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可否融入法理

西方在走向近代、走向现代的过程中，不仅从它自己的传统文化里汲取了营养，还从外来的文化中汲取了大量的营养。它的近代文明并不是古已有之的，而是在汲取了这两个方面的营养以后，再创造的。它并没有割断自己的历史，并没有抛弃自己的传统。

　　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很有借鉴意义。因为对中国人来讲，认同、接受传统文化，其实有两个最大的思想障碍，这就是“五四运动”时提出来的，当时认为中国文化最缺乏的两个东西———一个德先生、一个赛先生，也就是民主和科学。所以一谈到我们要走向现代化，都认为必须抛弃中国的传统。

　　我觉得这种看法其实是需要重新来检讨的。

　　人们往往认为西方文化中好像本来就有民主，但实际上，西方近代的民主也是在接受传统和外来文化的基础上构建出来的，它并不是古已有之的。而中国古代反而有很多这方面的思想萌芽，比如中国古代就有“民为邦本”、“民为贵”这样一些思想。

　　当然，这些思想并不等于现在的民主的概念，但如果从欧洲走向近代时，中国的这些人文的精神所起的作用看，这些思想对于发展现在的民主思想是有借鉴意义的。西方人都能够用这些“民为邦本”、“民为贵”的思想发展出他们近代的民主思想，为什么中国就不能够呢？

　　我们如果仔细地去研究一下，会发现中国古代社会并不像我们一般的印象那样，好像是一个绝对的专制主义。确实，皇帝是有最后的决策大权，但还有各方面的制度对他进行约束和规定，并不是皇帝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的。

　　有人常常说中国缺少法制，可是在历史上法律书籍最多的大概就是中国，而且规范得非常细致。但我们没有很认真地对待它，因为我们总觉得这些都是维护封建社会的，都是维护三纲五常的，不值得看。

　　我曾经讲过一个例子，就是法跟情到底能不能够结合在一起？是不是讲法就一定不能讲情？法不容情，我们的理念中似乎都是这样的印象。但过去是不是这样，有些情是不是应该合理地吸收在法理里面呢？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的。

　　1993年我到韩国去做了一个考察，就是想看看儒家思想在现代韩国还有什么影响。

　　我从韩国的民法和刑法里面发现了一个针对窝藏罪的条文。窝藏罪就是你偷了东西，或抢了东西我给你窝藏起来，最后发现我是窝主，那是一定要治罪的。不仅偷的人要治罪，窝藏的人也要治罪，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这个窝藏者是他的父母，或者是他的子女呢，则可以从轻发落，如果本来是判10年的话，可能就只判5年了。

　　这个条文马上让我想到了《论语》里面的一句话：“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也。”父亲要为子女隐，子女要为父亲隐，而且讲“直在其中也”。

　　我又想到我们自己是怎么做的呢？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父母要揭发子女，子女要揭发父母，这个阶级立场要坚定，哪能互相包庇？

　　反过来在韩国的刑法当中又发现了另外一条，伤害罪。

　　如果是不相干的两个人，或者一般的朋友，你伤害了我，我伤害了你，当然要判刑了。父母伤害子女，子女伤害父母，则不仅要判罪，而且要重判。同样的伤害罪不相干的人判5年，父母伤害了子女，或子女伤害了父母，那就要判10年。

　　从这两个例子来看，很显然，韩国是将儒家的思想运用在情与法的关系里面了。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我们不能简单地因为它是儒家的思想就否定它，它有一定道理。

　　在儒家思想里，血缘关系是很重要的，就像我们常常讲家庭是一个社会的细胞，家庭和谐了，社会也和谐了；家庭混乱了，这个社会也和谐不起来；如果一个人在家里都不尊重、爱护老人，那么这个人到了社会上也不可能尊重、爱护别人。这是儒家的道理，推己及人啊！所以最重要的是要培养家庭里面对长辈的尊敬，要父慈子孝。这其实是一种双方的关系，要建立起这种家庭关系来，破坏了这一点就会给社会带来混乱，这种观念应该根植在人们心中，在法律上也要体现出来。

楼宇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