枯荣的政治

 

　　一、牛以后不再是共产主义

 

　　既然已经历过一个甲子，那我们的国家就再也不能叫做“新中国”了，这个说法最初的目的我想是能够在那些苦难的岁月里给人们带来希望，然而今天，当我们已习惯于这个国家政权的存在和话语方式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必然已被记入了历史，我们的国家也因此在前方有更远的路要走，所以，“新中国”这个词确实有些“装嫩”，“中国”即可以，我们从来都没有与自己的历史决裂过，国民的心智已开始成熟。

 

　　在张艺谋早期的电影《活着》中，六十年代的主人公徐富贵跟儿子有庆这样说：“你看啊，咱们家现在也就是一只小鸡，鸡养大了就变成了鹅，鹅养大了就变成了羊，羊再养大了，就变成了牛啦，牛以后就是共产主义啦。”这段话在我们现在看来或许只是一段笑话，但为什么会成为笑话？因为不现实，这个例子足以说明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道理：社会越发展，人越现实。以至于20年后，徐富贵再次教育孙子馒头的时候便说：“这鸡长大了就变成了鹅，鹅长大了就变成了羊，羊长大了，就变成了牛！”馒头问：“牛以后呢？”富贵和妻子家珍教育馒头：“牛以后啊，馒头就长大了！馒头长大了就不骑牛了，就坐火车，坐飞机，那个时候啊，日子就越来越好！”

 

　　的确，有关“日子越来越好”的想法是近代以来中国人心中永存的疑问。因为过去长期以来我们的生活并不好，能从苦难之中奋斗成功的人毕竟是少数，大部分国民还是生活在温饱线以下的。针对这样的现状，在共和国成立之初，政府给人民许下了一张空头支票：共产主义。将一切美好的事物都用这四个字来代替，因而转移了大部分的社会矛盾与政府责任。现在看来，阶级斗争的本质不过是人们在物质生活条件极度匮乏情况下的一种情绪宣泄，一种被激化了的相互指责。那时无论是政府还是人民都缺少一种现实的责任感，而改革开放正是将人们拉回现实，并对群众解释现实。把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尽人事，安天命”的想法束之高阁，所以我们实现了比那个时候人民心中的共产主义要求更高的生活。人逐渐开始明白“牛以后就是共产主义”不过是那个岁月里想象力因生活条件的艰苦而匮乏的表现。因此我们提出了更为现实的愿望：和谐社会。从共产主义到和谐社会，中国进步了多少？

 

　　即便如此，和谐社会依然无法成为历史的终结，这与福山对资本主义的假定有着相似性。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都必须实现其理论基础的中国化，即“马克思主义彻底的中国化”，这种中国化既是残酷的、大胆的，其中某些做法更有可能悖于马克思的最初设想和理论范围，但这并不影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成为一个兼容并包的体系。它体现为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国革命的成功在几十年间就已完成，但中国的建设远非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能达到相当的水平。革命的成功尚且有特定的标志，但国家和民族的建设不会有。也就是说，中国建设的最初三十年如同中国革命的最初十年一样，是在纯理论的教条中逆行的，在付出了相当的代价之后，我们才懂得了很简单的道理。而逆行的代价，便是那些岁月里的几代人。因此今天的中国人决不能忘记历史的弯路，只有让我们付出更少的代价，才能取得更快的发展。之所以要不断发展，根本上并不是形势所逼，而是如果社会没有发展，那么我们的国民必然在忍受着极大的痛苦，这其中有来自理念的、制度的，还有现实的。人们还会再次抛开现实去问：“牛以后会是什么社会”？

 

　　二、为时尚早的《建国大业》

 

　　最近在各大城市的影院里都在上映一部讲述共和国成立的电影《建国大业》，但我认为这部影片拍摄的时间还有些早。试想，美利坚合众国以至高无上的宪法和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建国，已历二百余年，可曾拍摄过这样的电影？德意志联邦在二战后领土被“分而治之”，国家统一尚不足三十载，但成就举世皆叹，可曾拍摄过这样的电影？我们的国家只经过了六十年，便已开始居功自傲？由此引发更深层的问题：我们是否忘记了自己所处的年代？

 

　　时至今日，我们仍在建国，这个国家仍在以其欣欣向荣的景象对抗着一切的绝望和落后，一言以蔽之，这个国家仍是在为人民带来希望的，建国理想也一步步被阐释出来。但当一个国家还没有完全确立自己的政治运作模式和经济体制的时候，它不能被社会大众误读为一个大国。一个国家的成熟是无法单从其目前在国际中的地位所确立的，而要经过历史的多重锤炼，如果内部的矛盾无法缓和，即使它在外部看来是和谐的、强大的，也无法逃脱被痼疾致命的危险。因此，真正的“建国大业”需要依靠的是建国的理想，以及如何用合理的制度将这种理想阐释为现实的政治策略、经济发展模式和立法技术。用六十年时间来完成这一系列的工作显然是不可能的，“大跃进”运动不会只是“文革思维”之下的产物，思想上的“大跃进”在每个人的心中是永远也抹不去的。只要制度的和理念的条件成熟，它就有可能重新出现。春天发芽，秋天结果，这样的道理并非我们不懂，而是我们认为这太简单，忘记了它们在社会生活中同样适用，并且在改头换面之后，更加复杂。

 

　　另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我们的建国理想，究竟是什么？是已被确认的人类的普世价值？还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理念和新价值？不可否认，国家的存在只是为了适应人类在某个时期内更好的发展，它并不具有永恒性。普世价值固然重要，但那是存在于全人类之间和每个人之内的道德。国家的理想必然是将这种普世价值的城邦化，将其改头换面之后，植根于政治的运作模式之间、经济的发展体制之内、文化的传播范围之中，而实现一种“国家意义”上的正义与自由。但这种正义与自由的前提是：附着于国家的存在本身所蕴含的私欲之下。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私的国家，也就注定了一个人往往会遇到伦理和道德上的困境，强大的国家机器和内心崇高的正义同样巨大，就同样折磨着一个人的内心。

 

　　因此上，我希望中国的建国理想能确认这样一个前提：在确保普世的价值和国家的私欲的前提下，做尽可能减少二者在国民内心的道德冲突之事。中国的建国理想之所以难以确立，是因为中国走的是社会主义，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为了“社会主义”这个词的重心究竟在“社会”，还是在“主义”而争论不休。今天，政府采取的是二者并重的措施，一方面强化社会本位思想，加快对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另一方面，不断巩固执政党的地位，力求保稳思想上的统治权。可是在三十年前，我们采取的是以“主义”为重，为了心中那崇高无上的“主义”是可以牺牲整个社会的，那时不仅中国如此，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也都这样做了，并且轰轰烈烈。可“三十”年后呢？我们仍能保持二者的平衡吗？还是另一个已近占了上风。国家发展到今日，很多事情是已不是政府尽全力就可以左右的。只有将中国的建国理想内化为每个人心中的道德底线，并保持这一理想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将来的方向，国家才能够长治久安，才会有希望，世界上有些国家这样做了，一直坚持了几百年。制度虽然不同，但道理是相同的。

 

　　三、小农意识与小康社会

 

　　今年6月初，我在子午岭余脉的金村乡协调当地纠纷，那里的很多农户住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下：只要一出家门，眼前便是千层的梯田和塬畔。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下，村民们在心理上就已远离政治。他们长期经营着祖辈们的遗产，生命的重心因此偏重于传承，而非当下的生活。他们勇于面对现实，然而也只是眼前的现实。这就是一个带有很强歧视性的词语所表征的含义：小农意识。与小农意识相对应的，是小康社会。

 

　　今天，我们的政府常常在向人民解释：我国已基本实现惠及十几亿人的小康社会，这一说法在缓解和平定社会矛盾的同时必然带来了另一个思考：惠及十几亿人的民主与法治何时能够实现？小康社会，是社会化大生产在转型之中的过渡还是经济制度在当前的生产力条件下最终的永恒？我的答案是前者：我国的小康社会目标只能是一个过渡，一个以缓解在我国城镇和乡村大量存在的小农意识与标志着社会化大生产所带来的民主法治理念之间日益突出的矛盾的过渡性发展目标。

 

　　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我们还没有预料到中国的选择会有怎样的结果，那么我们为当时所设定的，只是一个满足人民生活基本需求的目标，这一目标在提出时带有完全的物质性，并没有充分考虑到社会发展对国民精神和思想领域的革新。即便后来执政党和政府不断充实和扩大“小康社会”的内涵和外延，但这个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词语无法给人们带来更多的想象力。小康社会使得中国人的小农意识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满足，在一定阶段内赢得了民心。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小农意识并非中国农民专有，它是中国几千年来小农经济和近四五百年来闭关锁国相结合所产生的畸形心理，寄生于中国人的传统优良品质之上，成为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主要障碍之一。因此在改革开放之初，无法满足这种落后的意识，国家政策就不可能被顺利执行，只有在满足了小农意识之后，国民才会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试图在思想文化领域改变自己的精神状态，后来，就有了民主与法治。民主与法治理念的出现，是改革开放最大的成就，它标志着我国的改革已经从单一的制度层面和经济指标前进到触动国人神经的政治意识，改革由此进入了第二个阶段，由过渡走向长久不变的阶段。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过渡，小康社会也是过渡。它们的发展既是为了满足现实的需要，更是要让人们看到现实需要之上的更高一层。在当代中国，小康社会成为了滋生民主与法治理念的土壤。

 

　　至于这一土壤何时才能发芽结果，那将是“后改革时代”的事了，我们现在所处的，依旧是“前改革时代”，一个为后来者奠基的年代。西方的自由民主与法治，从资本主义发展之初开始就已完全开放，但在后来的运行中却逐渐收缩，而我们的民主与法治，却是在经历了巨大的代价之后慢慢开放，最终依旧形成一种有秩序的民主。殊途同归，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种曾经水火不容的意识形态，也许会走向共同的道路。

 

　　结语：使命与宿命

 

　　在“前改革时代”，我们需要考虑最多的，是积累，是有道德之心和责任感的积累，这一时代如果能在改革开放五十年后走完，我们的民主与法治才算有了根基。那时就会有新一代肩负使命的人出现，引领中国走入“后改革时代”，完成从小康社会到民主法治之国的转变。曾经中国落后的太多，如今我们不得不把本来的路，一步一步走完。这一理想虽然宏大，但对于人类历史的进程来说，不过是正常的发展形态而已，无需赞叹也无须怀念。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世间万物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人们以不同的方式演绎着生命，看似各持己见，争斗不息，却最终走上了共同的宿命。枯荣相继，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也有一代人的宿命，这就是政治。

 

　　没有已经成功了的“中国模式”，只有一个30年，一个60年，一个90年，不同的命运，不同的结果，构筑成这个国家的今天。

 

　　杨文昭定稿于共和国六十周年之夜

【作者简介】
杨文昭，男，甘肃宁县人，现为西北师大政法学院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