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哲学有其自己的“风骨”

偶然看到一位博友质疑“法哲学”的帖子，感叹现在中国的法哲学书籍“读也读不完”，质疑法哲学是否可以独立成科，除了重复部门法的法哲学理论之外还有什么意义，进而感叹中国“法哲学归法哲学，部门法归部门法，导致说的归说的，做的归做的，到处都是半桶水大师”。这段批判集结着许多人的共同偏见，这种偏见形成容易，澄清难。这里我只关注其中的一种偏见，即“如果部门法缺位，法哲学不死翘翘才怪”。
　　部门法缺位，法哲学就会死吗？先回头看看过去。无论东西方法的法律文明史都揭示一个基本事实：在“古代法”还处于混沌法期间，部门法作为概念也好，作为体系也好，都根本不存在；但法哲学已经呈现在思想家之思想中了。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时代对于法律的思考，毫无疑问是法哲学性质的，但至少在古希腊时期是没有“部门法”的。如果把“法哲学”简约为“法律思想”，我们会更亲切地看到先秦时期的情况，这同样是常识。既然如此，怎么会有“部门法缺位”则“法哲学死翘翘”的判断呢？
　　再转头看看现在。部门法哲学来自部门实践，这丝毫不错；可是我们看到中国学者的一些“部门法哲学”著述，就算书名和目录看去像有那么一点“法哲学”意味，可那真是“法哲学”性质的部门法哲学吗？它们中的一些冠名“某某法哲学”的著述，称其为“某某法基础理论”才名副其实。而“某某法基础理论”与“法哲学”绝不可相提并论，否则，既糟践基础理论自身的专业身份，也糟践法哲学自身的超越品格。
　　法哲学从一开始就没有仰赖部门法，到现在也仍然是法哲学归法哲学，部门法归部门法。这是在顺应社会分工的基础上，听凭“各安其份”和“各得其所”的自然法则调整的必然结果，不能轻易僭越，也不宜轻易僭越。强求“部门法哲学”，既是法哲学对部门法的僭越，也是部门法对法哲学的僭越。而这种僭越恰恰意味着边界模糊，意味着职能重叠，意味着效率低下。
　　同样需要澄清的事实就是，人们可能会以为萨维尼、霍姆斯、哈特等人成功地僭越了部门法与法哲学。且慢，这些大师并不都是靠部门法养活他们的法哲学思考，相反，他们的法哲学思考不仅使他们的部门法探索得以茁壮成长，还使同时代与后来的法哲学与部门法共同受益。至于身兼“民法高手”与“法哲学泰斗”，不过表明了他/她在同一领域的不同方位有所造就，但并不意味着就是打通了二者的关节。谁见过这几人写过“某某部门法哲学”的宏论巨著？他们不过是在各自的法学领地上分别筑了几栋房子，而不是修了一座桥梁；我们今天也不过是分别去参观这几栋房子，并不是站在桥上看风景。
　　因此，我的一个结论是，法哲学无须仰赖部门法就可以存活。法哲学有部门法滋补当然是好事，但法哲学如果沦落到必须靠部门法包养，以至于“如果部门法缺位，法哲学不死翘翘才怪”，那就绝对是坏事。所谓法哲学必须仰赖部门法，只能是无视它的天性与生命力的偏见。
 湖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何志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