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理论的底色

倘若没有底色意识的自觉，不加分辨地把各路圣贤冶于一炉，把自己的理论底色弄成了一个五彩缤纷的调色板，那么，不但找不到理论发展的方向，而且还会使自己处于迷失的状态。

　　图案总是绘制在某种底色上，故事总是发生在某种背景下。但是，更吸引公众眼球的，常常是图案或故事，至于底色或背景，则很难成为公众们专心聚焦的对象。譬如，梁朝伟与张曼玉联袂主演的《花样年华》，精彩的情节很容易让人忽视故事得以展开的那些底色或背景：青灰、黑白、暗淡。然而，正是由这样的底色酿造出来的一碗怀旧的酒，才给男女主人公的“花样年华”增添了一股浓郁淳厚的韵味、几许回味悠长的情致。

　　理论也是一样。任何理论构想，无论是偏重于思想的理论还是偏重于学术的理论，其实都有一个底色问题。倘若抽去了底色，任何理论构想或理论体系的产生都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它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理论的底色决定着某种理论的话语体系，并进而塑造着某种理论的解释框架。倘若我们只注意到某种理论“说了什么”，而没有注意到这些“说法”背后的底色，没有看到某种“说法”背后的解释系统自身的逻辑，那么，我们对于这种理论的理解与运用，都可能出现偏差，因为我们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必要认真对待法学理论的底色问题。这样的理论底色意识，对于法学理论的研究来说，可能会产生多方面的启示意义。

　　首先，它提醒我们看到，不同法学流派之间的差异，最终源于理论底色的差异。同一种底色的法学理论，无论观点如何对立，其实都可以归属于同一个流派。譬如，在法治理论上，无论“借鉴移植论”如何强调西方资源的先进性，也无论“本土资源论”如何强调本土资源的正当性，只要法治的目标依然是欧美式的法治，那就意味着，“借鉴移植论”与“本土资源论”共同分享着一套相同的理论底色：都是要告别传统中国的秩序观念与意义体系，都是要奔向西方式的法治。至于两者之间的争论，基本上可以归属于实现西式法治的手段之争、方法之争、技术路径之争；换言之，属于“图案”之争而非“底色”之争。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中国法学理论的底色已经出现了某种分化的趋势。譬如，有的学者从法律史学入手，从“范式、旨趣与方法”的角度，概括了法律史学的多重“视界”，其中就展现了不同学术流派的雏形。

　　其次，如果说理论流派、理论范式、理论底色这三个概念具有某些共通性的话，那么，经过进一步的分析还可以发现，一种独特的理论流派的形成，取决于一种独特的理论范式；而一种独特的理论范式，又建基于一种独特的理论底色。因为，理论流派主要是呈现出来的结果（理论之树），理论范式基本上是形成理论流派的方法（理论之根），只有理论底色才是培育理论范式与理论流派的土壤（理论之土）。在这三个概念中，理论底色具有根本性的决定作用。从这个层面上看，仅仅意识到理论流派背后的理论范式还不够，还必须进一步看到理论范式背后的理论底色。在法学界，自从库恩的范式概念引入到当代中国的法学研究领域之后，法学家们纷纷运用范式概念来分析总结各具特色的法学理论，但是，如果要更深入地揭示法学理论的源头，也许还有必要追溯到范式背后的底色问题。

　　最后，底色意识还有助于提醒法学理论的研究者，有必要返身察看自己的理论底色；并提醒研究者问一问自己：到底是在哪种底色上展开自己的研究的？苏格拉底的底色不同于孔子的底色，现代性的底色不同于后现代性的底色……在这些不同的底色面前，法学家必须有所选择，法学家必须选择某一种底色作为自己的理论之树得以生长的土壤；更明白地说，就是必须选择一种解释框架、一套话语体系作为自己“立言”的基础。反之，倘若没有底色意识的自觉，不加分辨地把苏格拉底、孔子、马克思等各路圣贤冶于一炉，把自己的理论底色弄成了一个五彩缤纷的调色板，那么，不但找不到理论发展的方向，而且还会使自己处于迷失的状态：你找不到自己，别人也找不到你。（重庆行政学院·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