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境下的“严重的时刻”

今生和未来，入世和处世，现实和理想，世俗和超逸，毒恶和至善，妥协和执着……这样的词，或者说这样带有冲突性的感觉，聆听并阅读关于马礼逊和伯格里的故事[1]后，在心中是久久萦绕，难以挥去的。

　　正如周宁所言“他们是些亲切而又高贵的人”。说亲切，他们在他们那个时代，没有王公将相的家族背景，也不曾经历“春风得意马蹄急，一日看尽长安花”的荣耀，他们默默无闻，清冷过日，但恪守信仰，在寂寞中不懈努力，看上去是如此平凡，以至于与他们的交流，是心灵的直接对话；说高贵，他们在他们那个时代，并没有关心现世的“成功”，而是毅然选择了新奇但未知的远方去风雨兼程，目标了辽阔但孤单的地平线去留下背影[2]，他们是有信仰的人。用生命去诠释信仰，令人钦佩，用信仰去支撑生命，彰显高贵。他们留下了故事，作为后人心灵的洗剂，让我们有楷模去比照去学习去体悟。

　　这样的初衷肯定是良善的，尤其在当代中国，一个正形成着“道路通向城市”（苏力一书名）局面的国家，面对市场经济中的物质诱惑对旧有制度、规范的瓦解和重塑，人们更加看重实际利害和传统的理想信念逐步淡化，更关键的是无论是数据显示还是我们的真切感受，这个社会的纯洁的因子正在一点一点褪去等等呈现的“道德滑坡”的问题让我们谈马礼逊和伯格里应该是有意义的；再有，这个故事的受众是一群意气风发、尚未涉世的大学生，用句政治正确的话——“世界……终究是你们的”，“你们”就是这群像八九点钟太阳的我们。但这毕竟是政治正确，也许会起到调动情绪的作用，但情绪只能是暂时的机会的，更冷静地看，如果我们承认当前的社会经济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维系并发展目前的水平，而社会新秩序的建构也不是一时之功，那么这样的信仰就注定是奢侈品——人们是生活在生活之中，而活生生的社会生活并不会像书本教条那样一板一眼。

　　在接下来的篇幅里，我会以语境论[3]作为主要的论证方法，试图分析在“严重的时刻”里通常情况下的人与信仰、道德的关系，并结合所学专业。我认为，由于伯格里相对于马礼逊在成就上更具有广泛的社会价值[4]，因此从实际贡献程度来看评价来看更加高贵，我将以其作为案例展开剖析。
 　　一
 　　伯格里的故事大致是这样：如果老老实实的话，塞缪尔·伯格里应该在英国文官机构安静充实，甚至殷实地度过此生，但“个体现世的幸福，很容易落入担忧与恐慌、空虚与厌倦”，出于一种青年特有的书生意气，他手捧耶稣的圣谕，转而成为一名职业传教士，远赴重洋来到中国，时间是1886年，那时的中国正处在被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宰割的时候。虽然他来自的英国气势盛盛，但他本人却相当低调；并没有招锣打鼓，并没有夹道列席，并没有灯火酒绿，而是像被发配——其实更像自我放逐——似的，来到了一个叫石门坎的地方；石门坎在遥远的云贵高原上，那里聚居着苗民，而从上海到那里，他们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最后，一路人只活下他和一个叫邰慕廉的牧师。

　　他们在那里布教最初10年，惨淡经营，重复性地在年终日记中写着“本年度没有一个灵魂获得拯救”，但他没有放弃。在传教的同时，他们也会做 “副业”，如看病，而且这一“副业”在那个偏僻的角落很容易转正。16年过去了，在他甚至都感到失望的时候，来了一群大花苗汉子。他们是来接受上帝的福音吗？不是，他们是来读书的，人数越来越多，多到足以激发伯格里在这深山老林办学校。1905年，石门坎学校，在这位牧师的主持下开学了，免费教授汉语、英语、算术、体育，招生面也挺大，四面八方都有人前来投奔。“不出5年，石门坎小学相继建成了宿舍、礼堂、足球场和游泳池，还有一幢有着烟囱和壁炉、可容纳200多人的宽敞教学楼”。伯格里发挥康沃尔郡人的语言天赋创立苗文。他是这里的教育家，是学校的校主，就好像厦大的陈嘉庚。1915年夏天，由于得了山区的伤寒热，伯格里在高烧和阵痛后平静地去世。

　　然而，当这个英国人在这个穷乡僻壤为了上帝的事业苦苦支撑时，他们的同胞、他们的同事正在这块土地的东方的海面上耀武扬威、陆地上烧杀抢掠，桌面上面目狰狞，桌面下狗苟蝇营，而且他们认为这也是为上帝而奔走，就像美国传教士谢卫楼说的：对一个半开化的野蛮国家复仇，是“正义的，也是必要的”[5]。我们似乎可以下这么一个判断基督教爱一切人的精神在对外侵略的大潮中已经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善良恭谦、温情脉脉、大慈大悲已经成为过去，残暴恣睢、无恶不作、文过饰非正在上演，而还好，还有伯格里，还有马礼逊这样的“异类”，他们有本源的信仰，至少我们关心的是他们没有像那些数不清的洋鬼子一样没有对我们做歹事。“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大约就是这样。

　　但是我很怀疑对基督教的这种信仰缺失的批判。如果我们“同情的理解（包括批判）”[6]，去设身处地地考察，公道一点，也许就不是如此。首先，宗教包含着仪式、传统、权威和普遍性[7]的要素，这些要素让宗教带了神秘感地对现实社会进行控制；它名义上是对生活终极意义的理解，而这些不过是将集体对今生的关切上升为超验的状态，归根结底，仍然立足在今天，为今天服务。宗教也意味着一种规范，宗教的存在代表了一种秩序。秩序总是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理解才有意义，“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地理、气候、文化、经济等等都会让这种秩序和对秩序的认同具有地方性，而这在相当程度上会造成隔膜。更为重要的是，一般而言人不是靠意念生存的动物，尽管动物性是低级的，但我们不能否认这种低级的性征是生命的基础。对自己利益的放大，是人类算不上缺点的缺点。东方对西方的诱惑，西方对东方的神往，不仅仅在于文明上的交流，还有利害上的沟通。哪个传教士出发前会是抱着“和平演变”的心绪踏上甲板？相反，他们都以“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决心去施布他们的文明（比如：石门坎小学的英语）；其次，在当时那个科技交通环境下，传教士的离开国家可能就意味着永别国家，他们做的是而且只能是一辈子的事业，这种一锤子买卖给他们的激励那就是不惜代价取得成功，可以是伯格里、马礼逊那种苦行僧模式，也可以是谢卫楼那种花和尚模式。我们还不能忘记，一种好的秩序是人们的生活方式，是内发的，而新的——尽管在传教士眼中神圣的——秩序，突兀地出现在中国人面前几乎是不可能在短期被接受的，因此使用非常手段才对得起耶稣，从长远看，也对得起人民，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现在看来当时的基督教那么残酷，并不是因为那些传教士就是恶人或者基督教背叛了上帝，在他们的制度内他们扮演的就该是这种角色，他们的制度在历史的维度下也是这样；再次，在这样一个道德多元的社会下，我们不能说某个人没有道德，最多只能鄙夷他坚守那种“道德”，并因此在多数人分享我们的道德前提下去制裁他。中性地来说，就像希特勒坚持为雅利安民族而奋斗一样，我们似乎也不能否认他那种执拗的信仰[8]。

　　再看看伯格里。他就真的在为耶稣服务吗？当医生、办学校，如此世俗；当然，推而广之，爱一切人爱人的一切是基督教的精神，那么这些也算。但他本职上的“业绩”却十分黯淡——几乎是没有教徒，跟他走的人不是因为福音书，而是因为教科书。或许正是因为伯格里身在一个近乎于荒郊野地的石门坎，不单信息不畅产生了蒙蔽，而且同行竞争较少，他很可能对“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根本不了解，傻乎乎（丝毫不带贬义）地工作着——尽管已和来时的目的相去甚远。从这些，我们也不说出伯格里道德上就真比别的那些人有优势，尽管他可能更有耐心，但耐心算一种道德吗？可见，他是机会型地被我们后代人认同了。
 　　二
 　　我这样的解释很容易被人理解成是一种为侵略者的辩护词，和为道德楷模的翻案状，其实不是。因为我的反驳焦点集中在的是伯格里所做的源自内心真正的信仰或者道德高尚，以及与之相反的传教士的所为。我关心的是当中的为什么这个事实，而不是这个价值判断出的结果。并且，我论证的不是伯格里值不值得得肯定，而是我们得明白肯定的到底是什么。我也并不鼓吹信仰，而是要努力弄明白在当今社会谈信仰的道理在哪里——信仰一定是内心的实践，你的信仰无法自动生成别人的信仰[9]。
 　　之所以如此认为，在于我并不那么相信社会中的问题让道德去解释足够令人信服。人是被社会关系勾连着的，他的生存、发展，首先制约的是这张实实在在的利益网，而不会是飘渺无定的信仰或者道德。试举一例，在今天看来对妇女身心严重摧残的裹小脚。我相信绝大多数人一提及之无不深恶痛绝，很是一副想为古代千千万万妇女伸张正义、主持公道的道德姿态。请注意，这里的道德是今天的道德，是建构在社会大分工，妇女不再需要做繁重体力活，因此可以在机会上和男人共持半边天的经济社会基础上的道德——然而，这种唯道德理论是上帝观点，它假定的是今天的社会已经穷尽了人类发展之可能，今天的道德具有终极性。这太抽象了，也就太不靠谱了，它存在着的严重的理论缺陷难以解释这样的疑惑：第一，为什么裹脚了近一千年，我们的前人（主要是男人）难道都是坏蛋或者笨蛋而没有发现其中弊病，就我们今人高尚或者智慧？第二，为什么既然裹脚那么痛苦，女人们还要“前赴后继”，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10]存在如此之久远？那种把问题归结到“父权下女人的血泪史”[11]的提法，其实很不负责任，因为我们大致仍然要承认“可怜天下父母心”在过去的日子里还是事实，小姐闺房并不是非法拘禁，从古代戏曲中了解到的小姐们在闺房中的去世往往是因为相思过度，而并不是因为单纯地在那儿生活着[12]。

　　那么，对于裹脚，如果我们语境地去思考，就不会老拿道德去压人。男女因为生理条件不同，结合之后需要发挥各自的优势，既要保存自己，又要繁衍后代。由于古代社会，生产生活的内容非常单一，男人身体高大健壮，频繁地对外活动，脚不可能娇小；彪悍才能让他在择偶中取得优势。而女人不同，她们的身体特点不利于其奔走于外，她们有精力、时间、机会去孕育和照顾小孩，当然，这必须的前提是她们有父亲、兄长、丈夫或者儿子的照顾，否则在过去社会福利很低的条件下，她们不可能生存。[13]可见，男主外女主内有很强的实践正当性，同时，女人依附于男人也不是什么男权主义在作祟。在这个过程中，男性的生理优势会演变为一种社会生产生活资料占据的优势，并制度化。而这不等于只有权利无义务，他们必须要照顾女人，尽管可能为的是确保自己保护的不是别的男人的孩子。这样的话，对女人裹脚和女人自己裹脚就显得不那么恶心。一方面，女人既然没有那么多对外事务，既然男人可以为她们提供金屋，她们的脚就不见得需要像男人的那样善于行走（这个表述很奇怪，但我们关心的是事，而不是词），另一方面，小巧玲珑的足会让女人在离开父兄走向婚姻的过程中更有吸引男人的魅力，这其实是为将来投资的一种方式。再黑色幽默一点，毕竟漂亮的花鞋遮住了畸形的小脚上，这也能减弱这一制度带给妇女的不利。由此可见，裹脚是一种在当时社会中的男女婚姻的优势战略安排，并不如今天人们所说那么万恶。但我再次强调我论证的社会前提是社会大分工没有让妇女足够机会走出来之前。

　　仅仅是这样一个例子，就强有力地说明了：社会生活不是用道德话语去建构的。人们在当中发现着自己的利益，并实现着它们。或许在今天看来这样的所为不经济、不明智，但那是脱离语境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说教。就像在伯格里的故事中，他选择石门坎也不是为了上山下乡历练或者去山区支教，而是预见到新文明的植入采取“上层路线”行不通，猜测去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传教更容易。而这与信仰追求也没多大关系——没去的，事实上寻得了更多的基督信徒，因此从结果看来，他们显得对信仰更有追求。
 　　三
 　　像马礼逊、伯格里这样的人，不可谓不执着，不可谓不博爱，不可谓不善良，从这些层面，他们树立了社会的标杆，值得高喊学习。但我们往往只是高喊，没有学习，或者说我们失去了学习的能力。我当然也希望我们都是马礼逊和伯格里，但事实上是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是不带贬义的机会主义者[14]，我们不过是情境下的采取了利己的行为概率上的符合了某种道德，再联系到目前的中国，这样的情况不会缓解，人员的大规模流动，市场经济的勃兴，法律地位日益显赫，熟人社会正在向陌生人社会过渡，曾经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邻里关系所造就的稳定信赖关系将成为历史。人们将不会那么依赖于过去人心中的道德行为，或者根本就无所谓，仅仅是出于防止现在被谴责的可能而采取一种高尚的做派。而这还叫高尚吗？

　　我分享了苏力的判断：“……但这种人（自注：有强烈道德信仰的人）是极少数，只可能是极少数，在某种意义上，甚至也应当是极少数”[15]。过分强调道德信仰是把制度性技术性问题政治化的表现，道德批判在实践上既办不到，也不可能。尤其是将某种人的某些道德神圣化甚至是一种危险的暴政，社会生活评价标准的单一，导致的是思维方式的单板和行为方式的保守，对于思想开放和创造发明是一种压抑。再者，也正是因为社会的分工的精细，很多事理在传统道德下不能兼容，律师这个行当就有这样的精神分裂，莎士比亚曾说过“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律师杀光”。特别是刑事律师，特别是涉及贪污、黑社会性质的犯罪时，究竟要追求程序，还是正义，这就是个职业道德和传统道德的冲突的典例。如果固守成规，那么不仅是犯罪嫌疑人，就是普通公民都会人人自危——轮不定哪天自己连抗辩权都被道德夺走了。一个现代社会应该是个能包容矛盾的社会。我们可以倡导道德，但不能强加道德；我们可以鼓励信仰，但是否落实不是一个说下决心就能办到的事情。

　　叶芝写道：我们不能靠掩盖了思想中的怀疑因素建立一种虚伪的信仰[16]。写这样一篇书评式的文章，目的在于：第一，尝试着摒弃固有道德立场，以新的视角认识问题，语境地思考、理解，并且批判性地对待外界给定的观点，包括名家的观点。我不否认周宁以人文的精神感染了我们，在小故事中心灵受到震撼，但能被升华吗？先感动到震动，最后一动也不动，往往如此。因而，我们更现实的人，将观察点就集中到了往往之后——我们关注的是常态中的普通人，我们追求的是一种秩序，这是法律的精神；第二，既然这算是一篇书评，那就得有书评的样子。关心的是内容，而不是个别词句，关心的是学术，而不是行文技术（当然，好文章是文质彬彬的）。更为明显的是，我不写广告书评，不写套话大词，“思想深刻”“文笔清新”“引人入胜”，书评公式一概不用。怀疑和批判是做好学术要旨。第三，我很想借此证明法学不是法条学。法律是为了解决实在问题，但问题的杂碎让法学的内涵丰富起来，必须超越而非抛弃死扣法条的现状。同时，善于从其他学科借鉴、寻找思维进路，拓展认知领域。靠书皮上的“法”字界定法学的阅读，是法学底蕴的不足，同时也是误人子弟。一流的法学院培养出来的学生除了律师法官检察官，还得有法学家政治家，那是它义不容辞的责任。从方法论来看，这篇书评不是要跟周宁抬杠，而是在和法学院抬杠。
 
【作者简介】
孙少石，厦门大学法学院本科08级，专业：法理学。
 
【注释】
[1] 周宁《人间草木》之“严重的时刻——马礼逊和伯格里” 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
[2] 化用汪国真《热爱生命》诗句：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既然目标是地平线，留给世界的只是背影。
[3] 苏力《也许正在发生：转型中的中国法学》之“语境论” 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4] 同注1，第46~47页；故事所引均来自该章，不再另行批注。
[5] J. K. Fairbank， 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274~275
[6] 源自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
[7] 【美】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 第13页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8] 苏力《也许正在发生：转型中的中国法学》之“社会科学与人文底蕴” 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9] 诸神和诸魔的较量的论述见【德】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杨富斌译 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
[10] 苏力《送法下乡》之“法院的审判职能与行政管理”第73页，批注25，中国政法大学2000年版
[11] http：//bbs.cqzg.cn/thread-573628-1-1.html， 最后访问日期是2010-1-1
[12] 《西厢记》、《牡丹亭》大致如此。
[13] 【美】波斯纳《性与理性》之“性生物学”苏力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4] 苏力《制度是如何形成的》之“把道德放在社会生活的合适位置”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5] 同注14
[16] 王家新【编】《叶芝文集》卷3 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