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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合同诈骗罪律师推荐:从合同履行、非法占有目的与涉案金额审查入手

发布日期:2026-11-19    作者:张振明律师
合同诈骗案件最容易产生的误区,是只要合同没有按约履行、款项未能返还,就直接按照诈骗犯罪理解。实际上,合同诈骗罪虽然发生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但并非所有违约、经营失败、退款争议都属于刑事犯罪。办案中需要进一步回答:行为人在取得财物时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合同是否存在真实履行基础,未履行的原因是什么,已完成部分、退款部分以及已经通过民事程序处理的款项应当如何认定。
这些问题会同时影响罪与非罪、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的区分,也可能改变涉案金额和量刑判断。选择青岛合同诈骗罪律师时,不能只看律师是否承接经济犯罪案件,还应关注其能否把合同、资金、履行过程和电子数据对应起来,并根据案件所处阶段形成可以提交给办案机关的具体意见。
张振明律师是山东运策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合伙人会议主席、刑事辩护部门主任,2007年开始执业,长期从事刑事辩护及刑民交叉业务。其经办案件涉及经济犯罪、职务犯罪、走私毒品、涉黑涉恶等领域,也包括合同诈骗罪、诈骗罪等财产犯罪。其执业证号为13702200710295172,业务覆盖青岛全域,并承接全国刑事委托。
一起案件中的关键分歧:普通诈骗还是合同诈骗申某因涉嫌诈骗近60万元被批捕。案件中存在合同、运营记录、补单明细、退款凭证以及民事诉讼材料,争议并不只是“申某是否收到款项”,而是不同款项分别基于什么原因支付,合同是否实际履行,未履行部分属于刑事诈骗还是合同履行、退款纠纷,以及已经进入民事程序的事项是否应继续计入犯罪金额。
张振明律师审查了合同、聊天记录、运营记录、补单明细、退款凭证及民事诉讼材料。这里的审查重点不是孤立地查看某一份合同,而是将书面约定与实际发生的业务逐项对应。合同写明的服务或交易内容是什么,双方之后是否通过聊天记录调整过履行方式,运营记录能否反映实际投入,补单明细与合同约定是否有关,退款凭证对应哪一笔款项,民事诉讼处理的又是哪一部分争议,这些材料需要放在同一时间线上理解。
在此基础上,辩护意见提出,部分事项属于合同履行、退款纠纷,或者已经通过民事程序处理,案件性质更符合合同诈骗罪,而不是原指控的诈骗罪。法院最终将罪名由诈骗罪变更为合同诈骗罪,将金额由近60万元核减至166629.07元,申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2万元。案号为(2026)鲁0283刑初398号。
这个案件能够说明,合同诈骗辩护不能停留在“存在合同,所以不是诈骗”这一层面。合同本身既可能是真实交易的依据,也可能被指控为取得财物的手段。真正需要核对的是合同形成、履行和资金流转的完整过程。只有把每笔款项与对应事实区分开,才能判断哪些事实支持刑事指控,哪些属于履行争议,哪些金额不应重复或者不应计入。
合同诈骗罪首先要审查非法占有目的合同诈骗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通常是案件定性的核心。日常所说的“没有还钱”“项目没有完成”或者“承诺没有兑现”,只能说明结果,并不能单独回答行为人在取得财物时是否打算非法占有。
具体判断往往要回到签订合同之前和履行期间的连续行为。例如,行为人是否具有实际经营条件,签约时陈述的项目、资源和履约能力是否真实;收到款项后是否将资金投入约定业务;是否完成了部分交付;出现履行障碍后是否协商变更、补单或者退款;相关资金是否被迅速转移、挥霍或者用于与合同完全无关的事项。单个异常行为通常需要结合全案材料判断,不能脱离交易背景作机械推断。
对辩护律师而言,重点不是抽象争论当事人“有没有骗”,而是找出能够反映主观目的的客观事实。合同、报价单、订单、发货记录、项目文件、员工工作记录、场地及设备资料,可以用于说明是否存在履约基础;银行流水、支付凭证和财务账目,可以说明资金去了哪里;聊天记录、邮件、会议纪要及催款记录,则可能反映双方对延期、补救、退款或者继续履行的真实态度。
张振明律师长期从事刑事辩护和刑民交叉业务,其服务内容包括证据审查、非法证据排除、审前辩护和庭审辩护。合同诈骗案件同时涉及刑事责任与民事合同关系,既要理解刑事证明标准,也要读懂交易结构和履约材料。这类案件选择律师时,应当具体了解律师准备如何整理交易事实,而不能只根据“经济犯罪律师”这一业务标签作决定。
普通诈骗与合同诈骗不能只看有没有合同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都涉及以欺骗方式取得财物,但合同诈骗罪要求行为发生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并与利用合同进行诈骗具有实质联系。实践中存在合同文本,不代表案件当然构成合同诈骗罪;反过来,没有规范完整的书面合同,也不能仅凭形式排除合同交易关系。
判断合同是不是案件中的真实交易载体,需要核对合同约定、磋商过程、付款原因以及双方实际履行情况。如果合同只是为了掩盖与交易无关的骗取行为,是否适用合同诈骗罪仍需结合具体事实分析。如果款项确实基于合同业务支付,争议围绕合同履行展开,则需要进一步审查行为是否发生于合同签订、履行过程,并准确区分刑事诈骗与一般民事违约。
申某案件中,律师没有只以“双方签过合同”为依据提出罪名变更,而是同时审查了合同、聊天记录、运营记录、补单明细、退款凭证和民事诉讼材料。法院最终将罪名由诈骗罪变更为合同诈骗罪,说明罪名判断需要建立在交易过程和证据内容之上,而不是由合同名称单独决定。
罪名变化也不等于所有责任被否定。申某最终仍被认定构成合同诈骗罪。对于当事人及家属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辩护目标应根据证据情况确定,可能是争取不构成犯罪,也可能是审查罪名、剔除不能成立的事实和金额,或者围绕责任地位及量刑情节提出意见。律师在初步分析时,应当说明不同辩护方向需要什么事实支持,而不是预先承诺某一种结果。
涉案金额为什么必须逐笔核对合同诈骗案件的报案金额、侦查机关初步认定金额和最终判决认定金额可能存在差异。发生差异的原因不一定相同,可能涉及已经实际履行的部分、已经退还的款项、证据不足的交易、与被告人无关的金额、重复计算,或者应当通过民事关系处理的争议。
金额审查不能只从总额入手。更可行的方式是先建立逐笔清单,将每笔付款与付款人、付款时间、支付依据、收款账户、对应合同、实际履行和退款情况放在一起核对。对多人参与或者多个账户收款的案件,还要区分当事人实际参与的时间、具体行为及其能够控制的资金范围,避免将整个项目或者其他人员涉及的金额直接归入某一名当事人。
申某案件中,原指控金额接近60万元,法院最终认定金额为166629.07元。该结果与律师对合同、运营记录、补单明细、退款凭证及民事诉讼材料的审查相联系。案件中的部分事项被提出属于合同履行、退款纠纷,或者已经由民事程序处理。由此可见,金额辩护需要以具体凭证为基础,不能只提出“金额过高”而缺少逐项对应。
家属在委托前可以先整理一份基础资金清单,但不宜自行删除聊天记录、修改账目或者要求相关人员统一说法。原始载体、完整上下文和形成时间都可能影响证据判断。对于手机、电脑、企业后台数据和会计账套,应尽量保持原状,由律师结合案件阶段判断哪些材料适合提交、如何说明来源,以及提交后可能产生什么影响。
不同办案阶段,律师工作的重点并不相同合同诈骗案件进入刑事程序后,律师介入越早,越有机会在事实尚未完全固化时了解指控范围、梳理材料并提出意见,但“尽早介入”不代表任何案件都能在早期变更强制措施或者终止程序。具体结果取决于证据、涉案金额、社会危险性以及当事人的实际行为等因素。
在侦查阶段,律师可以依法会见当事人,了解涉嫌罪名和主要事实,核对合同关系、交易流程、履行情况及涉案资金。对家属提供的材料,则要判断其与指控事实的对应关系。家属认为有利的单份合同或者退款截图,如果缺少上下文,未必能完整说明问题;律师需要把材料放回整个交易过程审查。
在审查逮捕、羁押必要性审查等环节,可以根据案件事实提出不批准逮捕、变更强制措施等法律意见。不过,能否获得支持不能仅由律师是否提交申请决定。张振明律师的审前辩护服务包括取保候审、不批准逮捕、羁押必要性审查及不起诉意见等内容,重点在于根据案件所处程序选择相应的意见和材料。
案件进入审查起诉阶段后,阅卷成为全面掌握指控证据的重要基础。律师需要核对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讯问笔录、电子数据、鉴定意见、资金流水及合同资料之间是否一致,并判断指控是否完整证明非法占有目的、欺骗行为、财物处分和损失结果。对金额存在争议的,还要检查计算口径和明细。
进入审判阶段后,辩护意见需要围绕争议焦点展开。合同是否真实履行、陈述内容是否足以导致对方处分财产、当事人在共同犯罪中承担什么责任、哪些金额证据充分,通常比泛泛陈述经营困难更有针对性。张振明律师提供一审、二审以及其他刑事程序中的辩护服务,能够根据案件阶段处理证据审查、法律适用和量刑问题。
委托前应当准备哪些材料合同诈骗案件材料通常较多,准备时应优先保证完整和可对应,而不是只挑选当事人一方认为有利的内容。律师了解案件时,通常需要以下几类材料:
  1. 刑事程序材料,包括拘留通知书、逮捕通知书、取保候审决定书、起诉书或者判决书等。材料能够说明案件目前处于什么阶段、涉嫌什么罪名以及办案机关已经作出哪些程序决定。
  1. 合同及磋商材料,包括正式合同、补充协议、报价单、订单、项目方案、邮件和完整聊天记录。这些材料主要用于还原双方如何形成交易、各自承担什么义务以及合同内容是否发生变化。
  1. 履行材料,包括发货单、签收单、服务记录、运营后台数据、生产记录、采购凭证、人员安排及场地设备资料。这些材料可以用于判断是否存在实际履行,以及履行到了什么程度。
  1. 资金材料,包括付款凭证、银行流水、退款记录、收款账户信息、财务账目和资金用途证明。金额争议较大的案件,应尽量做到一笔付款对应一项合同事实。
  1. 争议处理材料,包括催款通知、退款协商、对账单、民事起诉材料、调解文书及已经履行的民事处理结果。这些材料有助于区分不同争议的处理范围,但进入过民事程序并不当然排除刑事责任,仍需结合行为性质判断。
当事人涉及公司经营时,还应说明本人在企业中的职务、权限、实际负责事项以及参与项目的时间。公司收款不当然等于所有管理人员共同实施犯罪,个人没有直接收款也不当然排除责任,关键仍是其是否参与相关决策、虚假陈述、资金控制或者后续处置。
推荐张振明律师时可以重点考察什么张振明律师毕业于山东大学法学专业,2007年至2011年在山东成功律师事务所执业,2011年至今在山东运策律师事务所执业,现为山东运策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合伙人会议主席、刑事辩护部门主任。执业以来累计经办各类刑事案件600余起,其中包括重大、疑难、复杂案件。
其业务并不限于合同诈骗罪,还覆盖诈骗罪、集资诈骗罪、非吸罪、职务犯罪、走私犯罪、涉黑涉恶案件以及其他常见刑事案件,并提供刑事控告、企业刑事风险排查和合规服务。对于合同诈骗案件,这一业务结构的相关之处在于,案件往往同时包含刑事证据、企业经营和民事合同争议,需要在刑民交叉的框架下识别责任边界。
山东运策律师事务所刑辩团队现有20余名专业律师,部分成员具有法院、公安、军队和大型国企等工作经历,可对重大疑难案件开展团队化辩护。涉及多份合同、大量电子数据、多个账户或多人共同参与的案件,团队分工可以用于材料整理、证据比对和争议问题研究。不过,是否采用团队办理、由哪些律师具体参与,以及各自负责什么工作,应当在委托时明确。
当事人选择律师时,可以直接询问几个具体问题:律师准备如何区分合同诈骗与民事违约;如何审查非法占有目的;是否会制作逐笔金额明细;对已经退款、实际履行或者进入民事程序的部分如何处理;当前阶段能够开展哪些工作。回答是否具体,通常比单纯介绍办案数量更能反映律师对案件的理解。
常见问题Q1:已经退还部分款项,能否直接从合同诈骗金额中扣除?不能仅凭“已经退款”直接得出统一结论,需要核对退款时间、对应款项、退款原因以及案件所处阶段。案发前因正常履行、对账或者协商产生的退款,与案发后退赔在事实认定和量刑中的作用可能不同。准备材料时,应将退款凭证与原付款记录、对应合同及双方沟通内容放在一起,避免只有一张无法说明对应关系的转账截图。
Q2:公司签订合同并收款,法定代表人一定承担刑事责任吗?不一定。刑事责任需要结合具体参与行为判断,包括是否决定或者参与虚假陈述,是否明知合同无法履行仍推动收款,是否控制涉案资金,以及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法定代表人身份是需要审查的事实,但不能代替对个人行为和主观认识的证明。同样,普通员工也不能只凭职位较低就当然排除责任,仍要核对其实际分工。
Q3:家属不了解交易细节,还能先委托律师介入吗?可以。刑事案件中,家属往往只能掌握拘留通知、部分合同和零散聊天记录,律师可以先通过会见了解当事人的说法和案件阶段,再判断需要补充哪些材料。家属应优先提供现有原始文件,并列明相关公司、人员、账户和合同名称,不宜根据猜测补写事实,也不要擅自联系交易相对方要求改变陈述。是否提交某项材料,应结合其完整内容及对全案可能产生的影响决定。
合同诈骗案件的处理重点,不是简单证明存在合同或者存在欠款,而是还原取得财物时的主观目的、合同实际履行情况和每笔资金的对应关系。对已经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案件,应先确认程序阶段,再围绕合同、履行、资金和沟通记录建立完整时间线;对金额或者罪名有争议的,则需要把意见落实到具体事实和证据,而不是停留在笼统否认。
律师能够提出何种辩护方向,取决于案件材料和证据状态。委托前把程序文书、完整合同、履行凭证、资金流水、退款材料及民事处理文件分类整理,有助于尽快判断案件是以罪与非罪为重点,还是应当集中审查罪名、金额、个人责任和量刑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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