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市场经济的法治问题

 

　　2010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又在瑞士开幕了。对世界经济前景充满焦虑的人们，对未来的经济政策莫衷一是。值得关注的是，当美国总统、法国总统呼吁加强金融监管之时，经济界人士却不以为然，认为其违背经济规律。中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大家对采取何种经济政策也难以达成共识。

 

　　此次世界金融危机，必然引起广泛、深刻的思想震荡。今年上演的美国电影《2012》、《阿凡达》形象地代表了西方世界人们的焦虑。当西方因为经济危机而担忧的时候，欣欣向荣的中国则在欢呼中国模式的优越和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胜利。中国的左派们简直兴高采烈，而右派和中派则忧心忡忡，前者担忧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从此不昌，而后者则担心社会严重失衡导致混乱和停滞。

 

　　确实，世界金融危机使人们不得不对以往被作为常识的基本理论——全球化、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理论进行深度反思。当美国总统奥巴马和法国总统萨克齐一致批评金融资本家的贪婪、自私和不负责任时，当他们不再一味称赞以金融和贸易手段主导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不得不说，他们和被他们称为恐怖主义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开始具有了更多一些的共识。当地球人的推土机面对潘多拉星球的NAVI人的原始森林时，人们很容易联想资本主义席卷全球所带来的大机器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这也是去年底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空前引人瞩目的原因。

 

　　在这样的世纪困惑中，无论是出于转嫁危机还是扩张强国的目的，属于激进主义的左派特别容易占上风，例如纳粹主义、军国主义在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兴起。以史为鉴，世界各国的人们此刻特别需要保持清醒和警惕。否则，世界将可能重蹈覆辙。

 

　　当前，由于受金融危机影响，西方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贸易摩擦不断增多。面对正在崛起的、日益强大的中国，一些国家充满敌意和担心，采取遏制战略。为了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我国政府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主张和平崛起。但近来国内一些左派势力开始抬头，例如提出“持剑经商”、武力解决南海国际争端等观点，并时时体现排外、仇外的情绪。右派思想家则继续鼓吹西方市场经济理论。而国内一些既得利益集团则利用左派和右派的极端观点，通过单方面推行市场经济，维护并扩大自己的垄断利益，使得社会利益分配格局日益出现严重失衡，备受诟病的高房价即是例证之一。这些极端观点和做法，对于我国市场经济及和平发展将可能造成的消极影响不可低估。

 

　　在21世纪已经面临的世界大转折中，人类需要重新思考人类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人们仍然需要遵循已经被证明是较好模式的市场经济，但同时也要深入思考如何完善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市场经济模式如同一匹无拘无束的奔马，驾驭它的人们需要为它制造和安装一个驯服它的马辔头，此即完善的法治。1992年市场经济改革以来，我们常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那时以来，我国的立法工作空前发展，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建立。至于具有发达市场经济的西方国家，其法律体系更加完备。但是，当市场经济的全球化超越了国家界限，它所产生的新问题必然需要新的法律来治理。更何况我国的市场经济本身还不够发达，其法治程度自然本来就不高。因此，我国在完善市场经济模式方面具有双重任务，既需要继续借鉴西方发达市场经济的经验、结合中国实际完善市场经济法律规范，又需要根据全球化特点研究制定新的法律规范。

 

　　二、全球化市场经济的基本法治理念

 

　　在进一步建立法治型市场经济模式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理清认识，澄清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

 

　　其一，如同马克思所言，商品经济是天生的平等派。我们必须承认，纯粹的市场经济，以商品交换为特征，其基础是自由、平等，其结果是促进自由、平等。同时，它已被证明是迄今最有效率的社会生产方式。因此，市场经济作为现代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其价值和地位不容否定。

 

　　其二，正如邓小平所说，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社会主义也可以实行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市场经济所产生的意识形态。因此。世界金融危机只是西方世界的一次重大挫折，而不是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终结。社会主义中国仍然需要坚持市场经济制度。以渐进性民主政治改革和市场经济改革为特征的中国模式的成功，不是市场经济失败的证明，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胜利。

 

　　其三，迄今为止，任何国家的市场经济模式都不是纯粹的市场经济。这些国家在市场经济初期即马克思所批评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都已经存在各种不平等现象，少数富裕或有能力的个人和阶层对一些弱势群体进行了不公平的剥夺。中国也不例外。为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国家必须正视这些不公平问题，回避只能导致更加严重的社会失衡。这些问题的解决，也必须依靠国家法律的力量，而不能一味交给市场来调节。

 

　　其四，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在市场经济产生、发展和成为主流经济模式的时期，各种各样的不平等的特权制度都始终存在，市场经济就是在和它们的斗争中获得前进。市场经济初始条件下的社会不公平，以及它们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交互叠加的新的不公平，不是市场经济的原罪，而是特权制度的原罪。市场经济越发达，社会越平等。

 

　　其五，正是为了弥补市场经济初始条件下存在的和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社会不公平，人们需要通过国家立法和民众的权利运动来填平补齐社会鸿沟，使市场经济越来越趋向其平等的本性。因此，国家法律政策的调整和社会力量的干预，不是对市场经济的否定，而是为市场经济建立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促进和完善其进一步发展。全球化的市场经济，需要全球性的市场经济立法和全球性的公民权利运动。一国的法律必须同时考虑国内国际的因素。

 

　　其六，我国的人民特别应当避免一种错误认识：一切社会经济领域都可以并需要实行市场经济。事实上，在教育、医疗、住房、失业、生育、文化等领域，除了市场经济可以发挥部分作用外，还有不能实行市场经济的那个部分，需要由国家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过去一段时间，我国在教育、医疗、文化、住房等领域将政府公共职能和市场化功能不恰当地混淆起来，过度加重了公民的经济负担，造成公共部门的大量寻租等问题，其教训值得记取。

 

　　其七，金融危机、环境污染和能源耗尽等问题，是由于市场经济的过度发展导致的。因此，人们现在有必要综合评估实体经济、自然界的状况，并据此约束市场经济的步伐，通过风险控制、环境保护，防止人类的贪婪毁灭自己。而这些工作，特别需要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

 

　　三、如何依法治理我国当前的市场经济问题

 

　　当下，GDP崇拜、高房价、大城市汽车拥堵和高油价，可谓我国的经济社会缩影。这四个因素，可以说是经济发达和繁荣的象征，也可以说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如何理性看待，考验国人的智慧。

 

　　先说GDP崇拜。GDP（国民生产总值），是现代经济学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总量的一个通用指标。对于经历过多年短缺经济和贫困的国人来说，今天我国的GDP跃居世界第三，自然是个无比巨大的成就，值得我们自豪和骄傲。所以，过去我们崇拜它，不能说是错的。

 

　　但诚如我国古语所言，“过犹不及”。今天，在前不久的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和今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中国的高额GDP和外汇储备，却似乎成了麻烦。向来看不起中国的西方人，现在却有理由把中国作为靠山，指望我们在拯救世界经济、气候方面发挥主要作用，承担主要责任。而另一方面，在高额的GDP之下的反面，是我国人均GDP水平极低，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不高，社会保障严重不足。这些困难，过去我们强调得很不够。因为我们害怕西方嘲笑、看不起。现在，为了降低西方对我们的过高预期，为了让老百姓分享经济发展成果，为了保护环境，我们必须破除GDP崇拜，实现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实事求是地看，虽然我们整体上比较富裕了，但是我们自身还存在很多经济难题需要解决：第一，需要降低单位GDP的能源消耗，淘汰落后产业，发展低碳经济，为保护本国乃至世界环境支付巨大的资金。第二，需要参照国际劳工组织的标准逐步提高本国劳动者的工资和福利水平，提高劳动保护标准，而这必然会降低企业的利润水平。第三，需要不断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增加速度，缩小收入差距，而这就要求降低税负，导致财政收入减少。第四，要建立覆盖全民的生育、失业、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所需资金投入将非常庞大。第五，我们需要在普及义务教育、满足公民基本文化需求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增加投入。第一个方面，是为世界环境保护和能源安全做出贡献，后四个方面，是促进经济和社会公平，保障公民的基本经济和社会权利。

 

　　治理GDP崇拜，需要通过能源、环境、劳动、税收、医疗等社会保障、教育、文化等方面的社会经济立法调整原有的某些经济政策。这些立法的指导思想，应当是节制贪欲和过度消耗资源、促进公平、保护弱者、提高质量和效率。即通常所说的“又好又快”的发展。

 

　　其次是高房价问题。高房价和教育高收费一样，是一种错误经济理论的产物。以前，有的经济学家把教育高收费、教育产业化作为刺激居民消费的手段，虽然客观上起到了普及高等教育的作用，但是由此产生的弊端可以说是得不偿失，如严重侵蚀大学的文化精神，造成高校乃至知识界的各种腐败现象。高房价问题与此类似。有的经济学者认为高房价是经济发达的必然，甚至把房地产业作为国家的主要经济支柱产业。房屋和教育，一般来说，是社会的公共必需品。它们都具有需求刚性，就是说，无论价格多高，老百姓都有需求。所以，这些领域不能一律实行市场经济，尽管它们也具有一定的投资属性。我国可以居住的土地有限，又都掌握在国家和集体手中。因此，房地产方面，更加不能完全由市场决定价格。在庞大的农村人口城市化过程中，如果完全由市场决定房地产价格，就会造成政府部门、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房地产企业与公民个人之间巨大的财富鸿沟，必然引起普通购房者的强烈不满。但也应当看到，市场化的房地产业部分，对于我国的城市化、改善公民的居住条件、增加居民经济收入和税收，是十分必要的。

 

　　因此，在解决高房价问题上，必须区分居民基本住房需求和商业投资经营用房需求，实行不同的房地产开发制度和差别的房屋价格机制。这方面应当制定公共保障性住房、改善型居住用房和商业投资房建设的不同政策和法律，按照住房功能对城市国有土地进行分类，对保障性住房采取划拨土地方式、进行低价销售和租赁；对改善型住房的土地和房屋价格实行适度控制，使其与购房者的平均收入水平维持适当差距；只保留商业投资性住房纯粹由市场调节价格。今年初的地方两会，高房价成为讨论热点。目前，国家已经着手起草《住房保障法》，说明我国对高房价问题正在取得某些共识。

 

　　第三，如何治理大城市的汽车拥堵问题。大城市汽车拥堵，是上世纪西方大城市病的基本特征之一，需要采取多种方法进行治理。一般地说，一个城市的水、土地、道路、植被等资源是一定的，不可能无限增加，只能满足一定的居住人口，承载一定的住房、公共设施和汽车。因此，城市发展规划必须考虑这些因素，进行功能定位，尽可能实现单一的政治或经济或文化中心功能。但是，一些人在这个问题上仍然一再开错药方。他们指导大城市盲目扩张，而在城市功能定位、城市规模的规划上乏善可陈。例如北京市无视汽车拥堵的事实，不加任何节制地增加汽车保有量，甚至把汽车业作为支柱产业之一。在交通严重拥堵之后，一些人又主张采取如尾号限行、提高停车费、征收汽车环境税、提高油价等等诸如此类任意损害公民合法利益、扬汤止沸的短视做法。某些所谓的专家也好，急功近利追求政绩的官员也好，他们根本不考虑城市是服务于居民需求的，不考虑公民的财产需要依法保护而不能随意剥夺。而反观上海市，一直对汽车保有量进行总量控制，有效延缓了交通拥堵，否则，其拥堵问题现在可能根本无法治理。

 

　　从历史经验和教训来看，治理大城市汽车拥堵和污染问题，必须从加强城市规划立法开始进行预防，对城市的汽车保有量进行总量控制。而一旦拥堵形成，则必须通过公共投入来弥补公共决策失误，而不能随意将成本转嫁给汽车使用者。这些公共投入包括扩建道路和停车场、改进交通管理、重新进行城市功能定位和区划以改变交通流向等等。

 

　　最后，关于我国的汽油价格问题。我国对石油行业基本上实行国家垄断。而中石油、中石化两大巨头的价格垄断，以及国家发改委不透明的汽油价格管理制度，一直饱受批评。尽管如此，他们的地位和做法依然不可动摇。现在，中石油和中石化这对同时集市场经济和国家垄断于一体的双头巨人，显然同时拥有市场和国家的两种职能，它们是名利双收。只不过，国家和社会为此承担了不菲的代价：那些不得不忍受它们不公平对待的其他企业、私家车主和其他公民，由此增加了生产和生活成本以及对国家和社会的怨气。作为一个公正的国家，又岂能放任这种情况的继续存在？

 

　　对于石油业来说，它诚然关系到国家战略安全，但同时，它更多地关系到企业和公民的生产生活。因此，我们必须在国家的石油利益和民众的石油利益之间实行不同的调节机制，而不应混淆国家和市场的不同职能。我们应当通过国有石油公司保障国家石油的战略储备，以应对战争、灾害等特殊情况；通过市场竞争满足民用石油的正常需求。

 

　　解决上述类似社会经济问题，看似千头万绪，然而有一个基本思想必然贯穿其中：市场经济是解决企业、个人等个体经济动力问题的灵丹妙药，而国家则需要满足人们一些基本的社会公共需求，并且不能采用市场经济的方法，只能通过法律的方法。

 

　　四、必须依法制约金融和消费市场的过度发展

 

　　资本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之一。资本的主要来源，一是靠原始积累，二是靠金融信贷，此外还有民间借贷。所以，市场经济离不开金融业。但是，金融业作为一种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比较特殊，可以超越实体经济数倍的价值，既能够集中资金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注入活力，同时又对人性的贪婪具有特别的吸引力，容易产生各种各样的欺骗行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中，都有西方金融业巨头利用监管漏洞非法投机取巧的身影。总体上说，金融业在全球化时代获得了过度的发展，日益复杂的投资工具、各种金融衍生品被不断创造出来，只有少数专业人士和内部交易者明白其中的奥秘，风险管理被严重忽视，各种违法交易私下流行。经过此次世界金融危机，原本被认为比较完善的西方金融体系遭受重创，受到强烈质疑，事实上，美国已经揭露和制裁了一些金融业的违法者。中、美、法等国领导人几乎一致呼吁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因此，对本国和国际金融体系需要认真加以研究和规范。在全球化时代，仅仅完善个别国家的金融监管是远远不够的，国际社会应当加强对国际金融业的投机程度和风险的法律控制，依法限制金融业畸高的利润和工资水平，防止出现信用诈骗、资产泡沫化和通货膨胀。在我国，一方面需要进一步健全金融业，如建立民间金融机构，允许更多的公司上市，扩大民间投融资能力，为中小企业提供良好的信贷环境；另一方面，也需要加强规范上市公司、股票、债券和基金等金融市场，防止内幕交易滋生的腐败、不公平和金融诈骗。

 

　　发达的金融业在提高市场供给的同时，也刺激消费的增长、不断创造新的消费需求。过度宽松的金融市场将有可能导致生产过剩和消费过度。市场经济的基本关系是供给和需求。其中，需求包括生产需求和个人消费需求。市场经济的供给方要想赢得越来越多的利润，必须依靠源源不断的需求。因此，个人消费需求不断被引导和创造出来，世界进入了消费主义时代。但是，毫无节制的消费和供给必将耗尽地球上的资源、并且已经严重污染了自然环境。因此，人类现在必须立足于节约能源、保护环境、提高生存质量的观念，把个人消费和生产供给维持在一个适度范围，反对过度享乐主义和金钱至上观念。对那些为了赚取利润而不断增加供给和消费、不惜牺牲人们健康乃至生命、不惜破坏环境、竭泽而渔的做法，除了进行道德谴责，还必须立法予以禁止和惩罚。

 

　　总之，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利弊共存。人们以前通常只关注市场经济的有利方面。现在，我们不得不注意到其不利之处：历史地看，市场经济后期，金融业和个人消费过度发展，个人物欲发展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容易导致各种反人性的、反社会的、反自然的行为发生。在社会公平相对不完善的国家、地区和种族人群，市场经济成为某些特权阶层的专利，容易导致腐败、社会动荡和恐怖主义；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金融业和消费过度发展，与实体经济脱离甚远，从而产生金融危机；在世界范围内，市场经济所到之处，过度消费和过度生产同时并存，导致世界环境和能源危机。对此，唯一的解决办法不是因噎废食，而是继续完善法治，加强国家在维护社会公平、保障基本公共需求方面的基础作用，适度降低过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使市场经济在发展人类的精神道德和物质欲望方面变得协调起来。有道德的市场经济，是亚当·斯密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愿望。现在，我们确实需要重温他们的理论，寻找治理全球化市场经济的新方法。

【作者简介】
阚敬侠，法学学士、民法学硕士、新闻传播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