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宏大叙事” 思者无疆

这些年来，法学理论界出现了一种强大的声音：提倡微观论证，批评宏大叙事。有学者认为，宏大叙事属于意义不大的“大词法学”，缺少社会科学的支撑，就像屠龙技术，大而无当。也有学者认为，必须高筑法学的“专业槽”，而这个目标的实现只能求助于微观论证，因为只有通过微观论证，才能积累专业知识，才能展示一个学者的专业能力；至于宏大叙事，则与高筑“专业槽”的目标背道而驰。还有学者认为，要在细节上下功夫，要注意“具体法治”……诸如此类的“百虑而一致”，使得“宏大叙事”仿佛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之鼠。

　　在反对“宏大叙事”的主流观念之下，我们可以看到，当下的法学论文确实是越来越精致了：就某个细节，反反复复地把玩，不厌其烦地精雕细琢，微观论证的精神与风格风生水起，越来越突显。这当然是好事，甚至也体现了一个难以逆转的时代趋势：社会分工的细密化。但是，有一利必生一弊，倘若不加反省地固守微观论证的教条，以为只有微观论证才具有“学术上的正确性”，把微观论证当作一种学术上的意识形态，就可能陷入另一种窠臼：只识器，不识道；只识小，不识大。更有甚者，还可能像清末的蛐蛐罐、景泰蓝之类的袖珍工艺品，美则美矣，惜乎只可装点厅堂的一角，不能充作搭建厅堂的砖瓦。顺便说一句，清末的小工艺品做得很精巧，方寸之间尽显大千世界，确实很见功夫。处于支配地位的朴学(朴学又称考据学，针对理学的空疏而言。经学有理、朴之别。朴学主张学问重史实依据，解经由文字入手，以音韵通训诂，以训诂通义理)也很注意细节，似与此风遥相呼应。但是，整个国家、整个社会却在基本原则、何去何从的根本问题上找不到方向，随之而来的就是数十年的衰世与乱世。

　　在传统中国，一向有道器之分。“道”是形而上的原则、思想、信念，器是形而下的技术、方法、手段。传统中国的读书人普遍喜欢“弘道”，过多地偏爱那些与精神、理念、心性、境界有关的东西，而对于“器”则很少留意，与“器”有关的学问也很难登上大雅之堂，因而发育缓慢。这当然有问题，因为“道”很重要，“器”也很重要；在多数情况下，“道”要通过“器”才能得到贯彻实施，才能付诸实践。这就好比军事上的战略与战术：只懂战略，知道该打谁，是远远不够的，在战略定下来之后，还需要高超的战术相配合：妥当地排兵布阵，虚虚实实，指东打西等等。概而言之，必须要有高明的战术家，才可能实现战略家的整体意图。只有诸葛亮，没有五虎上将，诸葛亮提出的三分天下的战略意图是不可能实现的。这就是说，道与器、战略与战术，都是相得益彰的，谁也离不开谁，合则双美，离则两败。

　　法学中的宏大叙事与微观论证的关系其实也是这样。如果只有宏大叙事，我们的法学就可能流于空洞、浮泛、不着边际、游谈无根，这当然是不行的。但是，如果取消了宏大叙事，则可能面临另外一种危险：只有战术，没有战略；只有“器”的生长，没有“道”的发育。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器”还是“战术”，都可能迷失方向。可见，学术界提倡微观论证是极其必要的，但以微观证论否定宏大叙事，则是不智之举。

　　当然，一些学者排斥宏大叙事，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某些“叙事文本”品质低劣，过于粗陋，因而引起了学者的反感与厌恶，于是“恨屋及乌”，归罪于宏大叙事本身。但是，这恐怕是应当分辨的两个问题：某些宏大叙事的文本有问题，是这些文本及其作者自己的问题，并不能以此否定宏大叙事的正当性，这就像不能因为存在某些拙劣的战略家，就全面否认战略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我们注意到，法学领域内的某些问题，譬如“庭前证据的开示”，确实需要进行微观上的论证，但确有很多法学问题，本身就是宏观的、原则性的、方向性的问题，必须用“大词”来表述，对待这些问题，就离不开宏大叙事。而且，就当代中国的语境来看，最困难的法学问题并不是细节问题，而是一些宏大的事关全局、事关长远的根本问题。当前，某些具体的细节性的法学问题，已经得到了比较深入的回答，相关的法律规则与法律制度也已发展到比较成熟的程度了。然而，由于某些宏观性的框架还有待完善，这就使得具体的法律制度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这就类似于战略问题尚未很好解决下的战术，即使很精到，也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一样。

　　而且，历史经验也告诉我们，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产生重大影响的法学理论，常常是关乎宏大叙事的理论。譬如，英国人洛克的《政府论》，就是典型的宏大叙事，其上篇全面而透彻地批判“君权神授”，是一个旧时代结束的标志，其下篇论证了新兴国家的立国与立法之道，正好充当了一个新时代来临的标志。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三人合写的《联邦党人文集》，作为一份面向全国民众的有关“美国宪法草案”的说明，奠定了后来影响深远的联邦体制与三权分立体制。这样一些宏大叙事，对于一个政治共同体的立国与立法事业，做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

　　从辛亥革命到今天，中国已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立国与立法进程。然而，按照主流意识形态，当代中国还处于改革时代。按照一些历史学者的洞见，中国要驶出历史的三峡，大约需要五百年，已走过的航程，还不到一半。这些论断，其实都表达了一个相同的意思：中国的国家形态还处于改革或转型的过程中，还没有最终形成。这就意味着，我们这个政治共同体的立国与立法任务都还没有最后完成。

　　站在法学的立场上，立国与立法，实为一体之两面，立法即为立国的规则化表达。对于立法、立国的研究与探索，正是典型的宏大叙事。这样的“大词法学”，不仅不能舍弃，恐怕还是法学理论界应当倾力思考的当务之急。

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