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上的政略

　　2010年5月2日，对于普通的中国国民来说，是一个难得的休假日。但在位于兰州市城关区宁卧庄附近的甘肃省委、省政府大院里，诸多的大小官员们正在等待着一份文件的出台，那就是国务院在这天制定完成的《关于进一步支持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据说，国家已经多年没有出台过专门支持甘肃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文件了。但是等到5月6日，文件公布的时刻，很多人都傻眼了，因为这并非一个纯正的“国”字号文件，它的文号是国办发（2010）29号。也就是说，这份文件最终是以国务院办公厅的名义起草并发布的，它的全称应当是《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支持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

　　相比于去年的国发（2009）42号文件（《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和国发（2009）3号文件（《国务院关于推进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甚至到前年的国发（2008）29号文件（《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宁夏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为什么甘肃会受到国务院如此的“礼遇”？我们是否应该相信国务院办公厅发文的效力与国字号文件并无不同？从促进自治区的发展到推进直辖市的发展，再到支持一个省份的发展，这里面隐藏着怎样的政治逻辑，还是说这只是单纯的政治博弈导致的利益分配不均？对于这一切，我们目前还只能从文件本身去寻找答案。

　　一、边关的政治话语

　　对比其他几份国字号文件，可以发现在这份文件的开头，有这样一句话：“由于自然、地理、历史等原因，甘肃经济社会发展还面临许多困难和问题，与全国的差距仍在拉大，需要国家给予支持。”笔者认为，这句话说明了为什么对甘肃是“支持”，而对广西、宁夏等地是“促进”的原因了。“支持”更多的体现了国家在甘肃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体作用，是将甘肃的发展纳入国家总体发展规划之中的政治宣言，是标榜甘肃发展的政治正确的有力措辞；另一方面，说明国家认为甘肃的发展还处在一个初级阶段，必须先经由国家的支持才能达到自身的规划和发展，这也成为国家力量介入地区发展最好的借口，这借口其实无非两种，一是你影响了国家的发展，二是你没有能力自主发展起来，在这样一种强势的政治话语下，单个的省份不得不屈服于国家，以上的借口也因此升级为改革的正当性理由，在全国推广开来；第三，一句“与全国的差距仍在拉大”更体现了国务院是在以全国的眼光来看待甘肃发展，而甘肃人民是在以本省发展的眼光来看待甘肃，前者具有很强的政治目的，而后者则表现出很现实的利益需求，这时国家需要甘肃的发展，因为国家需要借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个过程，将现实需求转化为政治目标，从而对甘肃的经济社会作最深刻的变革，在变革的过程中甘肃人民将成为变革的动力，一个腾飞的、现代化的甘肃将崛起，只是在崛起之后，这块土地上的主人都已换成了陌生的面孔。因此，所谓的改革在当代越来越体现为一种在经济上改朝换代的运动，人民群众成为了历史的创造者，也同时成为了历史的牺牲品。

　　一言以蔽之，这一“支持”其实是国家接管了甘肃发展的大计，其后具体的四十七条都是在讲如何接管并垄断资源，从而以官方话语隔绝民间声音，实现总体为国家大计服务的目的。至少从“支持”的文本意义上，我们目前只能看到这些。

　　在行文开始，国办指出：甘肃是我国西北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和战略通道，在全国发展稳定大局中具有重要地位。而后在支持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中，又要求各省各部门要充分认识支持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可以看出，作为一份正式的官方文件，《意见》起草的出发点是以国家为本位的，支持甘肃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的稳定而非甘肃人民的现实需求。所谓的重要意义一再强调甘肃在西北和国家的双重战略意义，其实已经将甘肃作为国家边关的使命文本化了。《意见》的起草者们的远见在于，甘肃该如何富强起来以使得中国从外观到实质都具有大国作风、大国气派，以获得一种四邻来朝的心理安慰；而甘肃人的担忧却更为现实：我们将如何一步步被现代化？西部大开发，一个纠结了诸多利益群体的国家行动一步步蚕食着这里的土地，而我们却无能为力。西部大开发在这里成为了国家开发甘肃，而不是甘肃的自主崛起。

　　在这样一种策略的支持下，西部大开发在甘肃如何掩盖自己的本质呢？那就是刚才提到的那句话：“甘肃是我国西北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和战略通道”。也就是说，国家的意图在于以“生态屏障”和“战略通道”作为开发甘肃的外衣和补偿，但这却并不是国家在甘肃的施政纲领，而是它为了消弭地域差异和发展的冲突在甘肃所提倡的一种利益均沾的发展模式。即便如此，以上的两件外衣能否真正缝好呢？在阐释支持甘肃发展的意义时，国家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国务院各部门叙说了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稳定对于国家大局的重要性：是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客观需要；是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举措；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唯独没有提到的，是对甘肃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这是主权高于人权思想在国家经济建设领域的反映。所谓“国家支持甘肃”其真实目的在这里完全显现，那就是：甘肃支持国家。

　　意义至此，我们的边关失去了自己独立的政治话语，完全附庸于主权国家的政治图景。我们追求的并非分裂，也不是完全抵抗国家的开发政策，而是不由得会怀疑：西北将最终不会成为西北人的西北，熟悉的土地上最终富裕起来的，完全是生人。而更为悲哀的是：我们对这种改变几乎无能为力，或者说是别无选择。一切的理由都十分正当：这里“生态地位重要，但生态环境脆弱；地处交通要冲，但基础设施薄弱；资源相对富集，但产业竞争力不强；人力资源丰富，但社会事业落后、贫困问题突出；历史文化厚重，但体制机制不活。”也就是说，国办发（2010）29号文件所体现的决心，在于国家将对甘肃实施全方位的经济支持（这在以下的行文中可以看出），进而发展到社会层面的改革，但却没有提到最敏感的政治体制改革。因此，在支持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上，不容许有任何的“西北特色”，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

　　这并不是说以上的指导思想有什么不对，而是我们难道不能深思：为什么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所有成就都要被冠之以“政治正确”的标签，以巩固执政党存在的合理性。指导思想的树立，已经意味着甘肃经济社会的进步无法摆脱国家政治的纠缠，同时国家也为在甘肃可能的失败找到了借口，那就是“有些同志没有坚持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忽视了理论与实际的统一，导致改革受到了巨大的损失”，这样一来，不仅使得甘肃的经济社会改革缺乏理性的问责机制，更使得国家的整个政治体制趋于流氓化，出了问题缺乏反思，或者说失去了反思能力，只是在理论的神祗下各怀私心的相互指责。在这样的政治运行机制中，理论成为了政治控制和斗争的工具，而非改革前行的航标。在指导思想中，还有以下具体的论述：

　　“坚定不移地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着力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步伐，逐步消除瓶颈制约；着力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着力改善和保障民生；着力发展壮大特色优势产业；着力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努力建设工业强省、文化大省和生态文明省，以新思路、新举措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实际、具有甘肃特色的跨越式发展道路，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可以看出，如果去掉第一句话中的西部大开发和最后一句话中的甘肃特色，这个“指导思想”基本上是放在任何一个省份的发展策略中都是适用的，因为它是国家发展的总体规划，其实这个规划本身是相当虚无的，它根本没有指出谁应当得到怎样的利益，是毫无生命、毫无指向的一个发展规划，冠冕堂皇的文字中找不出实际性的内容。尤其是最后一句：“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但谁也不知道什么才叫做“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正是在这样的政治策略的支配下，国务院制定了同指导思想同样虚无的支持甘肃经济社会发展五条原则：坚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发展；坚持科学发展，转变发展方式；坚持以人为本，注重改善民生；坚持统筹兼顾，突出战略重点；坚持自力更生，加大支持力度。

　　虽然内容相当虚无，但并非全无用处。我更愿意相信，当这份文件发到各省级单位和国务院各部门手中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有所行动，这就是政界经常谈到的“政治敏锐性”。而甘肃发展的外部支持，“政治敏锐性”也将成为源动力之一，它使得大小官员们会投机性的响应党中央国务院的号召，使得甘肃的经济社会发展在短期内获得大量的外部支持；另一种源动力，是甘肃经济社会的发展所带来的种种现实利益，各种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将使得投资者长期扎根于此，国家也因此取得税收上的利益。它们共同推进这一指导意见从文本发展到现实行动。甘肃的前景，至少在国家及其控制的舆论层面上是美好的。

　　西部大开发，是一个听起来美丽，但内里却充满了经济罪恶的国家行动。然而在当年“大开发”的号角吹响的时刻，我们却因为盲目的政治热情而对此欢欣鼓舞，以至于今天矛盾重重时才幡然醒悟，却还不得不强装拥护。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作为西北地区咽喉之地的甘肃却越来越被动，而当前的政治体制又决定了一个省份很难拥有对于发展的自决权，而只能依赖于国家的政略按部就班，更何况这些政略多半还在纸上的时候，就已经被人们遗忘，真正落到实处的，又能有几分？从个人的政治前途上来讲，甘肃如今已经成为了大小官员们“下放锻炼”的跑马场，而非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舞台。此时人民对于发展的自觉意识却还未觉醒，强大的政权国家又开始向这里进发了。

　　二、共和与殖民的交汇

　　在第一部分中，笔者从重要意义、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三个方面揭示了《意见》之中内含的并不单纯的政治目的，以此来窥探中央在甘肃的长期战略。然而在5月25日的《甘肃日报》上，有一篇题为“国务院出台《意见》纪略”的文章，对《意见》及其出台的过程给予了高度的吹捧，其中尤其指出胡锦涛和温家宝两位同志对甘肃的发展是多么重视，他们多次来到甘肃考察并做出重要批示成为了这份文件起草的源动力，省委书记陆浩也因此动情的说道：“国务院给我省专门出台一个支持发展的政策文件，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甘肃发展的深切关怀和巨大支持。”

　　很显然，陆浩同志的这句话很清晰的说明了《意见》成形的整个过程，那就是由胡温意志转化为中央意志，再由国务院将它表达出来。也就是说，《意见》本身更多是胡温意志的产物，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在甘肃发展的问题上，胡温意志在多大程度上能代表中央意志？而在他们卸任之后，又会不会出现“人亡政息、人亡政变”的后果呢？下面的文章中，笔者将从《意见》的具体措施上来预测它内里的政治逻辑。

　　在整篇四十七条《意见》之中，从第四条开始，就已经进入了具体的发展措施阶段。在第四条里，国务院对甘肃的发展定位为“连接欧亚大陆桥的战略通道和沟通西南、西北的交通枢纽，西北乃至全国的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全国重要的新能源基地、有色冶金新材料基地和特色农产品生产与加工基地，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资源宝库，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示范区”。如果在外省的人来看，这个定位似乎是准确的。但我们细细推敲，定位准确的原因其实是因为甘肃已经在承担着上述的职能，它从来都是欧亚大陆上重要的战略通道，真正关键之处在于国家如何运用它，在于这个战略通道所负载的国家的战略能力，所谓的“新能源基地，新材料基地和农产品加工基地”首先是甘肃经济自给自足的重要保障，其次才是对国家的总体经济实力有力的支持。而政府颠倒了这一次序，导致一方面把甘肃省的诸多县定位国家级贫困县，同时又在中石油、华能这些垄断集团的怂恿下默许甚至帮助他们掠取这里的资源，而在利益分配的时刻对甘肃的政策却是不间断的扶贫，长此以往，导致政府似乎在国民心中留下了甘肃贫穷落后的现状。平心而论，甘肃其实没有全国人民想象的那么穷，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处在相对和谐的维度内，社会矛盾相比于全国大部分地区来说并不突出，但却一直摆不脱贫穷落后的帽子，为什么？还不是某些利益集团以国家之名行掠夺之实，不让甘肃富起来，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甘肃盗走更多的资源。有朝一日，他们所能倒卖的国家资源，也将最多。

　　再说民族问题，它和发展问题一脉相承。在目前的发展模式下，少数民族内部之间以及他们和汉族之间的矛盾还是相当突出的。兰州市的餐饮业，尤其是牛肉面行业占据了兰州市餐饮业的半壁江山，而这都是由伊斯兰人控制的，近年来牛肉面价格不断上涨，其中又有着怎样的利害关系；甘南、临夏地区少数民族的毒品交易规模已经使甘肃省的毒品犯罪在国际上挂上了号；少数民族内部贫富差距严重。列举以上的事例，其实只是想说明中央所提出的“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示范区”不是轻易就可以建成的。民族问题与政治问题不同，单靠妥协和斗争是无法实现和平解决的，要解决民族问题，只有把它简单化，去政治化，才有可能促进民族之间的和平共处。而当前坚定的政治原则和过度妥协的社会政策相结合的民族方针，甚至成为了滋生民族问题的温床。西藏的“3.14”事件和新疆“7.5”事件已经在警示我们，政治挂帅对少数民族的生活是一种粗暴的干涉，在解决宗教问题上不仅无力，还有可能促成民族的分裂。

　　所以，中央对甘肃的战略定位是早已存在的，而不是一个多么遥远的目标。我们也不必因此而憧憬多少。甘肃的发展，完全成了“他们”的事，与“我们”无关。之后在既有的战略定位上，中央又确立了所谓的五项重点发展战略，主要针对能源和基础设施建设、生态安全、社会发展、产业发展对未来甘肃经济的起腾飞进行了布局，但在笔者看来，这五条重点发展战略其实是老话重提，是以中央的口吻将甘肃省自己的政策重新部署，这也说明早先在甘肃实行的发展战略很难得到各地州市的支持，或是各地州市无力支持，甘肃省委省政府才出此策略，以中央之名行训导之实，但却没想到发文的机构变成了国务院办公厅，一个在行政效力上同甘肃省政府同级的机构，因此文件的真正阅读者也只能成为除甘肃省之外的各省负责人，同时甘肃省的领导也将自己套入了这个圈子之内，那就是从政策的制定者变成了执行者，从体制上来说如果甘肃发展不力，那么他就要被问责。让我们以具体的条例来验证我所谈及的可能性：

　　1、实施“中心带动、两翼齐飞、组团发展、整体推进”的区域发展战略。充分发挥兰州等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积极打造陇东、河西两大能源基地，构建各具特色的组团式发展格局，全面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2、实施以加强薄弱环节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战略。加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打通资源能源运输通道，加强水利工程建设，提升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设施保障能力。

　　3、实施以节水和治沙为重点的生态安全战略。建立健全水资源管理体制，全面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加强重点地区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加快实施生态补偿，加大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力度，建设生态文明示范区。

　　4、实施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发展战略。以“两州两市”（甘南藏族自治州、临夏回族自治州、定西市、陇南市）为重点，大力推进扶贫开发，加快脱贫致富步伐，大幅度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5、实施以优势资源开发转化为重点的产业发展战略。加快建设能源化工、有色冶金、装备制造、农产品生产与加工等产业基地，着力发展循环经济，突出发展新能源、新材料，积极发展文化产业、旅游业和物流业，构建具有甘肃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

　　以上的战略方针都是极具甘肃特色的，如果说整体的四十七条文件反映的是甘肃经济的发展需要各地区的大力支持的话，这第四条则是甘肃自己要完成的任务。然而，对于甘肃省的领导比较幸运的是，在第五条中，国家并没有将发展目标量化，以追求考核的结果，文件只是说，到2015年、到2020年，甘肃应当发展到一个怎样的程度。这样的结果对于中央和甘肃本身，都是可进可退的，至少他们不必担心来自于体制之内的责难。

　　发展目标：到2015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缩小与西部地区平均水平的差距，城乡居民收入接近西部地区平均水平，贫困人口大幅减少，基础设施条件得到明显改善，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得到有效遏制，特色优势产业得到较快发展，循环经济形成规模，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实现预期目标。到2020年，基本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西部地区平均水平，综合运输体系基本建成，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取得突破性进展，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大幅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显著提高，建成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省级示范区，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显著增强，实现经济发展、山川秀美、民族团结、社会和谐。

　　在关于支持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提出之后，《意见》接着从9个方面，四十二条意见阐述了对于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措施。它们包括：优化空间布局，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生态保护和环境建设，夯实农业发展基础，加大扶贫开发力度，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大力推进能源基地建设，大力发展优势特色产业，深化体制改革。

　　可以说，这9个方面几乎囊括了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从官方文本而言，它做到了尽善尽美，并且它是一个有相当层次感的整体发展战略。与重点发展战略相同，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以中央口气重新阐述甘肃的方针。在第六至第八条当中，国家意图通过打造兰白、平庆、酒嘉三个经济区，同时组团发展其他地区，以达到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而这些经济区赖以建造的可能性，就在于这些地区现有的工业基础和资源优势。但问题在于，在这些经济区所囊括的市县当中，有不少的国家级贫困县，而经济区的建立必然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这些人力资源从哪里来？

　　在谈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看到甘肃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最终仍然要依靠央企在这里的投资和开发。也就是说，中国经济的发展现状决定了甘肃的发展，甚至西部大开发已经成为一个公司行为，而非国家行为。这些经济区的建立，说白了靠的就是中石油、中铁、中国水电、华能这些垄断巨头。因此，甘肃开发的主体决定了甘肃的原住民很难参与到自己家乡开发的工程当中去，如果参与，也只是劳力而不劳心，更有甚者，在开发者与当地人发生冲突之后，甘肃的公检法机关还必须维护开发者的利益，来稳定社会大局。在这样的建构模式之下，即使甘肃的经济社会发展起来了，原住民们依然是扶贫的对象，因为他们没有参与致富的行动，也就不会享有劳动的果实。当然我不否认有人会从中投机牟利，但对于甘肃的广大群众来说，那只是少数。所谓的经济区依然是农村包围并仰望城市的一副图画，当地的官员可以为了政绩在广大农村建几个节水示范区、治沙示范区、绿色农业示范区，但那只是“点”，行政官员们都知道“点”是用来干什么的，那不是线，更不是面。

　　可能我以上的言论多少透露出了居心叵测的意味，为了打消我的这种怀疑，有必要把这份文件继续看下去，下一部分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它包括了公路、铁路、民航、水利、城镇基础设施。这一部分提及的都是好事，主要列出了一些重要的建设项目，我不应当再去猜测。但也证明了我上面的怀疑，那就是甘肃的开发，是一系列的公司行为，垄断集团在其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第四部分是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包括五条。前四个是区域性措施，最后一个是关于治理的问题。主要提及了祁连山冰川、石羊河、黑河、疏勒河、甘南重要黄河水源补给区和区域性水土流失。事实上这些问题都很严重，大多都是在联合国挂上号的，都有负责专门治理的机构，但由于这些地区多年形成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居民生活习惯积重难返，所以治理也非一日之功，必须做长远的规划。希望这五条措施能够坚持下去，真正构建起西北地区的生态安全屏障。

　　要重点谈到的是第五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首先我们要去考虑的，是国家在新农村之前加上“社会主义”的政治标签所起到的现实作用，意识形态的烙印对于经济建设在多大程度上是有益的？在《意见》当中，具有甘肃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包含了四个方面：大力发展旱作节水农业；突出发展特色优势农业；强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县域经济和劳务经济。以上四点的意图在于，只有找准了当地农业发展的特色，夯实了农业发展的基础，社会主义新农村才能够建设起来。而甘肃当前局部地区的新农村建设理念与此是完全相悖的。新农村建设变成了统一的住宅小区建设，新农村的概念在农民心目当中成为了“新农村”工地，并且数量蔚为可观。而在广大的新农村“建成”之后，当地农民依然贫穷落后，他们住不起“新农村”，能够住得起新农村的也只有那些示范点上的农民。

　　也就是说，新农村建设在这里由一种理念变成了大大小小的建设工程，中央原本的意图：在新农村之前冠之以“社会主义”的标签来标榜其政治成功的方针被唯利是图的官员和包工头消解，农业、农村、农民被各自孤立了，新农村的建设没有建立在农业足够发达的基础之上，农民增产不增收的现实和农村劳动力的更新换代使得农业的发展失去了人心上的支撑，维系农村生活方式的耕地大多是由年老体弱的不能外出打工的农民来耕种。因此在当今的中国，农民被赋予了两种职能，一是改革开放的建设者，即转化为农民工的那部分农民；二是仍然以耕种粮食为主要生活方式的农民，他们为前者把守着坚实的后方阵地。就是在这样一种更新换代的生活方式中，中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是在一种极端荒芜的环境中追求理性的回归。不可否认的是城市化的生活方式对所有人都会有吸引力，政府在大力投资建设新农村的同时必然也投资了足够的资金用于城市化建设，新农村建设的步伐赶不上国际化大都市建设的步伐，越来越多的年轻一代农民已不甘于寂寞，他们哪怕被人称为农民工也不愿被人称作农民，因为前者听起来更内含了转职为产业工人的希望。

　　在此基础上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意见》所谈及的四条，这种将农业现代化、科技化的措施必然会大量减少农村的劳动力，即便是将农业产业化，也不可能消耗大量的劳动力。《意见》第二十三条认为：应当积极发展县域经济和劳务经济。集约利用土地，引导更多农民进入城镇，依托现有机构和设施设立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基地。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程实施力度。积极开拓劳务市场，鼓励农民就近就地转移就业，扶持外出务工农民回乡创业。但现实是，在我国公民享有充分的迁徙自由，假设一个农民工在广州打工月薪三千元，依照他省吃俭用的习惯，每月消费不到一千元，那么每月就可以往家里寄回两千元；而在甘肃省内打工，月薪假设为一千五百元，每月消费五百元，那他每月只能给家里贡献一千元。理性的选择，谁都会向前者靠拢。因此农民打工的前提是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物价和消费水平，“三农”问题的实质在于社会生产结构的改革，是以农业产业化为契机对农村生活方式和劳动力构成的再调整，这个问题的提出和解决都是改革开放必然要经历的阶段，最终迁走的和留下的人都是以共和之名被殖民化了的。我们不需要问他们：什么是你的贡献？他们的贡献是无比巨大的，他们既是改革的对象也是改革的工具，归根结底一句话，他们是社会转型之中的中国农民。

　　《意见》二十三条最后谈到这样一句话：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积极研究制定有稳定职业和固定居所的农民转为城镇居民的办法。依我在公安机关工作的经验来看，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是一项在短期时间内无法完成的任务。中国的户口制度，实是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一个缩影，所以并不是说取消了户口制度就能弥合城乡二元差距。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各自之上附着了太多的利益，包括低保、城镇居民养老保险、退耕还林款项、医疗保险、失业救助金、退伍安置等等太多的事项，也许在中产阶级看来这些钱并不能解决什么问题，但对于农民来说，那可是一家在短期甚至长期内养家糊口的本钱，一分也不能少！因此，要真正废除户籍制度，就必须先解除附着在户口制度上的种种不公平待遇，使户口成为一个有名无实的文字记录，到那时候，即便不废除户口制度，它也不会引起太大的争议了。而这个时间，依赖于当前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公益事业的充分完善，非一朝即可成就。

　　第六项依然是一个争议较大的主题，即如何扶贫，一共四项，包括甘南、临夏少数民族区、定西陇南等特殊困难区、革命老区以及扶贫开发工作的主要方针。《意见》在这方面的制定是符合地方特色的，并提出了具体的项目规划。但如果要涉及到扶贫，那么这些项目与解决当地贫穷落后的现状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很大。水利水电设施的建设、能源的开发、旅游业的发展与原住民的致富之间并没有逻辑上的一致性。后者必须经过思想上的启蒙才能积极参与到西部开发中去，而这一启蒙目前依然是在从农民到农民工这一过程之中完成的，打工者在外地学到新的思想和发展理念之后回乡创业，成为了他们自身脱贫致富的主要途径，然而如果要规模性的共同富裕，在现阶段是不可能的，因为原住民们并没有将心态从小农意识调整到市场意识中去。因此，尽管中央要求“加大扶贫资金投入力度，研究探索创新对口支援方式”，但这一从开发之初就将甘肃置于弱势地位的措施已经置换了甘肃人民自己劳动致富的可能性。中央的角色从“支持”已经转化为“支援”，甘肃因此与其他省市相比，地位也更为低下了。

　　第七项加快发展社会事业，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与第六项紧密相连的。和单纯的扶持地区经济发展相比较，本项所包含的四点意见更具有自主性，即优先发展教育，完善城乡医疗体系，大力发展文化和体育事业，加强就业和社会保障。在经济条件落后的地区发展社会公益事业，即便不能收到应有的效果，总还可以多少消除当地的蒙昧和野蛮思想吧。接下来的第八项和第九项相辅相成，即建设能源基地，优化产业结构。第八项包括陇东煤电化建设和河西新能源建设，以及基于以上二者的油气资源开发利用和电网建设。第九项更为全面的提出了未来甘肃应当以怎样的产业结构来发展，七条建议涉及到了第二和第三产业的许多方面，但单凭这些优化产业结构，还是有很大困难。因为产业结构要升级必然面对已经成型的产业结构，而甘肃目前还很难谈到产业结构，目前只不过是几个大规模的国企依靠资源和区位优势在这里发展，剩下的就只有零星的乡镇企业。这是事实，也是困难所在。但也正是在这样一种现状中，我们才可以重建产业结构，而不必面临改革开放之初建好之后再升级改造的尴尬局面。也就是说，本省产业结构的形成只需要依自己的定位，以自己的方式构筑自己的产业结构即可，因此是重建，而非优化，更不是升级。

　　最后一项，深化体制改革，提高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其中从第四十三条到第四十六条是适用于所有省市的，是需要在中央政策指导下直接去做的。第四十七条以经济开发区建设为龙头，为甘肃经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那就是发展内陆开放性经济。然而如果只是甘肃发展，那周围的宁夏、青海、新疆怎么办？这就是《纸上的政略》曾经谈及的问题，西北之中的甘肃与中国之中的甘肃有何政治关联？国务院在定位上似乎忽略了这一点。

　　至于最后一段，才是“支持”的具体措施，以下是这部分的摘录：国务院各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能分工，明确目标任务，研究支持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措施，指导甘肃进一步破解发展难题。中央财政要加大对甘肃的均衡性转移支付和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力度。有关部门要把实施相关政策措施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甘肃省要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工作机制，明确工作责任，制订实施方案，加强与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沟通衔接。要抓住机遇，解放思想，坚定信心，开拓创新，求真务实，扎实工作，努力开创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局面。

　　由于这段话没有具体的目标和指令，所以几乎是说了等于没说。中央财政每年对甘肃的转移支付究竟要达到多少？哪些部门才是有关部门？甘肃省如何加强与国务院有关部门之间的沟通衔接？国办的这段话看起来给予了各方充分的主观能动性，但事实上是粗糙的。所以我们只有去掉这一段话，回顾《意见》之中中央提及的重大项目，甘肃政府能做的只有三件事，一是向中央要钱，依项目建设本省；二是请央企入住甘肃，开发能源；三是搞好示范点，等中央领导来检查。这就牵扯到了当前行政体制内上下关联的问题，也将是下一篇文章所要讨论的主题。

　　三、追寻民间

　　当对四十七条逐步分析完之后，我们会发现作为一份简约性的政府公文，国务院并没有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甘肃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做出详细的评价，而是一笔带过：改革开放特别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甘肃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很大成就，正处在加快发展的重要阶段。也就是说国家并没有承接共和国成立后前三十年甘肃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而只是依政略的需要肯定了西部大开发。

　　但实质上这十年是国家殖民的机器——国家垄断企业的胜利，西部大开发的十年并没有给当地人提供多少的就业机会，西部向东部的劳务输出在这十年中迅速发展，成为个体家庭致富脱贫的主要手段。时至今日，虽然中国的政治结构仍能够统一，但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已经走向分裂。在这样的形势下，任何有关投资和发展的项目只能加速这种分裂而不是弥合，而将这些项目投资到农村之后，就成为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当然，它们有一个更好听的名字，叫“试点工程”。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务院出台这份《意见》，就已经掐头去尾了。向前追溯，它没有基于甘肃的历史发展水平而给予甘肃一个公正、客观的评价；从结尾来看，它没有给出甘肃发展的整体规划和思路，完全是一个个项目的堆积。更让民众困惑的，我们没有看到它和民间意见相沟通，而只是一份流传于政治体制之内，以一整套冠冕堂皇的政治话语开始，又以煽动人心的政治口号结束的“和谐图画”。

　　那么是否只有甘肃是这幅图画呢？让我们一起来对比有关宁夏、广西、重庆和福建的四份文件来得出结论。通读几份文件之后，会发现国发（2009）3号文件《国务院关于推进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要比其他文件更为细致、务实。基于此，我们可否做一个合理性怀疑，即当前中国政府对于地区发展的策略很大程度上仍是取决于各地区政治力量的对比的，而这种政治力量，除了区位的因素之外，还有历史的、现实的。总而言之，人为因素主宰了政略的制定和计划的实施，使得国家的发展成为一项不可控的工程，因此也成为了一项与民无关的工程。事实上，共和国成立至今，我们从来没有一次感觉到自己作为普通公民的某种选择深深影响了这个国家的命运，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的国家并不年轻。对于偌大的中国来说，一个省份能否发展起来已经无足轻重，和谐社会逐渐变得孱弱。政党制度一步步演变，在当今中国已经成为大小官员拉帮结派的主要手段。从国民党开始执政，党和国就连在了一起，而如今，这种联系被一部分利益群体发挥到了极致。

　　但本文并没有展开讨论政党制度在中国如何改革的意思，而是需要将目光投向民间，透视《意见》背后可能出现的民众诉求。很显然，作为一份官方的正式文本，《意见》获得了政界的一致赞同；但在制定文件之初，政府似乎并没有考虑或者说采用多少的民间意见，即未能拿出一个非官方的《意见》，让广大民众告诉政府，甘肃该如何发展？政府必须相信民众的判断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本身就是一种尊重和相互尊重。尤其在充满了庞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把持的《意见》面前，个人的要求虽然微不足道，但却弥足珍贵。

　　由于缺少了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的非正式文本，《意见》所制定的发展策略显出了明确的话语霸权。这将直接导致以后政府制定发展战略时对民众所占有资源的肆意掠夺。各级政府也会“携国家以令百姓”，将本地区的开发变为开采，重组产权结构，以改革当地农村的社会结构。另一方面，为何政府没有征求大多数民众的意见？这其实说明了当前我国的政治体制仍是一个高度封闭的结构，在由议案到决策的整个过程中，只有少数领导的参与，而利益的分配更是由垄断集团一手操纵，更多的公务员只是处于一种群起“效仿”的地位，所有的特权集合起来成为了政治体制牢不可破的关系网，将民众彻底隔绝。在对外交往中，资本的持有者以金钱购买当权者手中的权力，以得到整个体制的外部推力。这样一来，从外观上来看，这个国家的大小官员正在以自己的一言一行阻挡政治文明的进程，他们将政治封闭在心理的牢笼之中，形成了一种变态的政治心理，而后又在以各种途径宣扬自己存在的正确性，这样的政治运作模式失去了交流，成为了单向性的权力压迫。

　　碰巧的是，在关于重庆、广西和甘肃发展的文件当中，各有这样一段话。重庆：要定期总结经验，重大问题及时向国务院报告，确保改革发展各项工作有序开展。广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要会同有关部门做好与相关规划的衔接协调，督促检查重大项目、重大政策落实工作，跟踪分析本意见实施情况，重大问题及时向国务院报告。甘肃：甘肃省要继续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工作机制，明确工作责任，制订实施方案，加强与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沟通衔接。可以看出，这三段话是为各自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项反馈机制。重庆和广西要将重大问题及时“向国务院报告”，而甘肃要“加强与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沟通衔接”。至此，国发和国办发文的马脚终于露了出来！甘肃《意见》由于发文主体是国务院办公厅而非国务院，因此不能直接向国务院报告工作，而只能通过与“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沟通衔接”来解决问题，相比之下，广西省对于重大问题可由国家发改委向国务院报告工作，而重庆市更是可以直接向国务院报告工作。所以，不同的发文机关显示了不同的政治待遇，也显示了不同政治力量的对比，甘肃在这关键的一环输得很惨。

　　那么可以想象，在这样的反馈机制运作下，甘肃省的同志充其量只能见到各部委的领导，而重庆市的同志则可以就本市发展的问题直接向中央领导汇报，孰轻孰重？单抛过其中繁复的运作程序，就反馈的结果而言，谁更享有优先的被决策权？这就是政治不平等，潜藏于政治体制之内最大的潜规则之一，也是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不均衡的重要因素之一。

　　行文至此，开篇阶段提出的关于文号的疑问也已解决。在最后的结语中，我将以甘肃从中国革命走到今天的历程做以简短回顾，希望能达到从甘肃展望全国之目的。

　　结语

　　甘肃与中国革命有着血脉联系，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革命根据地到后来的陕甘宁边区，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农村包围城市”战略的大后方。而这一战略在地理位置上的要求就是由北向南、由西向东推进。后来，中共中央逐渐将驻地东移，其实是一个逐渐抛弃农村，转战城市，由革命走向建设的过程的缩影。那时的中国，依党派不同被分为红区与白区。

　　直到今天，当我们跳出“中国革命”这个颇为意识形态化的词语，再来看当初那场内战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的时候，会发现所谓“农村包围城市”和“土地革命”实际是中国共产党以几亿中国农民为权柄，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种逆袭。国共两党在“谁之中国”问题上的名分之争压制了对于现代化的思考，并将全体民众卷入战争的狂澜，以图得到一个国家的姓氏。而在之后的年月里，我们居然将这种划分维持了几十年。跳出这个命题所制造的场域，追问历史，会发现在“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成功之后，广大的红区就被政府所抛弃，一直处于中国现代化的边缘。正是在这样一种边缘化的状态之下，甘肃的社会经济在跌跌撞撞中走过了60年。所以甘肃的积贫积弱非一时所形成，更非一时所能解决。“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已经成为了一种政治辞令，而非可以期待的现实。从发展前景来说，《意见》能解决资金和项目的问题，但却对体制无能为力；对民众而言，也从没有期望过《意见》能够真正使自己的生活富裕起来。只是可怜了本省境内愈演愈烈的宣传，也只是一种精神胜利法而已。不过能够在巨大的项目工程中浑水摸鱼，捞得政绩和资本，算是大小官员们真正高兴的缘由。

　　直到今天，意识形态的烙印依然深深打在国民心中。当我们提及一个国家的时候，很多人第一反应依旧是：它是姓社还是姓资？这似乎与本文毫无关联。但事实上，如果不能消弭意识形态的纷争，想在社会主义的理念下重启政治体制改革，我们很难相信这样的改革是否会有实效，因为一元化的政治模式的改革是不具有对抗性的，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但没有对抗并不意味着就不会有政治斗争，相反，这种隐藏在一元政治运作模式下的政治斗争反而比其他国家的多党制斗争更为激烈。颇为滑稽的是，近年来我国政治体制的重大变革和进步，很多的缘由还要归功于党内的斗争。于是在党内争斗成为政治生活常态的背景下，甘肃的失败使得《意见》从国字号发文改成了国办发。政治生活的潜规则直接影响到了国家的发展大计。重启政治体制改革，又成为一个遥不可及的话题了。
 
【作者简介】
杨文昭，男，甘肃宁县人，现为西北师大政法学院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