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指控销赃洗钱，掩隐罪还有救吗？昭通李荣维律师：摘掉“主观明知”帽子，打开从轻之门

发布日期：2026-05-12 作者：李荣维律师

“我哥就是帮人转了几笔钱，怎么就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了？”“我爸收了些旧货，谁知道那是偷来的？”
“我只是帮亲戚存了笔钱，现在说我是洗钱共犯？”
在昭通李荣维律师的咨询室里，这些话他听过无数次。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俗称“销赃罪”。在很多家属的认知里，只有那些鬼鬼祟祟收赃物、明知是偷来的还往外卖的人，才会犯这个罪。可现实是，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正在被卷入这个罪名，而他们本人和家属，直到收到拘留通知书那天，还是懵的。
李荣维律师想告诉这些家属：掩隐罪，有一个必须摘掉的帽子。帽子摘了，案件走向就变了。
这顶帽子，叫“主观明知”。
第一步：搞清楚，法律怎么推定你“明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主观上要求当事人“明知”自己处置的是犯罪所得。
问题来了：什么算“明知”？
李荣维律师解释，司法实践中，“明知”包括两种：一种是“明确知道”，一种是“应当知道”。
“明确知道”好理解——上游犯罪分子亲口告诉你了，这钱是骗来的，这货是偷来的，你接着帮忙处理了。这种情况，没什么好争的。
但真正有辩护空间的，是“应当知道”。这是司法机关根据客观事实“推定”出来的明知。
怎么推定？主要看这些因素：

交易价格是否明显异常？市场价一万块的摩托车，你五百块就收了。这个价格本身，就是“应当知道”的信号。
交易方式是否反常？对方要求你把钱转到七八个不同的账户，或者要求你用现金交易、拒绝转账。这些反常操作，也会被拿来推定明知。
交易时间地点是否可疑？深更半夜，在没有监控的偏僻角落交货，这也算异常信号。
物品本身是否有问题？手机没有解锁密码、电动车没有钥匙、车牌被遮挡——这些都是可疑标志。

李荣维律师指出，推定明知是可以被推翻的。辩护的空间在于，用更扎实的客观事实，去推翻办案机关的推定逻辑。
你觉得是异常，在当事人那个生活背景下，可能根本算不上异常。
第二步：推翻推定明知，从这四个角度入手这是掩隐罪辩护最核心的战场。李荣维律师总结出了四个突破口。
第一个，价格异常，可以用市场行情来反驳。
收废品的人，回收旧家电、旧手机，价格本来就比新品低得多。你不能拿新品价格，来衡量旧货回收价。如果当事人的回收价格，在废品行业里属于正常行情，那“价格异常”就站不住脚。
第二个，交易方式，可以用职业习惯来解释。
很多行业天然就是现金交易。收废品的、修车的、摆地摊的，他们日常收了货、干了活，收的就是现金。不能因为他们用现金，就推定他们是故意的。
第三个，背景关系，可以用来证明“没有防备的必要”。
如果当事人和上游犯罪分子是亲戚、多年邻居、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对方说“我这里有批货便宜处理”，当事人信了。这种基于人际信任的交易，和陌生人之间鬼鬼祟祟的勾当，性质完全不同。
李荣维律师办过一个案子：当事人在菜市场收旧货，有个人拖了一车废铜线来卖，价格比平时低了两成。当事人问了句“哪来的”，对方说“工地剩下的废料”。当事人就收了。
后来查明，这车铜线是盗窃来的。办案机关认为，价格偏低，应当推定明知。
李荣维律师调取了当地废品回收市场的行情资料，证明在那一带，这个回收价完全在正常波动范围内。再加上交易发生在白天、在菜市场这种公开场所、对方还出示了身份证。这些客观事实，最终让检察机关放弃了“应当知道”的推定，作出了不起诉决定。
第四个，事后行为，证明“你知道真相后的态度”。
当事人知道物品是赃物之后，有没有主动报警？有没有配合追缴？有没有如实交代？这些事后表现，能反过来证明他事前是不是真的不知情。
第三步：罪名定性，也是减刑的另一条路掩隐罪和帮信罪，这两个罪名在实践中经常被混淆。但它们的刑期差距巨大。
李荣维律师提醒家属注意一个关键区别：
时间节点。

如果当事人的转账行为，发生在上游犯罪实施过程中，起到帮助支付结算的作用——这应当认定为帮信罪，最高三年。
如果转账行为发生在上游犯罪已经完成之后，钱已经在犯罪分子手里了，当事人再帮忙转走——这才构成掩隐罪，最高七年。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两罪区别的解读，帮信罪是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而提供帮助；掩隐罪则是明知是犯罪所得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两者在时间节点和行为性质上有本质区别。
他代理过一个案子：当事人被指控为诈骗团伙洗钱，定性为掩隐罪，量刑建议五年。但通过审查资金流水的时间戳发现，涉案资金转入当事人账户的时间，与诈骗行为实施时间高度同步。也就是说，当事人的转账，发生在诈骗过程中。
最终，罪名从掩隐罪变更为帮信罪，量刑从五年降至两年。
罪名定性的每一个字，背后都是当事人的自由，甚至是人生。
家属现在能做什么？李荣维律师建议，如果家人因掩隐罪涉案，家属立即做三件事：
第一，梳理交易背景。当事人是做什么工作的？平时怎么收东西、怎么卖东西？交易对象是谁？认识多久了？交易发生在哪里、什么时间？每一个生活细节，都可能是推翻推定的武器。
第二，保留客观证据。聊天记录、转账凭证、通话记录、同行交易价格参考——凡是能证明“交易正常”的东西，全部留存。
第三，尽快联系律师。掩隐罪的主观明知认定，在侦查初期就有定调的可能。律师越早介入，越有机会在批捕前向检察机关提交不批捕法律意见，把“凭什么说他知道”这个问题，尽早摆到台面上来。
写到最后李荣维律师见过太多掩隐罪的当事人，他们不是犯罪分子，只是普通人——收废品的、做二手生意的、帮亲戚办事的——在一个不经意的交易里，被卷进了刑事案件。
他们也想过辩解。但他们不知道怎么辩解，办案机关也没时间听他们慢慢说。于是，“应当知道”的帽子一扣，案子就往重了走。
他想跟这些当事人的家属说一句话：法律推定出来的“明知”，是可以被客观事实推翻的。那顶帽子，不是焊在头上的。
找到那个专业的人，用对专业的方法，帽子就能摘。
李荣维 | 昭通刑事辩护律师
专注刑事案件十余年，深耕“证据、定性、程序”三维辩护方法论。在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帮信、盗窃、诈骗、醉驾、毒品等常见刑事案件领域，积累了丰富的实务经验和成功案例。他相信，每一个被卷进刑案的普通人，都有权得到最专业的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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