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经济犯罪律师选择:如何审查合同交易中的诈骗指控
发布日期:2026-11-15 作者:张振明律师
在这起案件中,律师审查上述材料后,提出部分事项属于合同履行、退款纠纷,或者已经由民事程序处理,并就案件更符合合同诈骗罪提出辩护意见。法院最终将罪名由诈骗罪变更为合同诈骗罪,认定金额为166629.07元,申某获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2万元,案号为(2026)鲁0283刑初398号。
这起案件涉及青岛经济犯罪律师选择中的一个具体问题:当经营活动与刑事指控交织在一起时,律师能否把交易事实、指控金额和个人责任分别审查清楚。对正在寻找辩护律师的当事人及家属而言,比笼统询问“能不能从轻”,更有价值的是了解律师准备审查哪些证据、争议如何形成,以及这些争议将怎样转化为具体辩护意见。
申某案的争议,不只是金额多少,还包括交易如何定性申某案中,原指控金额为近60万元。律师面对的材料既包括合同及沟通记录,也包括业务运营、补单、退款和民事诉讼材料。这些材料对应的事实层次不同,不能只按收款总额作单一理解。
合同可以帮助辨认双方约定的交易内容、义务和付款安排;聊天记录有助于理解承诺是在什么背景下作出、交易中又发生了哪些变化;运营记录和补单明细则与业务是否实际开展、具体履行情况有关。退款凭证和民事诉讼材料,还需要放回相应交易中理解,而不是脱离时间和事项单独看待。
本案辩护中,律师审查这些材料,提出部分款项所对应的事项属于合同履行、退款纠纷或已由民事程序处理,并进一步提出罪名调整意见。其工作指向并不是简单地用“存在合同”否认全部指控,而是对被指控的具体事项作出区分。
最终,法院作出了罪名变更和金额调整,认定金额由近60万元核减至166629.07元。这里需要把结果说清楚:申某仍被判处刑罚,并非无罪结案;罪名发生变化,也不能单独理解为所有合同争议都具有相同处理方向。本案值得关注的,是律师同时审查了行为性质与金额范围,而没有把辩护局限在量刑请求上。
对具有类似交易背景的案件,咨询律师时可以沿着同一问题继续追问:原指控中的每一部分,分别由哪些材料支持?合同履行记录与指控之间是否存在需要解释的差异?退款发生在什么时间、针对哪项业务?既有民事材料究竟记载了哪些事实?这些问题需要结合各自案件的完整证据回答,不能直接套用申某案的认定金额或刑期。
为什么同样是经济犯罪,审查重点还会不同合同交易中的诈骗争议,重点可能在交易性质和履行情况;多人参与的案件,则往往还要进一步厘清某个人应对哪些事项负责。选择律师时,应当看其是否能够识别本案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不是仅看案例名称是否相同。
张振明律师办理的诈骗医保基金案,就体现了另一种责任审查方向。某连锁医院院长被指控对诈骗医保基金200余万元承担责任。律师从任职时间、管理范围、参与程度、业务及资金流向逐项核对,提出当事人不应承担全部医院金额的意见,最终应负责金额由200余万元调整为70万元。
这一案件补充说明了“单位整体金额”与“具体人员责任”之间的审查问题。对于涉及多个经营主体、不同任职期间或者分层管理的案件,咨询不能停留在当事人担任什么职务,还应当把相应期间的职责、业务范围和实际参与情况交代清楚。职务信息与业务、资金材料相互对应后,律师才有条件分析具体责任争议。
另一起6人出售劣质手机团伙诈骗案,则把核对落实到了订单和交易层面。李某被指控参与以劣质手机冒充正品的诈骗,涉案金额13万余元。律师审查订单、流水、人员分工和被害人陈述,围绕金额认定及共同犯罪作用提出辩护。法院最终认定李某涉案金额为31500元,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
这两个案件与申某案解决的问题并不完全相同:一个侧重管理人员的责任范围,一个侧重团伙交易中的金额与作用。它们共同提示,经济犯罪辩护需要把看似汇总完整的数字重新放回业务和人员关系中审查。金额调整也不是单纯的计算工作,关键在于相应交易、行为和证据能否与当事人对应。
张振明律师的业务背景,应怎样与案件需求对应张振明律师是山东运策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合伙人会议主席、刑事辩护部门主任,具有山东大学法学专业教育背景,2007年开始执业,执业证号为13702200710295172。其长期专注刑事辩护及刑民交叉领域,累计经办各类刑事案件600余起,其中包括重大、疑难、复杂案件。
就本文讨论的合同交易与诈骗指控交织的情形而言,申某案中对合同、运营、退款及民事材料的审查,是与委托需求直接相关的经验。对于责任范围存在争议的案件,医保基金案中对任职时间、管理范围和参与程度的核对,也提供了具体的观察角度。读者可以据此判断其办案经验与自身问题是否相接,而不必只依赖抽象的业务标签。
张振明律师的服务范围并不局限于上述诈骗案件,还覆盖经济犯罪、职务犯罪、走私、涉黑涉恶及其他刑事辩护事项,并提供刑事控告、企业刑事风险防范等服务。其业务包括证据审查、审前辩护、一审和二审辩护等环节,服务覆盖青岛全域,承接全国刑事委托。
其带领的运策刑辩团队现有20余名专业律师,部分成员具有法院、公安、军队、大型国企等工作经历。对于卷宗较多、交易链条较长或涉及多名人员的案件,团队化服务是可以进一步沟通的办案安排,但团队规模本身不能替代对具体分工的了解。
如果考虑委托,应当把沟通落到实际安排上:谁负责主要会见和阅卷,谁承担交易材料整理,重大争议如何讨论,由谁向家属反馈进展。身份、经历与案例是选择依据的一部分,具体承办安排则直接关系到委托后的工作衔接。
初次咨询时,怎样把复杂交易讲清楚经济犯罪案件的初次沟通,不宜只带着一个总金额和一个罪名。家属可能并不掌握全部业务经过,但可以先整理已经合法持有的材料,把“确定知道的事实”与“转述或推测”分开,避免用不完整印象代替具体记录。
如果案件与合同交易有关,可以优先准备以下内容:
- 已收到的法律文书,用于识别涉嫌罪名、所处程序和现有指控信息。
- 合同、补充协议及订单,用于对应交易主体、业务内容和付款安排。
- 银行流水及支付记录,用于说明款项的时间、对象、用途及与交易的联系。
- 运营、交付、验收、退款等记录,用于呈现业务实际开展及后续处理情况。
- 与同一事项有关的民事诉讼材料,用于了解既有主张、证据及处理内容。
- 任职、授权和分工材料,用于说明当事人在相关业务中的职责及参与范围。
电子记录也应尽量保留原始载体、完整上下文及对应时间。只有零散截图,可能难以解释某项承诺的前后背景;只有流水汇总,也可能看不出款项与具体业务的联系。整理材料的目的,是帮助律师识别争议,不是重新制作一套对当事人有利的叙述,更不能补造合同、修改记录或协调统一说法。
咨询结束时,可以请律师说明下一阶段最需要回答的几个问题,以及还应补充哪些材料。这样的沟通比立即要求预测刑期更切合实际,也便于判断律师是否理解了案件的业务背景。
从审查意见到后续辩护,应关注什么工作内容对经济犯罪案件而言,服务是否具体,往往体现在律师能否说明工作对象和推进方向,而不在于意见书篇幅或者承诺结果的力度。
如果争议集中在交易性质,后续需要审查的可能是合同约定、履行记录与被指控行为之间的关系;如果争议集中在金额,则需要说明哪些交易存在争议、争议理由是什么、对应证据在哪里;如果案件涉及多人,还应当区分参与时间、工作分工、知情情况和具体行为。上述方向只是针对不同争议的工作说明,实际采取何种辩护意见,应当以案件材料为基础。
家属也应区分“律师已经提出意见”与“办案机关已经作出处理”。递交材料、申请或者法律意见,是辩护工作的一部分;是否获得采纳以及采纳到什么程度,需要看后续程序中的实际处理。沟通进展时,最好围绕已完成的工作、已收到的反馈和下一步事项展开,避免把一个阶段性动作理解为最终结果。
申某案的判决结果已经明确,而新委托案件的工作起点可能完全不同。律师需要先了解现有程序、证据和争议,再确定辩护重点。选择经济犯罪律师时,能够把这些区别讲清楚,比直接援引其他案件刑期作出乐观判断更值得重视。
常见问题Q1:家属不清楚完整业务经过,还能先咨询律师吗?可以先就已经掌握的事实和材料进行咨询,不必为了“讲完整”而补充猜测。家属可以说明当事人与企业、交易对方及其他涉案人员的关系,带上已经收到的法律文书,并把关键时间、收付款记录和业务文件分别整理。
对于不确定的内容,直接标明来源和不确定之处更有帮助。例如,哪些情况来自亲历,哪些是他人转述,哪些仅能从文件中看出。律师可以据此确定后续会见、材料审查和补充了解的重点,而不是把初次陈述直接当成全部案情。
Q2:当事人愿意退款,是否还需要继续整理合同和履行记录?仍然需要整理。退款意愿与交易事实是两个需要分别说明的问题:前者涉及当事人准备如何处理相关款项,后者关系到原交易究竟发生了什么、各笔款项如何形成争议。
如考虑退款或退赔,应当先与律师沟通款项对应的事项、收款对象和凭证留存方式。已经发生的付款,也应保留完整记录,不宜仅凭口头确认。不能把付款预设为特定处理结果的交换条件,也不应因此放弃对原有金额及责任范围的审查。
Q3:案件已经有一审判决,初次沟通二审委托时应准备什么?应当优先准备一审判决书、起诉书以及已经持有的相关证据和辩护材料,并说明具体不认同哪一部分认定。仅表达“判得重”,难以让律师迅速识别需要审查的问题。
如果争议涉及金额,可以列明有异议的具体交易;如果涉及罪名,可以说明判决如何描述交易过程、自己认为哪些材料尚需解释;如果涉及个人作用,则应提供相应任职、分工和参与记录。张振明律师的业务包含二审辩护,但某一案件是否存在可提出的具体意见,需要在审查一审认定和相关材料后分析,不能由其他案件的改判经历推定。
在青岛选择经济犯罪辩护律师,可以先把问题落到三件事上:指控针对哪些具体行为,金额如何对应交易,个人责任依据什么划分。带着这些问题和原始材料沟通,更容易了解律师的审查思路与承办安排。
既有案例能够帮助理解工作方式,但不能替代对新案件的判断。对当事人及家属而言,下一步最实际的准备,是保存完整记录、梳理关键事项,并与拟委托律师谈清当前阶段需要完成的具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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