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质高效的公证服务是创造良好外商投资软环境的重要保证

    公证作为国际通行的司法证明制度，是外商投资软环境的重要内容，在对外和国际交往中，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首先，公证服务是与国际接轨的重要方面。公证制度起源于罗马共和时代，在4世纪时，就已在罗马帝国广泛流行。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到 15 世纪，公证机构成为国家机关，公证人的活动也取得了立法的确认。到19世纪，法国颁布了公证人法，其后，比利时、意大利、德国、日本等国家也都陆续实行了公证制度。经过上千年的积淀，公证意识已成为西方国家公民的重要社会意识，公证制度也成为发达国家的重要法律制度之一，在对内对外的交往中起到重要作用。对外开放首要的标志是大门打开，各种市场行为、行政行为、法律行为等都必须与国际惯例相一致，只有这样，我们的开放才有成效，这使得包括法人、公民乃至管理者和决策层在内的所有市场主体均置身于平等竞争、唯法为上保障权益、赢得信誉的国际大市场的法制环境之中，使得投资者具有安全感、平等感和信任感。作为投资环境中的法制环境，公证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方面，尤其是当前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下，世界贸易规则、国际私法、外国民商法律等，都与公证法律法规相对接、相对应。建立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现代公证制度，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是适应对外开放新形势的迫切需要，更是与国际惯例接轨的迫切需要。作为与国际接轨的重要方面，公证事业在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中应该担负起重要历史使命。

    其次，公证服务是涉外服务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公证作为司法证明手段，具有“沟通、服务、公证、监督”的独特职能，托于域外和港澳台的法律效力，公证工作在改善投资环境、促进对外开放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具体表现在：

　　1.通过办理担保书、授权书、企业章程、政府有关部门批示及公证，可以为引进外资提供真实的、合法的、有效的有关证明；通过办理合资、合作、融资租赁合同等方面的公证，能够引导、督促中外双方当事人签定符合我国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合同；通过为外资企业办理开办及经营过程中发生的重大法律行为、法律事实公证，可以运用公证的监督职能，督促当事人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使双方的权利义务建立在真实、合法、平等互利的基础之上。

　　2.在受理对外出口业务时，公证机关可以为其办理营业证书、法人代表授权委托、资本注册、资产负债表等方面的公证，以使贸易双方增进了解，确保买卖成功。为使我们的商品顺利打入国际市场以及享受国际上的某些优惠待遇，公证机关可以为其办理商品产地、质量、商标、专利等方面的公证，以制止不法商人销售假冒商品冲击海外市场，维护企业和国家的经济利益。

　　3.通过办理中外各方签定的各种技术验证、技术服务、技术培训等方面的合同公证，可以帮助完善合同条款，以明确责任，预防纠纷；通过办理我外派人员的有关身份、学历、经历等证明，可以为输出人员顺利进入有关国家提供方便。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我方企业向海外扩张的频率越来越大，近几年我市先后在俄罗斯、柬埔寨、贝劳等几十个国家设立了境外企业或办事机构，我们都按照国际惯例和相关国家的要求，提供了经过公证的有关文书，保证了企业的顺利注册。

    三是公证服务程度是检查检验一个地方投资环境优劣的重要标准。一个地方的投资环境，主要是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要内容的硬环境和以工作、生活、服务、法制环境等为主要内容的软环境构成的。对于像威海这样的城市，交通、通讯、供水、供电等建设日臻完善，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已近尾声，决定投资环境优劣的主要标准也就体现在软环境建设上。作为确立和调节经济、法律关系，避免经济纠纷、减少诉讼的重要中介组织，公证事业在对外开放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功能作用。譬如，在中国和韩国建立外交关系前的1990年9月，中韩双方决定以民间形式，开通中国威海至韩国仁川的海上客货航线。在首航仪式即将举行的前几天，中方要求韩方尽快将投资额汇寄威海总部，但按照韩国外汇管理规定，向中国境内汇款，必须提供中国公证机关出具的美元帐户公证书，否则不予汇款。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威海市公证处主动参与，立即展开审查、调查和核实工作，及时出具了具有涉外效力的公证书，保障了款项的及时到位和首航仪式的如期举行，从此也揭开了中韩两国经济、技术和人员往来的历史新篇章，公证工作也为中韩友谊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回顾20多年的开放历程，一个地方、一个部门对外开放程度较高、外向型经济发展较快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包括公证服务在内的各项软环境建设及时到位。威海市公证处自一九八八年三月成立以来，办涉外和涉港澳台公证近2万多件，发往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全部发生域外效力。我市前段时间出现的十几起久拖不决的涉外纠纷，绝大多数是由于缺乏公证而造成的。实践证明，对外开放程度越深入，公证服务领域就越广阔；对外开放主体越复杂，公证服务的需求就越迫切；对外开放范围越扩大，公证服务的层次要求就越高。在对外开放的新形势下，公证工作不是可有可无的问题，而是如何加强如何提高的问题；不是解决当前开放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的权宜之计，而是事关开放命运和经济发展的长远大计；不是一个单纯的司法行政问题，而是事关开放大业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

郭红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