蜜蜂与花•丑学与法学

理查德•道金斯在《伊甸园之河》（王直华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97年版）中，描述了一则故事。冯•弗里希意识到蜜蜂看到的是光谱中的紫外光部分，他使用动机隐喻进行推理，问：蜜蜂用紫外光视觉作什么呢？于是他制作了可以透过紫外光但挡住可见光的滤光片，并拍摄了一些花的照片。结果怎么样？——
  
  “他很高兴地看到了由斑点和条纹组成的图形，这是人眼以前从未见过的。我们看到的白色的花或黄色的花，事实上都点缀着紫外光图形，这种图形常常成为引导蜜蜂找到蜜腺的‘路标’。”（P70）
  
  这首先让我想到美学。花儿为什么这样美？——这是造物主或神设计的结果。用美学语言说，每一次审美观照都是向神的提升。显然，这种美学观是古典式的，花是其中最基本的隐喻。但艺术之唯美已成昔日，其实，aesthetics（美学）本就包含着“丑”；美学发展到如今已成为“丑学”（陈望衡：《论丑》，载《美学新潮》，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87年版）。瓶中典雅的花不一定比墙角衰枯的草更有审美价值。
  与美学发展到丑学相对应的，是法学从现代法学发展到后现代法学。两者有联系，仅是前者先行了一步。美学到丑学，以愚之陋见，是从“神本主义”向“人本主义”的回归（接受美学也反映了这一点）；从现代法学到后现代法学，也有这种趋向。但不同的是，美学是一切学问中最纯粹的学问，与实用彻底无关；法学（包括法律）是一切学问中最不纯粹的学问，直接与实际关联。因此，现代法学的“拟神语境”（呈现在不同的层面上）与美学的“拟神语境”，其作用是不相同的。作为现代法学“拟神语境”的极至，是人工造神，——而我们（比其他人）更能体验到人工造神的最大成就——灾难。
  那么。美学的“拟神语境”的作用是什么呢？让我们回到桑塔耶纳。他在《美感》（缪灵珠译，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82年版）中说：
  
  “形而上学关于美的本质的推断之所以有价值，并不是因为这些推断足以说明我们的基本感情，这是它们办不到的，而是因为它们表现了而且事实上构成了我们一些后来的欣赏。例如，说美是神的属性的投影，这就无所解释……然而，蓝天之所以意味深长，是由于某些感情的特质使我们从蓝天联想到一切幸福和纯洁的事物，而且，如果我们在心中把幸福和纯洁的本质体现为神的观念，蓝天也会使我们联想到神灵。”（P5）
  
  显然，这种审美观是贵族式的，不是平民化的。然而，在审美领域，无论贵族式的还是平民化的，都是无可非议的。因此，美学与丑学并存，实是两者彼此相倚。——但法学能做到这一点吗？我倒是希望现代法学和后现代法学彼此相倚。但现代法学“贵族式”（一般是“精英式”或“领袖式”）的语言又如何与制度的平民化相融？换言之，“神本主义”与“人本主义”在美学中是统一的，都指向人的上升，但此两者又如何在法学中统一？
  让我们再次回到桑塔耶纳，他说我们应该区分两种要求：
  
  “一种要求是追求知识……柏拉图派绝不能提供我们这个原理（人性机能的原理——引者注）。另一种要求是追求灵感……柏拉图派思想家就会博得我们的赞许。”（P7）
  
  法学既需要知识，也需要灵感。显然，法学中的“人本主义”是更有利于追求知识的，法学中“神本主义”能提供更多的灵感。后现代法学之出笼，无疑是要解决现代法学知识上的不足；现代法学不能在知识上自我补充，实源于对“神本主义”的误用——早先源于自然法的灵感已固化为自言自语不可非议的教条。（有必要说明的是，现代法学和后现代法学不是泾渭分明的，划分两者的标准是多样的。“神本主义”与“人本主义”之分可作为一种标准，本短文的论述更多地立足于这种标准。）
  明确了“人本主义”和“神本主义”在法学中作用，让我们回到本短文的开头。冯•弗里希使用动机隐喻（自然界的一切都是出自神的设计）实是在实施理查德•道金斯所说的“逆向工程”，并最终引出了研究结果——花的“实用功能”（P72）。作为生物学家，冯•弗里希并不相信神制造万物，一切都是进化的结果，但以动机隐喻追问为什么会如此？目的又何在？——实施“逆向工程”，无疑能更好的解释进化的“实用功能”。否则，我们对进化将一无所知。
  这种情况，对法学也是适用的。不同的是，我们对生物进化一无所知可能还不会导致灾难性的结果，但若我们对文化进化一无所知，结果肯定是灾难性的，因为我们不是文化进化的旁观者，就在其中。而在法学中实施“逆向工程”，与在进化论中实施“逆向工程”一样，神的隐喻是必要的。事实上，在现代法律中，法律还必需“自拟为神”（见拙文：《“法律下自由：工具与价值”》， [北大法律信息网]]），——神的隐喻作为一种逻辑结果，已是我们文化进化的基本构成。这种“必需”，现在看来，最终还是因为我们不是文化进化的旁观者的缘故。（我们也不是人类自身生物进化的旁观者，但情形似乎是，我们只能旁观。）
  对法律实施“逆向工程”，必有法律“自拟为神”；并且，也许惟有如此，我们能更好的理解法律的“实用功能”——法律“用以为具”（见拙文，同上）。这种情况，无论是对法学还是民众的法律意识，都是如此；与桑塔耶纳的说法——形而上学的美学观“表现了而且事实上构成了我们一些后来的欣赏”——相同，“自拟为神”的法律也表现而且事实上构成了我们一些后来的行为（这即是法律在“用以为具”）。
  蜜蜂找到蜜腺，以花为路标，但蜜蜂不像人类，能欣赏花的美妙。这是一个隐喻。要找到“蜜腺”的人类，只能以法律为路标，但人类未必能欣赏法律在“花”的层面的美好，如果没有更高的生灵，法律就只能“自拟为神”了。反过来，一切让法律“自拟为神”的学者，有必要像冯•弗里希那样，研究和检验“自拟为神”的法律是不是为芸芸众生提供了像花提供给蜜蜂一样的路标。否则，“神本主义”必将被滥用，“人本主义”成为残壁断垣上的一缕喘息。 
  
亚北

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