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直播犯罪专业律师《直播带赌类犯罪-如何争取无罪和最轻的处罚》
发布日期:2026-06-01 作者:张洪强律师
济南律师张洪强,北京市京师(济南)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师,深耕直播犯罪、网赌犯罪,对直播平台、主播犯罪有深入研究总结,办理众多直播涉黄、涉赌案件,著作《直播带赌类犯罪-如何争取无罪和最轻的处罚》、《直播平台、网络主播为赌博网站引流案—辩护技巧指导》、《为赌博网站非法引流案件—辩护技巧指导》《直播平台涉黄案件无罪攻略》、《色情直播平台案件如何争取最轻处罚》等办案经验总结,对律师办理直播带赌类案件提供精准有效的办案指导。张洪强律师办理过众多直播带赌案件,帮助众多直播平台的老板、家族长、主播争取到无罪和最轻的处罚。
一、律师处理直播涉赌案件时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和思路:
①直播平台与主播责任切割的问题。
②直播平台涉赌是监管不力的违法违规还是与赌博网站勾结?直播平台与赌博平台或代理共谋勾结的证据如何取证?
③直播间中的砸金蛋、推箱子等竞猜游戏和链接是娱乐性游戏还是具有赌博性质?如何认定赌博类游戏?
④主播仅要求观众加球球或wei信,并未进一步转化为赌博网站会员的行为,是否涉罪?(例如主播让观众加了wei信后,交给另一帮人,另一帮人,再次添加wei信,发送赌博链接。)这种转两层甚至转三层引流的行为如何证明和定性。
二、直播涉赌案件从定性上争取无罪和罪轻的处罚。
第一步:争取将直播平台认定为监管不力的违规。
直播平台对主播的直播行为负有一定的监管义务,直播平台监管不力,监管部门可以依据相应的法律法规进行行政处罚,此种情况下,直播平台的运营者、管理者不构成犯罪。
张洪强律师多次说过,要想做直播平台,必须要在运营中建立规避赌博类犯罪的刑事合规体系,否则,极容易出事,张洪强律师作为专业研究直播类、博彩类网络黑产犯罪的律师,从各个角度总结了详细的风险规避策略。平台在日常运营中是否建立刑事合规体系,是否及时尽到上述注意义务、提醒义务和惩戒义务,关系到平台的刑事责任问题。
从直播平台规则上争取:
①该平台的用户服务协议,是否禁止赌博、提供赌博数据或透过任何方法诱使他人参与赌博的活动。
②主播的直播间,是否有系统提示,是否禁止传播违法违规信息的行为。
③平台是否有关键词屏蔽功能,是否有24小时巡查。
④发现涉赌主播是否采取警示、暂停发布、关闭账号等处置措施。
⑤是否建立黑名单管理制度,对纳入黑名单的互联网直播服务使用者禁止重新注册账号,并及时向所在地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报告。
第二步:争取将直播APP认定为直播平台而不是专门的赌博平台。
有些直播平台上存在涉赌的直播间,但这并不意味着直播平台就是专门的赌博平台,我们律师在办理案件时,要注意利用专业的知识和思维去争取。
很多直播平台为了吸引人气和流量会设置直播竞猜、随机抽奖以及红包派送、开箱子、砸金蛋等抽奖竞猜的活动,通过具有诱惑性的话术引诱观众在直播间充值和打赏、刷礼物等,以此来得到参与抽奖竞猜的资格,这样的行为往往和正常的吸引直播人气、流量等合法行为较难区分,我们律师要掌握流量推广促销行为与赌博的区分,以专业的知识和思维、经验,找到这些行为是流量推广促销行为或不正当竞争行为而非赌博行为的合理的理由。
要重点考虑以下两个方面:
①直播APP是否通过房间代理、主播、公会实现了虚拟币与人民币的兑换。在张洪强律师遇到的很多案件中,有些直播平台通过主播或利用其他交易平台进行兑换现金,难以认定兑换。
②上下分、兑换道具行为发生在平台或受主播实际控制的社交网络通信群组内还是根本不受主播控制。
第三步:争取最轻的罪名认定。
直播带赌案件经常出现罪名争议,我们律师在办理案件时,如果不能争取到无罪和撤案,就要考虑哪个罪名更轻,争取认定为更轻的罪名。
①直播带赌被认定为开设赌场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②直播带赌被认定为帮信罪和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犯罪,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③网络直播赌博过程中,还可能触及涉黄类犯罪和经济类犯罪。涉黄类犯罪一般包括但不限于组织淫秽表演罪与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
比如,一些平台通过利用美女主播直播时表演裸露、挑逗性言语等手段,进而吸引、引导粉丝进群,在粉丝群内赌博或发送赌博网站链接,开展网络赌博活动。
④主播在直播过程中进行竞猜活动,引导观众投注,观众充值金币或现金参与竞猜,主播或平台收取观众的投注后,平台关闭或主播消失,可能涉嫌诈骗罪。
直播涉赌案件罪名争议大,不同的法官、检察官、律师可能会有不同的观点和办案结果,同一类型的案件因办案人员不同经常出现罪名不一样、刑期不一样的情况。
例如:
①"某姬"直播平台涉赌案,该直播平台的主播先是被公安机关认为构成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后检察院将罪名变更为开设赌场罪,很多主播都被不起诉撤案。
②黄某通过某牙直播弹幕引导他人加球球群,在球球群中推广具有赌博内容的“樱某”APP下载链接,收取推广费,被认定构成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最终被不起诉撤案。
③网络主播周某,利用自身的网络主播身份,在直播过程中诱导粉丝注册赌博网站会员及参与网络赌博,从中抽取佣金,被判决构成开设赌场罪。
④王某成立传媒公司,招聘30余名主播,在足球直播过程中推广某博赌博网站,收取某博赌博网每月支付的各项费用。违法所得人民币371余万元。被定帮信罪,判决一年6个月有期徒刑,缓刑。
三、争取不起诉、无罪的“切断四个关联性”思路。
直播平台、网络主播涉赌案件中的证据,存在大量的电子证据,包括运营日志、ip地址、app代码、音视频、交易流水、打赏记录、点击率、聊天记录等。我们律师要想处理好此类案件,争取到无罪和罪轻的处罚结果,首先必须熟练掌握电子证据的相关专业知识,这也是此类案件与传统案件不一样的地方。
张洪强律师总结了处理此类案件的行之有效的四切断思路:
①切断嫌疑人与直播平台的关联性证据。
②切断嫌疑人与博彩平台的关联性证据。
③切断直播app与赌博平台的关联性证据。
④切断直播平台与带赌主播、公会的关联性证据。
具体如下:
1、切断嫌疑人与直播平台的关联性证据。
很多人被抓以后,声称自己与涉嫌引流的网站或APP没有任何关系,很多网站、APP由于网站相关备案信息都是虚假的,且服务器在境外,参与人具有一定的反侦察能力,留在网络上的痕迹都是虚假和伪装的,难以查清开发者、运营者。
在某起直播带赌案件中,警方原本无从下手破案,但最终在这款App内意外发现了一个客服社交软件账号,通过对该账号研判、分析、排查,找到直播软件运维团队的社交群。通过分析该社交群,一些主要成员的真实身份被找到了蛛丝马迹。
我们律师在办理此类案件中,要掌握网站、APP的追踪溯源的证据链问题,审查是否有证据证明谁是直播APP的开发者、经营者、管理者、股东等,是否有证据证明谁架构了这款软件,他是如何运维的。
①审查与域名、服务器、网站备案信息的关联性。
②审查与直播APP上客服球球的关联性。
是否是该客服球球的使用者、注册者,是否与该客服服务号有好友关系或聊天记录,扣押的手机、电脑上是否有该客服号的登录、使用记录,该客服号的登录ip信息是否产生关联。
③审查被扣押的电脑、手机上是否提取到直播平台的代码开发信息、网址登录信息、相关聊天信息等。
④对直播app代码的反编译后,是否发现与嫌疑人有关联的信息,如邮箱、电话等。目前部分网站、APP作者和团队已经具备溯源对抗意识并开始采用溯源对抗甚至伪造手段,对代码文件进行痕迹(如生成时间、时区、特殊字符串、语言、域名、团队代码特征、开发坏境等)消除、伪造或混淆处理,另外,大量使用加壳和代码加固方案,也提升了代码痕迹被提取分析的难度。
2、切断嫌疑人与博彩平台的关联性证据。
在很多案件中,直播平台的人或者网络主播都会否认自己和博彩平台存在关系,我们在办理案件时,要审查:
①是否有与博彩客服联系的聊天记录。
②嫌疑人的电脑、手机等电子设备中是否博彩网址的链接、镶嵌记录、登录记录。
③是否发现有博彩账户的代理账户信息,注意博彩相关代理账号的关联性。
④是否有证据直播平台或主播从博彩网站领取服务费、广告费、引流费、代理佣金等。
3、切断直播app与赌博平台的关联性证据,即是否有证据证明直播平台与博彩团伙存在合作关系。
首先,审查是否有证据证明直播平台存在带赌行为。
①直播平台的服务器数据是否取到,取得程序是否合法,从服务器数据中是否发现推广博彩的相关痕迹和电子数据。
②能否证明该涉案直播平台赌博网站赌博网站链接的板块分布情况,广告链接是否提取到。常见证据形式有网络提取笔录或者直播平台的截图照片。
③涉案直播间ID号信息、注册信息等是否查清。礼物贡献榜等情况的截图,聊天记录截图,wei信、支某宝账号信息截图、转账记录截图、交易明细等。
④主播的手机是否被扣押,是否从手机中发现直播APP显示账号详情,网络主播的收益总数、礼物贡献榜等情况、提现记录、打赏记录、点击数量等情况是否查清。
⑤是否能证明主播在直播时的背景、语言中有介绍赌博网站的情况。主播让观众添加的球球号、wei信群等聊天工具是否查清与博彩关联。常见证据有直播间的直播是否被录屏,wei信账号信息截图、聊天记录截图等。
⑥广告链接是否提取到,二次引流的球球号球球群的关联性。
其次,审查利益关系证据,切断资金流转、利益输送的证据链,即直播平台是否从博彩团伙处分的利益。
主要审查资金流转证据、虚拟币流转证据,是否能证明直播平台从博彩网站领取服务费、广告费、引流费、代理佣金等。我们在办案时要注意的是,很多赌博平台都是通过直播打赏等形式来完成非法利益的分配,网络直播打赏功能本身具有类似洗钱的功能,可以借助网络直播的打赏功能将不法财产以礼物的形式转化为“合法财产”。 面对主播的各种礼物记录和转账记录,公安机关很难查定其资金流水性质。
例如,在某起直播平台涉赌案件中,直播平台负责人及股东均拒不交代自己及他人的犯罪事实,导致无法认定犯罪,但后来警方发现直播平台的负责人田某多次为某一位主播的账号进行充值,最终通过出入境记录,确定该主播为博彩团伙的人,确定了直播平台与博彩团伙的关联性。
再次,审查直播平台与博彩团伙之间存在共谋的证据。
很多直播平台仅参与引流招揽赌徒参赌的其中一个环节,很少与赌博网站直接接触,要想证明直播平台与博彩人员存在合作或共谋难度很大。在很多直播带赌案件中,办案机关常用的方法是用口供和聊天记录来证明直播平台的人员与博彩团伙存在联系或共谋。
①口供是否承认存在联系或共谋,要审查口供是否有稳定性是否与其他证据吻合。
②直播平台的运营者是否与博彩团伙有聊天记录,直播平台的客服与博彩平台的客服之间是否有聊天记录。在一起直播平台涉赌案件中,侦查人员在直播平台客服的手机里,发现了与博彩平台客服的聊天记录。
4、切断直播平台与带赌主播、公会的关联性证据。
直播平台与涉赌主播、公会、家族长的责任切割问题是每一个直播平台都要考虑的问题。
主播一旦涉嫌犯罪,明知主播从事犯罪行为而为其提供直播平台的网络平台单位、主播自己所在的运营公司团队均有涉刑风险。
某饭直播平台案,涉赌主播被抓后,提供了与某饭平台客服的联系聊天记录,在聊天记录中,客服要求涉赌主播增加充值投入,提前解禁。办案机关据此认定,直播平台负责人对主播涉赌存在明知。
我们要注意:
①直播平台的运营规则是否禁止博彩赌博,通过平台的运营日志等研究平台在日常运营中是否建立刑事合规体系,直播平台对涉案直播间和主播是否有封号、罚款等处罚措施,是否及时尽到巡查注意义务、提醒义务和惩戒义务。
②直播平台是否“明知”主播存在涉赌行为,是否有证据证实。
主观上是否明知平台或旗下主播存在越界行为,进而在客观上为其越界行为提供平台技术服务及帮助,成为衡量其是否入罪的主要因素。在辩护中,辩护人应当重点审查平台是主观故意还是管理过失;是直接故意还是间接故意;是作为犯罪还是不作为犯罪。直播平台是否“明知”,一般可以从直播涉赌的持续时间、范围大小来判断。
③相关聊天记录的取证程序是否合法,一般使用的聊天软件是境外一些app,能否证明聊天账号的使用者身份,能否证明聊天内容与博彩有关。
④嫌疑人口供是否承认“明知”。
由于直播平台仅参与赌博网站招揽赌徒参赌的其中一个环节,很少与赌博网站直接接触,因此在面对侦查人员的讯问时,直播平台负责人及股东均如果拒不交代自己及他人的犯罪事实,会导致难以认定“明知”。我们律师在办案时要注意口供的稳定性、非法性、以及翻供时如何处理的问题。
四、降低获利金额。
我们在办案时要注意的是,很多赌博平台都是通过直播打赏等形式来完成非法利益的分配,网络直播打赏功能本身具有类似洗钱的功能,可以借助网络直播的打赏功能将不法财产以礼物的形式转化为“合法财产”。 网络主播的交易流水、打赏记录、点击率不清, 导致难以查清涉案金额,面对主播的各种礼物记录和转账记录,公安机关很难查定其资金流水性质。
我们律师在办理案件时要审查资金流转证据、虚拟币流转证据,是否能证明直播平台从博彩网站领取服务费、广告费、引流费、代理佣金等。要审查直播APP中是否有正规直播间,正规直播间的打赏收入要从违法所得中扣除,是否有证据证明打赏的钱都流入涉赌直播间,还是流入正规直播间。 涉赌主播的收入是在涉赌主播期间收到的打赏,还是在正常直播时收到的打赏。例如有些直播在直播大厅进行正常直播时也会收到很多打赏,对正常直播期间的收入,应该予以扣除。由于网红主播的直播收入非常可观,一旦以直播收入作为定罪依据,则很可能达到“情节严重”和“情节特别严重”。
网络犯罪案件的犯罪金额难以查清是我们在处理案件时特别要注意的,例如张洪强处理的四川某案件,检察院指控被告人获利三百余万,最终一审法院只认定了二十余万,还有王某等人案件,检察院指控1.9亿,最终法院只认定了1.2亿,李某等人案件,公安机关要求退赃2000余万,最终只认定了700余万。
无论是直播平台还是网络主播,要:
1.主动规避带有赌博性质的游戏,比如棋牌类游戏、竞技类彩票游戏等。
2.直播过程中切莫为赌博网站提供引流、兑现、组织赌局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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