试行办法》是否有行使刑法职能，甚至是驾驭刑法之上的刑法的嫌疑？

　　三、劳动教养的存在，为某些腐败现象提供了孳生场所。劳动教养，从立案侦查到处罚决定的作出，实际均由公安部门负责，这就使其权力失去监督与制衡，可望性极大，很容易导致重犯轻处，轻犯重处，由于我国公民现在的法制观念不强，甚至有些执法者也过不了金钱关、人情关，某些犯罪分子便利用这些漏洞，进行违法犯罪，之后又规避法律，逃避刑法更为严厉的制裁。如敖某持刀将宋某砍成重伤乙级，但敖某与公安机关某领导系亲戚，敖某便通过各种手段，让公安机关将其报劳动教养，然后又根据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十六条的规定“所外执行”，不言而喻，本应受到刑罚三至十年处罚的敖某借助劳动教养，堂而皇之地万事大吉了。

　　四、劳动教养的存在，使公安机关等非司法机关变相行使审判权，而将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置于一旁，导致司法机关的职能混乱，我国刑诉法规定：未经人民法院审判，任何机关和个人不得认为有罪，如果尚未确定为有罪则更不可能受到比刑罚更为严重的处罚。但是，根据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的有关规定，这种不能则变成极为可能；虽然不能确认为有罪，但是根据该办法，公安机关照样可能限制你人身自由1—3年，叫什么呢。当然不能中有期徒刑，那就叫劳动教养。如此，公安机关是否越组代疱，行使了法院的裁判权呢？这与我国宪法的规定的人民法院是我国唯一的审判机关是否一致呢？

　　五、保留劳动教养制度，不利于维护法律的严肃性、稳定性和权威性前文已述，一个行为如教唆犯罪，刑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被教唆人没有犯所教唆之罪的，教唆者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但是根据《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10条第六项以及第13条之规定，，无论教唆犯何种罪，只要不够刑罚处罚，均可以对之处以劳动教养一至四年，这一处罚，较刑罚尤为严厉，这就让人产生法律无常似魔方的感觉，使人对法律的严肃性、稳定性和权威性产生动摇。

　　总之，劳动教养在现行法律体系中，其存在弊大于利，应予以废止。

　　江西省峡江县法院·胡庆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