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举报成为罗生门——论恶意中伤与正义误触的法律边界》

发布日期：2026-03-31 作者：常相坤律师

这是#鞠婧祎#的“#此身分明了#”时刻，也是公众舆论场的一次法治洗礼。三月末的上海，春寒料峭。当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稽查局在2026年3月31日晚间发布那份简短而有力的通报时，一场持续半年的税务举报风波骤然反转。通报寥寥数语，却重若千钧：“自2025年9月起，我局多次收到类似举报线索，经认真核查，未发现举报所反映的鞠某涉税问题”。
从2025年9月的首次举报，到2026年3月30日实名举报信登上热搜，再到官方24小时内迅速澄清——这场闹剧般的反复纠缠，恰似一面棱镜，折射出恶意举报与正当错告之间那条幽微而致命的法律红线。
一、举报的刀锋：公器与私器的分野
举报，本是现代法治社会赋予公民的监督利器。它像一柄悬在权力与资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既是对公平正义的捍卫，也是对违法违规的震慑。然而，当这柄剑被握在私人恩怨的手中，它便不再是公器，而沦为伤人的私器。
鞠婧祎事件的核心矛盾，在于举报的时机与动机。3月30日的实名举报，恰逢其主演剧集《月鳞绮纪》定档4月1日前夕。举报者声称手握“合同复印件、银行流水”等证据，言之凿凿；然而官方通报却揭示，这已是半年内“多次收到类似举报线索”的重复上演。这种“打地鼠”式的反复纠缠，已超出正当监督的范畴，显露出借公权力之名行私怨之实的端倪。
更值得玩味的是，举报者选择在剧集定档前夜引爆舆论，而非通过正规渠道静待调查结果。这种“舆论审判优先于行政调查”的操作，本质上是对公共资源的恶意占用，对当事人名誉的蓄意贬损。当举报成为商业竞争的工具、饭圈攻讦的武器，它便异化为法治社会的毒瘤。
二、错告的迷雾：真诚误解与法律宽容
然而，并非所有失实的举报都构成恶意。法律必须为“真诚的误解”保留空间——这便是错告与诬告的本质分野。
错告，是举报人在信息不对称、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基于合理怀疑向有权机关反映问题，最终因事实不符而被否定。其核心特征在于：主观上相信事实存在，客观上尽到了合理注意义务。错告者或许鲁莽，或许轻信，但其动机仍是维护公共利益，而非毁损特定个体。
鞠婧祎事件中，若举报者确有部分证据线索（如合同复印件），经合理推断形成偷税怀疑，即便最终查证不实，亦可能构成错告而非恶意举报。然而，半年内多次重复举报、明知官方已澄清仍持续纠缠、刻意选择关键时间节点引爆舆论——这些行为已远超“合理怀疑”的边界，构成对举报制度的系统性滥用。
法律对错告者通常持宽容态度。《税收违法行为检举管理办法》规定，税务机关对实名检举优先处理、限时答复，但并未要求举报人对事实绝对准确。这种制度设计，既鼓励公民参与监督，又保护举报人的合理试错空间。然而，宽容不等于纵容，保护不等于豁免——当错告演变为持续骚扰，其性质便发生质变。
三、恶意的深渊：诬告陷害的刑事红线
恶意虚假举报，是错告的黑暗镜像。它不以查明真相为目的，而以毁人名誉为手段；不依赖客观证据，而诉诸情绪煽动；不寻求法律救济，而追求舆论私刑。
我国《刑法》第243条明确规定：诬告陷害罪，是指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情节严重的行为。其核心构成要件包括：
主观故意：明知事实虚假，仍积极追求他人遭受不利后果；
捏造事实：无中生有或严重歪曲，而非基于合理怀疑的误认；
特定目的：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或遭受行政处罚；
情节严重：多次诬告、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社会影响。
山东温纳律师事务所郑晓倩律师指出：“鞠婧祎事件中，举报者半年内多次以“类似举报线索”纠缠，在官方已澄清的情况下仍持续举报，并刻意选择剧集定档前夜引爆舆论——这些行为已涉嫌诬告陷害的边缘。若进一步查实举报者明知证据虚假或故意伪造证据，则可能触发刑事追责。”
更值得警惕的是“网络诬告”的新型形态。在传统社会，诬告需通过正式渠道进入公权力视野；而在数字时代，一条微博、一段视频即可引发舆论海啸，形成“未审先判”的私刑场域。鞠婧祎事件中，举报者将举报信公之于众而非仅提交税务机关，正是利用网络舆论的放大效应，以“实名举报”的正义姿态行“舆论审判”的私刑之实。
四、法律的边界：在保护监督与惩治滥用之间
鞠婧祎事件的快速澄清，展现了税务机关的高效与透明。然而，官方通报的终点，不应是法律追责的起点吗？
从民事角度，鞠婧祎可依据《民法典》第1024条、第1165条，就名誉权侵权主张停止侵害、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及赔偿损失。举报者将未经核实的指控公之于众，造成社会评价降低，已构成诽谤性侵权。
从行政角度，若举报者存在伪造证据、虚假陈述等行为，税务机关可依据《税收违法行为检举管理办法》第35条，对捏造事实、诬告陷害的举报人进行批评教育、记入信用档案，甚至移送公安机关。
从刑事角度，若举报行为符合诬告陷害罪的构成要件，则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不仅是对受害人的救济，更是对举报制度公信力的捍卫——当举报成为随意投掷的炸弹，真正的违法线索将被淹没在虚假信息的噪音中。
五、媒体的担当：权威信源与舆论定音
此次事件中，新华网、人民网、央视网等中央级媒体的同步转发，具有超越个案的标志性意义。这不仅是对鞠婧祎个人清白的背书，更是对“官方通报优先于网络传言”这一信息伦理的重申。
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自媒体时代，专业媒体的权威信源功能愈发珍贵。当税务机关的通报经由中央级媒体扩散，它实际上完成了一次公共舆论的“消毒”——以国家信用为背书，以程序正义为准绳，将被谣言污染的信息环境重置为法治讨论的理性空间。
这种“权威信源+专业媒体”的澄清模式，应当成为应对类似公共事件的标配。它提醒我们：在真相未明之前，谨慎是比激情更珍贵的品质；在官方发声之后，信从是比质疑更负责任的态度。
结语：举报的伦理与法治的温度
鞠婧祎的税务风波终将平息，但它留下的叩问将持续回荡：我们如何保护举报制度的正义性，又不使其沦为私怨的工具？
答案或许在于举报的伦理重建：
动机上，举报应出于公共利益，而非个人恩怨；
手段上，举报应依赖客观证据，而非情绪煽动；
程序上，举报应尊重行政调查，而非越俎代庖；
后果上，举报者应承担虚假陈述的法律责任，而非“零成本造谣”。
正如鞠婧祎在回应中所言：“已留存相关证据，必要时将采取法律手段”——这不是对监督权的抗拒，而是对恶意中伤的正当防卫。
在法治的殿堂里，举报是公民的权利，但权利的行使从来不是无代价的。当我们举起举报的刀锋，必须同时准备好承担误判的风险、滥用的责任、以及真相大白后的道德审视。
毕竟，正义不仅需要实现，还需要以不被滥用的方式实现。这是鞠婧祎事件留给我们最深刻的启示，也是每一个公民在行使监督权时应当铭记的法治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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